最帥的自然學家大衛愛登堡（90歲英國國寶大衛）

2023-05-18 08:10:52

近日，知名電視編輯大衛·愛登堡爵士迎來了他的90歲生日。他曾不畏艱險，去過南極、北極，甚至在深海中進行拍攝。他的作品讓人類進一步了解了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圖片來源：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圖片）

【歐洲時報申忻編譯報導】90歲的BBC電視人和自然學家大衛·愛登堡（David Attenborough）爵士是公認的英國國寶，是「最具影響力的100個英國人」之一。他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一直參與自然與動物的節目製作，眾多作品聞名於世。

本文作者、與他長期合作的阿拉斯泰爾·福瑟吉爾（Alastair Fothergill）講述了大衛對自然不懈的探索。

在拍攝《冰凍星球》的時候，年過8旬的大衛挑戰9301英尺海拔和極寒天氣，依舊出現在了電視機前。

不畏艱險 磨礪造就優秀紀錄片

我承認，第一次和大衛在曠野拍攝的時候還是挺緊張的。並不只是因為他是我少年時期的偶像，而是因為較於他豐富的經驗，我顯得如此渺小。那次應該是我們第一次直接合作，然而我卻要安排他做一些與眾不同事。我的腦海中萌生了一個瘋狂的想法，我計劃讓大衛和水下生物「親密對話」，這意味著，他將被電鰻環繞。事實上，自從大衛和大猩猩那次眾所周知的相遇之後，這樣的危險的片段便成為他自然歷史紀錄片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我的計劃卻出現了兩個基礎性問題。第一，大衛需要在潛水的時候嘗試一種他從未嘗試的全新頭盔。第二，電鰻在獵食的時候會產生電流。我並不確保薄薄的橡膠潛水服會對電流有阻擋作用。

電鰻生活在亞馬遜渾濁的水中，因此我們來到一個小城的河邊，那裡是巴西熱帶雨林的中心。當時是1988年，是拍攝大衛第三個代表作《生命之源》（The Trials of Life）的前期。他拍攝的第一部成名作是《生命的進化》（Life on Earth），講述生命是如何進化的。我從上大學之前就開始看這些紀錄片，我早就下決心做一個野生動植物的電影製片人。我從未見過這麼多各式各樣的生物，是這些生物的存在促成了一部部精彩的紀錄片。大自然最精彩的部分是進化論，我是何其有幸，受僱執導第三部有關生命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重點關注於動物的行為。

於是，大衛和團隊其他人開始向亞馬遜流域進發了。我知道，當時，大衛很懷疑那頂潛水頭盔的作用。但是作為一個經驗老道的導演，大衛總是對新導演很有耐心。而此次拍攝是我人生頭一次，我想他的耐心一定快被我消磨殆盡了。在拍攝時，對於製片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讓主持人在水下說話。通常，一般的水肺都需要佩戴呼吸器或調整器，穿戴者需要把呼吸器含在嘴裡。但是，我們聽說在北海石油鑽塔中工作的人們佩戴了一種頭盔，這種設備無需調整器。我們管這個叫泡泡頭盔，因為帶上這個頭盔看起來有點像把一個圓金魚缸倒扣在了頭上。

在大衛真正潛入電鰻生活的水域中時，我認為最好讓他先在我們的酒店遊泳池裡練習一下。於是，大衛耐心地坐下，帶上泡泡頭盔，並把頭盔擰在鐵領上，最後和潛水服安裝好。大衛問我，這個鐵領碰到電鰻的電擊，難道不會導電嗎？我告訴他不要擔心，便推大衛下了水。

但是立刻，大衛就掙扎出了水面。因為剛一下水，頭盔便進了一半水，這讓大衛呼吸困難。我們趕緊把頭盔擰開，接著，我們讓他再試一次。「你呼吸的時候方法不當。」我說道。於是，大衛又勇敢地潛入水中，然而這次頭盔中跑出來的空氣噴濺除了更多的水花。我認為這是大衛的問題，頭盔本身沒有任何毛病，於是我決定下水，給他演示如何操作。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時水立刻漫入頭盔中，我差點被淹死，他看後，臉上掛著滿意的溫和笑容。「這個頭盔一定有問題，我覺得我能修好它。」我說道，「你先去酒吧，一會兒吃飯見。」

凌晨2點的時候，大衛探進我的房門，看看我修的怎麼樣了。我當時正在用衛星電話，操著一口蹩腳的法語和北海石油鑽塔的頭盔設計師交談著。上百個小零件從頭盔上拆解下來，攤在地上的一條床單上。而最後，我不得不放棄。大衛也沒能有機會和電鰻共舞。

在巴西出了這次狀況之後，我下定最後決心，再試著調整一次頭盔。在水下，海豚通常靠敲擊聲和其他聲音交流。大衛和我決定，把海豚納入動物交流的紀錄片中。在巴哈馬群島，我們和一位海洋生物學家共同合作。海豚是一種好奇心強的動物，我們希望通過較大的敲擊聲，拍攝出很多海豚圍繞大衛遊泳的畫面。這次，這個頭盔終於奏效了，我們終於拍攝出了一組珍惜的畫面，20來只海豚興奮地圍著大衛遊泳。但是，如果你不移動，海豚就會立刻失去興趣，但是在那個頭盔的重壓下，大衛並不是那麼靈活。所以，接下來的幾日，我們便採取了一般的水肺裝置。這樣，大衛可以自如的和海豚遊泳嬉戲，差不多拍完的的時候，大衛遊出了水面，摘下他的潛水設備，談論起他剛剛拍攝的這組畫面。一切看起來進展的相當順利。但是有一天，當海豚正圍著大衛遊泳時，他正要開口說話，一個奇怪的海浪把他捲走了，大衛離開了設定的潛水區域，而是被衝到了船的後面。接著，似乎全部的重量都朝他的頭部襲來，然後我看到水中儘是鮮紅的血液，此時，大衛已經暈了過去。我立刻潛入水中，把他拉出了水面。幾分鐘後，他清醒了過來。

1958年1月4日，查爾斯王子和安妮公主見到了自然學家大衛·愛登堡。大衛向兩位介紹了鳳頭鸚鵡，該畫面出現在他的節目《Zoo Quest》中。

不忘初心 為夢想放棄升職機會

1990年，我們結束了《生命之源》的拍攝。我得到一個機會，可以製作自己的系列作品。於是，《冰雪的童話》（Life in the Freezer）便是第一個有關南極洲自然歷史的紀錄片。我知道大衛對我的計劃至關重要。很多南極洲的野生動物並不怕人，所以這無疑給拍攝提供了大量機會。另外，我們認為觀眾也會對這次南極之行的挑戰十分欣喜，攝製組在極寒的天氣裡拍攝，強勁的風呼嘯著，放眼望去全是白茫茫的一片。而此次南極之行也是大衛最後一次拍攝紀錄片。

在《冰雪的童話》之前，所有大衛拍攝的紀錄片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另外，最初腳本也是由他創作的。大自然深不可測，只有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製片人才能規劃好清晰的敘述方式。大衛獨一無二的技巧在於他的寫作。他總是能把故事描述得動人心魄，從而感染所有的觀眾。但是這次要拍攝的故事不是他的想法，我不確定能安排得和之前一樣好，尤其是這次的腳本是我們團隊共同創作出來的。其實，我本不必擔心，因為南極大陸本身的誘惑就已經夠多的了。

也許，我和大衛合作最愉快的一次便是這次的南極之行了。我們先去了南喬治亞島，這是一個亞南極島嶼，距福克蘭群島東部1000英裡，我們上了一艘鐵質的遊艇，遊艇的主人是傑爾姆（J閞鬽e）和薩莉·蓬塞（Sally Poncet）。南喬治亞島實在是太美了，就像一座冰山迷失在南大洋一般。人們只能通過坐船到達那裡，島上生存著很多野生動物。我計劃自己一個人先去島上觀察幾周。但是就當我準備往南飛的當日，BBC任命我為布裡斯託自然歷史部門的負責人。那時我已經32歲了，但是我不想放棄真正的叢林生活，而在BBC的管理部門做著有關規劃叢林拍攝的工作。至今，我仍舊清晰地記得，我坐在遊艇的尾部，當時遊艇已經行駛到福克蘭群島和南喬治亞島中間的位置，一隻信天翁突然闖進我的視野，把我驚醒，當時，我想為什麼要放棄現在的生活，把自己綁到辦公桌邊呢？

當大衛抵達時，他立刻知道我為什麼煩憂了。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時，他也同樣放棄了一個BBC高管的職位。那天下午，我們一起漫步在南喬治亞島上的一個偏遠的山坡上，一邊聊，一邊享受著一些雛仔信天翁的陪伴，他們正在一堆雜草中築巢。大衛總是這樣，他不斷勸慰著我，讓我意識到在這個問題上，個人的犧牲是值得的。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我能有機會和最棒的、最友善的電影製片人再工作5年是何等的幸運。

接下來的5個星期裡，因為有大量壯觀景象和豐富且親人的野生物，拍攝變得相當順利。在結束了整天的拍攝後，每晚我們都能回到溫暖的遊艇裡。傑爾姆是個很棒的主人，做得一手好菜。他到達那裡後第一件事就是獵捕了一匹馴鹿。獵捕方法是挪威獵鯨人教他的，雖然這些獵鯨人現在成了無惡不赦的人。通常，我們晚上吃的都是馴鹿排和生草的根莖。船艙裡儲存了大量的智力紅酒，我們可以邊喝邊聊到深夜，傑爾姆和大衛總是溫和地爭論著誰經歷的故事更加勇猛一些。

南極之行中我們拍攝到最振奮人心的鏡頭是在南喬治亞北部沿海聖安德魯斯海灣捕捉到的。這裡棲息著20萬隻帝企鵝，他們被一個山峰包圍著，住在山峰中間圓形平緩地帶裡。

和它們居住在一同海域的還有6千隻海象，這些海象並排躺在岸邊，形成一道堅固的鯨脂線。一個個重達4噸重的雄性海象精力旺盛地守護著自己的妻妾們，防禦著其他的雄海象，然而像這樣的殘酷的戰爭每天都會發生。我們這次的拍攝計劃是讓大衛詳細刻畫一頭體型最大的海象的行為。這可算是一件苦差事，尤其是當你涉足於一隻生氣的海象和他競爭者之間的鬥爭時，他們一定會更願意追逐你。後來，傑爾姆想了一個辦法。他給了大衛一把掃帚，並認為這樣一個脆弱的武器足以保護電視機這位最知名的自然學家。

或許換做是別的電視主持人，他們一定會把拍攝重點轉移到介紹這種情況的危險性上，但是回看大衛的紀錄片就會發現，他很少用第一人稱。他一直堅定地認為動物們才是電視上的焦點，而不是他。所以他總是能鎮定地用攝像機拍攝出一個個完美的鏡頭，比如，一頭雄性海獅用力撐起全身，憤怒地咆哮著。

在最後的一分鐘裡，海獅以超高速襲擊，大衛差一點就被這4噸重的胖肉砸爛了。所幸的是，他和掃帚都倖免於難。

1992年，為製作大衛·愛登堡的蠟像，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的工作人員對他的眼睛進行比量。

能主持也能配音 旁白升華整部劇作

1998年，我說服BBC負責人，讓他們拍攝一部關於海洋的紀錄片。我並不確信他們被說服了，他們並不認為在BBC一套的黃金時段播出一部8小時有關魚類介紹的紀錄片是個不錯的安排。其實，我和他們一樣擔心，因為這將是沒有大衛當主持人的首個標誌性自然歷史紀錄片。與其聯繫其他主持人，不如請大衛當整部紀錄片的旁白。他同意了，但是直到播出前的最後一分鐘，BBC所有人都不相信沒大衛出鏡的紀錄片能成功。所幸，《藍色星球》（Blue Planet）獲得了全球性的成功，雖然觀眾只能聽見大衛的聲音，但是觀眾依舊認為這部紀錄片屬於「愛登堡」系列。

觀眾十分熟悉大衛的聲音，這讓原本艱難生澀的旁白變得恰到好處。每次他來布裡斯託錄製前幾周，我們都會提前把腳本寄給他。這讓他有充分的時間來對旁白經行潤色加工，再讓他以自己的方式念出來。令我吃驚的是，大衛不到兩個小時便可以錄製好長達一小時的紀錄片。大衛在念旁白的時候沒人打斷。透過錄音棚的玻璃往裡望去，你會看到他注意力高度集中，雙眼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畫面，隨著紀錄片內容的跌宕起伏，他的雙手會隨之擺動。他就像一位偉大的演員，他的存在提升了整部劇作。

飛往南極 挑戰9301英尺海拔

2006年，當《藍色星球》拍攝完結的時候，我又想去極地地區了。於是，接下來又創作了《冰凍星球》（Frozen Planet），這部紀錄片對南極和北極地區的自然歷史進行了對比。製片人凡妮莎·波洛維茲（Vanessa Berlowitz）和我都認為是時候讓大衛回歸屏幕了。我們知道很多人搞不清南北極的區別，所以在第一集中我們決定來一場從北極到南極的旅行，而大衛來擔當我們嚮導，同時兼任拍攝。其實，像這樣的挑戰，很少有84歲的老人能痛快答應的。

就兩極而言，到達南極更簡單一些。南極洲是個冰雪大陸，美國在此一直設有基地。即便是到了夏天，特質的飛機也不會載滿乘客，而是為了迎接冬天做準備，為這裡儲備上足夠的燃料。所以我們計劃蹭坐這班飛機到達南極。但是，就當我和大衛剛剛到紐西蘭準備搭乘飛機抵達南極洲邊緣地帶時，便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主要原因是南極實在是太寒冷了，且海拔有9301英尺（約2835米）。美國人擔心大衛快速的進入這麼高海拔的地區無法適應。說實話，我也不確定一個84歲老人能付應付得來南北極的環境。當時，我設法說服一個紐西蘭醫生為大衛提供體檢。一個多小時後，我們手中拿著證明離開了，這份證明上顯示，大衛是地球上身體最健康的80來歲的老人。

終於，這幫美國人安心了，很快，我們飛往了南極。鬱悶的是，當我們抵達之後，天公並不作美。沒辦法，我們只能選擇夜宿美國基地，基地的負責人給我們提供了住宿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7點，基地又給我們安排了早飯，但是奇怪的是，大衛並沒有出現。我去敲他房門，房內無人應聲。當下，我立刻擔心，也許美國人開始的擔心是對的。自從上次的海豚事件後，我總是怕最後我的簡歷中加上「害死大衛·愛登堡的人」這麼一項。之後我不停地敲門，大衛終於醒了。

在接下來的兩小時裡，我們在低於50℃的環境下工作著，大衛、凡妮莎和我一起努力，以陸地和空中兩中視角，拍攝了不少完美的鏡頭。

飛往北極 迎戰暴風雪挑戰極寒天氣

而拍攝北極的時候面臨更大的挑戰。北極的中心是一片冰凍的海洋，在這片流動的冰凍海洋上建一個基地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年從3月底的幾周內，當太陽第一次升起在北極時，會有一隊勇於冒險的俄羅斯人便會乘坐大型飛機來到這裡。飛機並不降落，他們會用降落傘，先往冰面拋下一個牽引機和一些燃料儲存包。接著，跳傘人員降落，並根據牽引機定位為小型飛機打造一個較為平坦的滑行道，以便飛機降落，俄羅斯人要利用它建造一個小型的帳篷營地，這個營地大約距離北極點90英裡。最後，兩架俄羅斯直升飛機會停在冰面上待命。但是一切進展的都會十分匆忙，因為到了4月底，冰面開始融化的時候，這裡便不再安全了。但是在最開始寶貴的幾周裡，整個操作將由科技支撐，是項高端的旅遊項目。

我們在這裡的前幾天因為惡劣的狂風天氣，我們一直住在俄羅斯帳篷裡，無法拍攝。暴風雪實在是太猛烈了，人站在外面甚至無法蹣跚前行。然而第五天早晨，飛機就會來接我們，到了第四天上午，情況依然不樂觀，我們越來越擔心，這次的北極之行一無所獲。不過，由於當時北極正處於漫長的極晝，太陽不會落下，所以我們還有24小時的拍攝時間，好在第四天晚上11點時，天氣終於放晴了。其中一架直升機帶我們飛了90英裡，最終抵達北極點。凡妮莎和我一直在擔心這平凡的景觀不值得讓大衛千裡迢迢來到北極拍攝紀錄片，現在終於放下心來。我們其實不用擔心的。在北極拍攝時，我們並未看到太陽的日出和日落。太陽只是在同一水平線圍繞著你旋轉而已。在4月初，我們到達那裡時，北極發生了神奇的變化，因為強風，這裡的冰面被吹成了各種美麗的形狀。於是，我們連續拍攝了6個小時，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處在極寒的天氣狀況裡。大衛幹的出色極了，後來我們一起回到了俄羅斯帳篷裡吃早餐。幾小時後，飛機如期抵達，把我們帶回南部。在飛機上，當我們低頭看冰面的營地時，卻在冰面上看到了一條小裂縫，這條裂縫就在帳篷下，後來，變得越來越大。不久後，我們得知，裂縫在帳篷下面正中間裂開，俄羅斯團隊當時拼命想保住他們的帳篷、供給，確保客人的安危，讓他們不至於掉入冰冷的海水中。如今想來，我們的時間正合適。

在每次拍攝結束後，大衛都會給團隊中每個人一本書，這本書記錄著拍攝紀錄片時的花絮。在書的封面，他會認真寫上感言，其中有一句話我至今特別珍惜：「獻給阿拉斯泰爾，當我差點被淹死、累死、電死、凍死時，卻奇蹟般活了過來。這些都能見證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滿心感恩的大衛。」

現在回想起來，對待曾經的失敗我無比感激。我仍舊清晰地記得我們有次在一個偏遠的地方盤坐在火爐旁的談話。大衛給我講述，他50年來，或是說，開始做電視以來，內心對「綠色」一詞產生了多麼大的變化。開始的時候，綠色意味著缺乏經驗且無知，然而今天，綠色總是和環境聯繫到一起。我不禁總是想，是大衛的工作讓綠色賦予了真正的意義。很難想像，還有能在了解自然地球之美做出更多貢獻，還有誰能如此喚醒人們內心深處對保護地球的概念。

（《歐洲時報》英國版與《英國電訊報》聯合專版 原文作者：Alastair Fothergill 譯者：申忻）

（編輯：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