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文學短評500字（楊理論卌年歌未絕）

2023-05-01 21:46:54

編者按：原文刊載於《杜甫研究學刊》2021年第3期，總第149期。

楊理論，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5年8月，筆者到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訪學。第一次走入中國文學研究室，門口期刊陳列欄裡，《杜甫研究學刊》（以下簡稱《學刊》）當年第2期一下映入筆者眼帘，異國他鄉見《學刊》，親切之感撲面而來，便拿起翻閱起來。淺見洋二教授看出了筆者心思，告訴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阪大學就已訂閱了《學刊》。後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東北大學、早稻田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等諸多大學都訂閱了《學刊》，而且不少是從《草堂》創刊便持續訂閱。這誠然與日本五山以來形成的讀杜研杜傳統有關，故日本當代仍有諸多治杜學者傳薪續火；亦與《學刊》創刊伊始的宏闊國際視野密切相關。

1980年4月，依託於杜甫草堂的成都杜甫研究學會成立（後更名四川省杜甫學會），首任會長繆鉞先生在《成都杜甫研究學會成立大會開幕詞》中，展望未來的杜甫研究，高瞻遠矚，提出了融通中外的學術方向：「通過中外文化交流，將杜甫詩歌這份寶貴的文學遺產，介紹於全世界，豐富世界文化寶庫，增強我們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立大會上，還決定籌辦會刊《草堂》，作為杜甫研究的專門刊物。耐人尋味的是，成立大會前後，兩位日本著名漢學家分別率團到草堂謁聖。成立大會前一年的1979年4月，日本精研杜詩的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率日本學者訪華團造訪草堂，受到了以繆鉞先生為首的中國學者的熱情接待，二人賦詩唱酬，成為草堂佳話。歸國後的1982年2月，吉川先生即完成了他三十多年研讀杜詩的代表作《杜甫私記》。此書甫一出版，吉川先生4月即遽歸道山，令人悲傷不已，其時草堂發去唁電，以表哀悼。成立大會四個月後的1980年8月，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訪華團又造訪草堂，團長為日本著名漢學家松浦友久教授。學會杜詩專家劉開揚、鍾樹梁、王仲鏞及草堂工作人員參與了與訪華團的學術座談，成就了草堂的又一段佳話。座談中，松浦教授特別「盼望學會擬辦的刊物《草堂》儘早創刊，發行到日本去」。歸國後，松浦教授還寫了專文連同所攝座談會照片發表在日本的《朝日新聞》上。這是成都杜甫研究學會和《草堂》第一次亮相於國際舞臺。次年1月，《草堂》推出創刊號，即揭載了早稻田大學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訪華團到訪草堂的報導。4月20日至24日，成都杜甫研究學會首屆年會召開，加拿大籍華裔學者、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教授葉嘉瑩遠涉重洋，專程與會。1982年4月22日至26日，成都杜甫研究學會第二屆年會，葉嘉瑩教授再度與會，日本學者大平桂一亦專程與會。此後歷屆年會，國外學者參會身影越來越多，不再贅舉。

以上種種，可見學會成立之初，就有著兼容諸家、並包海外的學術情懷；作為會刊的《草堂》，自然具備與生俱來的海納百川的國際學術視域。本文擬以《草堂》創刊號至《學刊》2020年第4期共40年凡146期所揭載的域外杜詩學相關之論文為中心，評析《學刊》的國際學術視野和引領國際杜詩學研究的學術意義。本文所界定的域外杜詩學相關的論文，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國外學者所撰寫的杜詩學相關論文；二是國內外學者所撰寫的域外杜詩學相關論文。二者合計84篇。以年數量論，《學刊》創刊四十周年，平均每年的域外杜詩學文章兩篇有奇。以論文所涉域外國別或論文作者國籍看，所涉國別有日本、韓國、越南、蘇聯（俄羅斯）、法國、美國、英國、紐西蘭、奧地利、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哈薩克斯坦等，國別覆蓋甚為廣泛。以涉及研究主題內容來看，大致包含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杜詩的域外流傳、闡釋與接受研究；其二，域外學者的杜甫、杜詩研究；其三，杜詩譯介研究。以下按主題分而述之。

杜詩的域外流傳、闡釋與接受，《學刊》40年發文共27篇。其中，1981-1999年發文11篇，2000-2020年發文16篇。研究涉及的國家主要是日本和韓國。大致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杜詩相關域外文獻研究，此類文章凡9篇。

日本方面，詹杭倫較早地留意到了日本刊刻的杜詩文獻，他在《學刊》有兩篇此類文章：一是《和刻本〈杜律詩話〉敘論》，二是《〈杜詩評鈔〉讀後記》。前文探討陳廷敬《杜律詩話》日本正德三年（1713）刻本，此書在中國刊成不久即傳到了日本，日本書商隨即予以翻刻，書前有日本江戶學者松岡恕庵《刻〈杜律詩話〉序》，松岡序指出了此書三大特點：著書體例「簡易明白，有資於幼學」；注杜態度「不依諸家而出於獨得」；研杜方法「證之以本集諸詩，參之以新、舊唐史」。詹氏圍繞三大特點，結合《杜律詩話》，進行了深入剖析。後文比較於日本明治時期求文堂刊刻署名沈德潛的《杜詩評鈔》與沈德潛《杜詩偶評》，指出二書非學界所云的同書異名，而是兩本書，《杜詩評鈔》當為託名沈德潛；該文還評析《杜詩評鈔》之選詩和評詩特點，並指出其杜詩學價值和不足。詹先生兩文，均發表於上世紀90年代，較早地關注到了域外刊行的杜詩典籍，開風氣之先。今斯人遠逝，餘風長存。此外，對日本所藏杜詩文獻孤本的研究，亦是一大熱點，《學刊》揭載的兩篇文章，都涉及到了僅存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的董養性《杜工部詩選注》。赫蘭國有文《董養性〈選注杜詩〉考》，此文結合董養性《選注杜工部詩敘》，旁及諸多文獻，對董養性的所處朝代和生平事跡進行了勾考，對《杜工部詩選注》歷代書目著錄的訛誤，也予以辨正。赫氏未對此書的杜詩學價值予以發掘，故孫微再度撰文《海外孤本：董養性〈杜工部詩選注〉考論》，指出此書以先分體再分類的獨特體例編排，對宋元杜詩舊注多有依傍，其注釋簡明淺近，有益初學，串解詩意時注重對杜甫性情氣質的闡發，亦時有迂腐的道學氣味。此外，鍾卓螢還有《日本江戶時代李杜合集考述》一文，通過江戶時代的貿易記錄、公私舊藏書目和出版記錄等三方面對李杜合集在此期的流播進行考述，分中國刊刻傳入和日本和刻兩個方面，對諸本李杜合集進行了儘可能詳細的敘錄。此文更將李杜合集的傳播熱潮與江戶文化宗尚結合起來，闡述了李杜合集之文化意義。鍾文視角，跳脫出海外研究由單獨杜詩文獻研究視域，轉變到了對杜詩類型典籍的研究。此文還特別提到了見於日本著錄而不見中國著錄的《李杜狐白》，並根據「日本所藏中文古籍資料庫」雲此書日本無藏本，實際上，此資料庫收錄日藏漢籍，並不完全，不能以此遽斷。

韓國方面，朝鮮首部個人批解杜詩之書——李植的《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是一熱點。左江《朝鮮李植〈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底本辨析》一文，判定李植所用之底本為朝鮮朝世宗於二十五年（1443）組織集賢殿諸學士編纂而成且流行頗廣的《纂注分類杜詩》，但刪繁就簡，去粗取精。左氏另一文《朝鮮李植〈杜詩批解〉的產生背景》亦關注李植批解，從慕華風、遵華制及其在朝鮮文壇表現、杜詩在朝鮮的流傳、李植自身學養及嗜好杜詩等方面，探析了批解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關注《杜詩批解》的，還有韓國學者閔庚三《朝鮮本〈杜詩澤風堂批解〉評介》。此文認為，李植批杜，詩學取向上重溫柔敦厚之詩教，批評取向上強調「諷刺」、善揭「奇隱」和重視「宛妙」。朝鮮朝廷下詔修撰的另一杜詩漢籍《杜律分韻》（正祖二十一年［1797］下詔，二十二年修成）亦有文章予以關注，袁成的《朝鮮摛文院編〈杜律分韻〉版本述略》考察了《杜律分韻》的成書過程，並對此書的戊午活印本、乙丑重印本、乙未嶺營重印本、庚戌完營新刊本等四次刊印的承續關係和各本特點予以歸結。

二是杜詩的域外闡釋研究，共10篇。

日本方面，《學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即發表了神田喜一郎的《杜甫在日本》，此文追溯到平安朝中期的大江維時《千載佳句》選錄杜詩，將日本杜詩接受之起點定在平安朝末期對杜詩本身予以重視的大江匡房，然後對各個時期的杜詩接受予以歷時梳理，特別對杜詩接受的兩大重要時期——五山文學時期和江戶時期——的杜詩接受予以細緻分析，對明治時期的杜詩接受亦有所介紹。李寅生有《略談杜甫詩在日本的流傳及日本學者杜詩研究主要方法》，從杜詩版本、杜詩研究、杜詩日文譯本、杜詩書目等幾個方面，梳理了作者知見的日本杜詩相關書目，並提煉了日本學者治杜具體深入、縱橫比較和闡釋細膩等優長。黃自鴻《江戶時代杜甫研究與接受——大典顯常的〈杜律發揮〉》對江戶時代日本漢學家大典禪師讀杜札記《杜律發揮》展開研究，該文分析了大典好批駁諸家之注、重解杜詩詩語和重杜詩編年等顯性特點，並雲此書「極有參考價值」，惜乎未對這一價值展開深入分析。此外，房銳《清末日本人遊記中的成都杜甫草堂》，視野別具一格，從清末竹添進一郎、山川早水、中野孤山等人的中國遊記中，展現出清末草堂之風貌，反映出日本文人對杜甫及草堂的認知。

韓國方面，鄺健行是國內關注《芝峰類說》的第一人。他的《韓國學者李睟光〈芝峰類說〉中解杜諸條舉隅析評》一文，舉出《芝峰類說》論杜典型材料13則予以解析，指出了李睟光評析杜注的特色。文章對李睟光評杜之優長和不足，有頗為中肯的分析和評價。鄺先生此文發表後，《芝峰類說》的國內研究開始逐漸增多，截止2020年，已有12篇論文發表，其中1篇碩士學位論文。王成《韓國詩家梁慶遇〈霽湖詩話〉解杜甫詩析評》關注的是韓國詩話中的論杜文獻，此文從詩體、韻律平仄、句法、批註等方面分析了梁慶遇的杜詩解讀，認為梁氏解讀雖有不足，但新見迭出。韓國學者趙仁熙《略論朝鮮王朝後期杜甫詩意圖創作類型與特質》一文，在杜詩接受之外另闢蹊徑，關注朝鮮王朝後期以杜詩入畫的詩意圖。朝鮮王朝後期以杜詩為題之畫作，內容集中於四季情趣和山水自然風光，亦有以杜詩所涉名人故事為畫題者，畫作與杜詩有切合亦有偏離。趙氏還進一步探析了杜甫詩意圖之畫作風格與中國畫之間的內在淵源。文章切入角度頗為新穎，分析頗為細緻深入。蘇岑《朝鮮文人對杜詩「詩史」說的看法》，梳理了朝鮮文人對杜詩「詩史」的多樣理解，但大多和中國趨於近似。其中，徐命膺從文學角度理解「詩史說」而提出「風韻」說；丁範祖對詩是否真能兼史，提出了質疑，頗為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李明濱有兩篇介紹蘇聯（俄羅斯）學者的杜詩研究相關文章，亦可歸入杜詩的域外闡釋：《杜甫的聲譽早已超越國界——杜詩在蘇聯的傳播和研究》《杜詩在俄羅斯》。前文主要介紹了俄羅斯漢學家謝列布亞科夫《杜甫評傳》、別仁《杜甫傳》兩部俄文杜甫傳記；後文主要介紹了研究杜甫和翻譯杜詩的俄國學者艾德琳、費德林等人，對俄國出版發表的中國詩集選錄杜詩和杜詩專選以及論杜文章，均有評介。

三是域外漢詩對杜詩之深層接受，有8篇。

日本方面，李良熔《杜甫和松尾芭蕉》一文，探討俳聖酷愛杜詩，俳句所受詩聖的影響：芭蕉俳句或借用杜詩語詞，或襲用杜詩意境，其俳句亦有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其散文亦有化用杜詩之痕跡。李寅生文《曾來餘亦詩成癖，昨夜分明夢杜翁——談談杜詩對日本漢詩的影響》，從杜詩意境、杜詩典故句式、杜詩內容和杜詩精神等四大方面，把握宏觀，分析微觀，論述杜詩對日本漢詩之影響。沈文凡《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戶以來漢詩受容文獻初緝》則立足文獻，從以杜詩為韻、以杜詩分韻、次韻杜詩、用杜詩韻、賦得杜詩、擬杜仿杜效杜以及集杜讀杜題杜等六方面，對江戶漢詩中涉杜文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歸類整理，甚便後續研究。

韓國方面，韓國學者李丙疇的《杜甫對朝鮮文學的影響》，從朝鮮王朝官修杜詩全譯本《杜詩諺解》的廣泛流行說起，探討了杜詩對朝鮮漢詩和散文的深層影響，指出杜詩影響甚至還深入到了朝鮮傳統歌曲和朝鮮韻文「時調」之中。韓國學者全英蘭的《杜詩對高麗、朝鮮文壇之影響》一文，從高麗、朝鮮杜詩刊行和高麗、朝鮮詩話評杜兩個方面考察了杜詩對高麗、朝鮮文壇的影響。王室倡導的杜集刊行對杜詩的傳播助力甚大，詩話論杜展示了彼邦文人對杜詩的深層接受。孟祥娟《千古廣域、至音遠澤——論杜甫對韓國漢詩的影響》則重點關注杜詩怎樣影響並推動了韓國的漢詩創作。該文從杜甫精神的垂範、尊崇與效法行為下的情感催化和名篇名句的次韻分韻創作等三大方面較為深入地分析了杜詩對韓國漢詩創作產生的深遠影響。個案研究方面，朝鮮著名漢詩人柳夢寅和李民宬受到關注。曹春茹《朝鮮柳夢寅〈燕京雜詩〉與杜甫〈秦州雜詩〉之比較——兼論柳夢寅對杜詩的接受與批評》，細讀柳夢寅次韻杜甫《秦州雜詩》的《燕京雜詩》，發現了二詩情感、典故運用的相似和題材、意象、色調、氛圍、用詞等之不同，並結合柳夢寅的杜詩接受，予以深入分析。陳志聖《朝鮮李民宬對杜詩的接受》認為李民宬提倡杜甫「以詩記史」的敘述方式，尤為讚賞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從中闡釋出「詩史並敘」的創作理論，其漢詩創作亦呈現出「沉鬱」「忠義」「揚儒」之風格特徵。

由上可見，杜詩的域外流傳、闡釋與接受的相關研究，《學刊》揭載論文頗豐。從作者構成看，涵蓋了老中青三代學者，有鄺健行、詹杭倫、李寅生、沈文凡、韓國學者全英蘭等前輩學者垂範於前，亦有左江、房銳、孫微等中青年骨幹，還有鍾卓螢、曹春茹、袁成、陳志聖等博碩士後勁。其中，鄺健行多年來一直關注韓國詩話文獻，有《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韓國詩話探珍錄》等專著。李寅生則長期致力於日本漢學研究，著作、譯作可謂等身，有著作《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中日古代帝王年號及大事對照表》《論宋元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響》《日本漢詩精品賞析》《中日曆代名詩選·東瀛篇》《中日曆代名詩選·中華篇》《日本天皇年號與中國古典文獻關係之研究》凡7種；譯作《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中國古典文化景致》《讀杜札記》《漢唐詩經學研究》《隱逸與文學》《中國離別詩形成論考》《白樂天的世界》等凡7種。沈文凡近年來也致力於日韓杜詩學之研究，有專著《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緝考》，並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唐宋韻文東亞接受文獻緝考與研究》。此外，韓國學者全英蘭有專著《韓國詩話中有關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左江有專著《李植〈杜詩批解〉研究》。以上諸位學者，或由杜甫域外研究而擴展到域外漢學之研究，或由域外漢學研究而關注到杜甫，均說明域外杜甫流傳、闡釋與接受研究，是杜甫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本部分以域外學者所撰論文為主，部分中國學者撰寫的或研究或評述域外學者杜甫研究的再研究，一併納入。《學刊》40年發文凡26篇，1981-1999年發文6篇，2000-2020年發文20篇。

域外學者撰寫的涉杜論文，以日本學者居多。確實，日本是中國之外杜甫研究的又一重鎮。日本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一輩學者，在《學刊》發文的有巖城秀夫和興膳宏。1989年，《學刊》揭載巖城秀夫《杜詩中為何無海棠之詠——唐宋間審美意識之變遷》一文，此文梳理了唐末以來一直爭論不斷之杜詩公案，認為海棠入詩最早在中唐，此後入詩漸多，宋代大受詩人重視，這是因為「詩人的眼光到中唐才專注於花之美」。2001年，《學刊》揭載了興膳宏的《略論〈歲寒堂詩話〉對杜甫與白居易詩歌的比較評論》一文，文章細緻梳理分析了張戒對李、杜、白居易、梅堯臣等的評價，特別是杜詩和白詩的評論，提煉了《歲寒堂詩話》的理論特質。

日本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學者之文，亦不斷見諸《學刊》。《杜甫全詩譯註》的編者之一下定雅弘之文《杜甫與白居易——兼論其創作技法》，從「善於各種詩體」「語彙位置靈活」「表現形象逼真」「口語的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使用」等方面細緻地分析了杜詩與白詩在形式和技法上的共同點。戶崎哲彥有文《杜甫與花卿——杜甫〈贈花卿〉〈戲作花卿歌〉解釋商榷》，此文細緻爬梳文獻，指出《戲作花卿歌》《贈花卿》表面讚美，實際上是對花卿進行奚落挖苦的諷刺詩。加藤國安有文《杜甫的「拗體七律」》，文章分析了杜甫湖南時期的拗體風格與夔州不同——在單純的悲嘆之外，最終產生出一種巨大的開闊感，並從韻律學的角度考察杜詩拗體七律之意義。

1987年，《草堂》發表了日本松原朗之文《論杜甫成都以後排律的抒情化》，這也是《學刊》揭載的最早一篇域外學者的學術論文。此文通過初盛唐諸家的排律創作數據對比，對杜甫排律創作進行了文學史定位，又通過杜甫各時期排律的創作走向之對比，揭示出成都以後杜詩排律之新變。杜甫排律一直是杜詩研究較為薄弱的環節，松原氏之前，有牟懷川、程千帆、張宏生、金啟華諸先生予以關注；松原氏之後，又有歐鳳威、趙靜、沈文凡、韓成武、張東豔、莫礪鋒等先生加以研究，杜詩排律漸受重視，還成為了博士論文之選題。可見，杜甫排律的研究熱潮，亦有日本學者的異域審視與深度參與。此後，松原朗在《學刊》持續發文，有《試論杜甫〈旅夜書懷〉詩的寫作時期》《論杜甫在蜀中前期的望鄉意識》《撫育杜甫成長的世界——繼祖母盧氏的氏族觀探微》等文，迄今為止，松原先生在《學刊》發表論文4篇，是發文最多的外國學者。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松原先生和草堂結緣很早，1980年8月，時年二十五歲、尚為早稻田大學學生的松原先生，就跟隨松浦友久教授所率早稻田大學訪華團造訪了草堂，從此便決定了他一生研究詩聖杜甫的主要學術旨趣。松原先生在《學刊》發表第一篇論文之時，時年三十二歲，今年逾六十，已成為日本杜詩研究界的著名學者，他和下定雅弘編的《杜甫全詩譯註》，在中日學界均產生了良好的迴響。完全可以這樣說，草堂的朝聖之行造就了日本杜甫研究的著名學者松原先生，《學刊》則見證助力了松原先生的學術成長。

《學刊》亦見證助力了佐藤浩一、長谷部剛、大橋賢一、加藤聰、紺野達也等日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治杜學者的學術成長。2002年，「紀念杜甫誕辰1290周年大會暨四川省杜甫學會第十二屆年會」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舉行，佐藤先生參會，筆者亦有幸躬逢盛典，與佐藤先生一見而定交。那次會上，他提交了《杜甫的「義姑」京兆杜氏——以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銘為中心》一文，此文揭載於《學刊》當年的第4期。此文以《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為中心，從音韻學和古文體的駢體要素等方面細緻解讀了杜甫墓志銘寫作中將「喪而不文」傳統轉為內化文飾，並分析了此墓志銘的佛教因素。讀罷此文，筆者被日本學者分析的細膩深刻所折服。後來，佐藤先生又在《學刊》發文《論〈杜詩詳註〉中的論世知人——關於浙東鄞縣文化磁場的考察》，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杜詩詳註》中的「崇德」「尚友」思想，並以《詳註》中所表現出來的「論世知人」闡釋仇氏向康熙進呈《詳註》的原因和意圖。此文仍然以文本的細緻分析、史料的嫻熟運用見長，佐藤先生已然成為了日本杜詩研究的中堅力量。中青年學者中，長谷部剛亦在《學刊》發表過兩篇文章，均與《錢注杜詩》相關，分別是《從「連章組詩」的視點看錢謙益對杜甫〈秋興八首〉的接受與展開》《簡論〈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幾個問題——附關於〈錢注杜詩〉和吳若本》。前文認為，錢謙益不僅在箋注中表現了自己的史論和詩論，而且還使之進一步融合達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從而產生了自己的七律連章組詩。後文通過對《錢注杜詩》中的「吳若本」的杜詩的文字異同、注文、杜詩的排列，指出錢謙益儘可能地保持吳若本的原貌，並且加入了自己的箋注，並辨析了錢謙益在處理吳若本時杜甫自注與他注的界限把控，還指出錢謙益把吳若本《詠懷一章》《古蹟四首》，當成了由「五首組成的連章組詩」。長谷二文，均揭載於1999年，其時長谷剛從早稻田大學取得修士（碩士）學位不久。後來，長谷之杜甫研究文章不斷見諸日本刊物，並於2019年出版了專著《杜甫詩文集形成的文獻學研究》。觀上述二文，《學刊》顯然在長谷先生的學術起點上，頗多助力。此外，《學刊》2020年的第1期，揭載了大橋賢一、加藤聰、紺野達也三人合撰之資料彙編長文《日本一百二十年來（1897-2017）有關杜甫的著作解題》，三位日本學界杜詩研究的生力軍同文亮相。此文對日本一百二十年來發表的各種與杜甫相關的著作95種，進行了頗為細緻的敘錄，甚便國內學者。中國學者亦有同類文章，李寅生《日本近三十年杜甫詩集版本內容介紹》敘錄日本近三十年治杜研杜的杜詩選集和學術專著，亦有便於國內學者。日本八零後勁學者丸井憲亦有文《艱難昧生理 飄泊到如今——杜詩雙聲疊韻對新考》，此文認為杜甫喜用雙聲疊韻創作偶句，且有新的發展：杜詩大量地活用了近似於雙聲和疊韻的複合詞或自造詞，「漂泊」固定為雙聲的詩歌語彙是杜甫的功績。

以上日本學者，涵蓋了老中青三代，傳承有序，特別是中青年學者，已顯示出學術研究的勃勃生機，昭示著日本杜甫研究的美好前景。以上沒有一一列出論文翻譯者，在此稍作延伸。其中李寅生以嫻熟的翻譯技巧，為《學刊》譯介了多篇日本學者之宏文，誠為杜詩學界之一大功臣。可喜的是，年輕一代的翻譯者也已經進入了《學刊》視野，諸如張淘、張思茗等青年才俊，已開始嶄露頭角。

還要提一提，中國學者亦有對日本學者觀點的商榷對話文字見諸《學刊》。郝潤華《隱逸與園林：關於杜甫農業詩中的幾個問題——兼評〈杜甫農業詩研究〉》一文肯定日本古川末喜的《杜甫農業詩研究——八世紀中國農事與生活之歌》一書視角新穎、論述細密的優長的同時，亦指出此書對杜詩的理解與認識上的偏差。

日本之外，亦有學者涉及到他國的杜詩研究，數量較少，僅有3篇：李芳的《以杜解杜 以詩為傳——評弗勞倫斯·艾斯庫〈杜甫：詩人的自傳〉》，哈薩克斯坦作家薩比特·基涅耶夫的《永垂不朽的唐朝詩歌和杜甫精神》，任增強《美國學者高友工的杜詩研究》，三文介紹了美國和哈薩克斯坦的杜詩流傳與研究，不再展開。還有韓國和東南亞的三篇綜述性文章，分別是：王紅霞和韓國李廷宰合撰的《二十一世紀以來韓國杜甫研究述評》，張潔弘、周睿《杜詩在東南亞的傳播述要》，張寒《高麗、朝鮮王朝杜甫受容研究述評》，亦不再展開。

需要特別指出是，《學刊》2019年第3期特約的三篇稿件：《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淺見洋二教授的杜甫研究訪談》、《我與杜甫研究三十年——李永朱教授訪談》、《陶潛、李白、杜甫與越南文學——陳庭史教授訪談》，三文關注日韓越三個漢文化圈重要國家的著名治杜學者的治學心得和研究方法，這無疑又拓寬了《學刊》的域外視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對中國治杜學者不無裨益。

杜詩之世界傳播，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語言壁壘，故此類文章亦多，有19篇。所涉語種主要是英語，亦間有日語、法語、德語、越南語。發表時間以2010年後最為集中，有16篇之多。

譯介研究文章最早的一篇為上世紀末楊天慶發表的《關於〈秋興〉八首英譯等值的思考》，探討的是杜詩的中英等值互譯問題。文章以英國漢學家葛瑞漢《晚唐詩》（Poems of The Late Tang），美籍華人漢學家羅鬱正、柳無忌《葵曄集》（Sunflowers Splendor），加拿大漢學家溫庫普《中國詩精選》（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三本英譯中國詩選中所譯《秋興》八首為例證，指出中英不同語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可譯性」和「難譯性」的問題，「譯者不僅著眼於典故的表層結構，還要儘量再現原文典故裡的文化信息，達到形式和意義上雙雙等值」。

2000-2010年，《學刊》發表了兩篇英譯研究文章，均發表於2009年。一是郝稷《翟理斯〈古今詩選〉中的英譯杜詩》，一是劉曉鳳、王祝英《路易·艾黎與杜甫》。郝文關注的英國漢學家翟理斯，是中國詩歌英譯的先驅者之一，對中國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接受，有著重要貢獻。其《古今詩選》（1898）選譯杜詩10首，文章以此為中心，就杜詩的選詩、體裁、編排和題材之傾向，翻譯的意味等值以及形式對應等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評述，肯定優點的同時，亦客觀剖析了其缺點。劉、王之文則關注的是1927年以後一直定居中國的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的杜詩英譯。文章特別注意到了路易·艾黎長期定居中國的經歷和對中國文化的酷愛，尤其是對杜甫的情有獨鍾，在知人論世的基礎上，對其1962年出版的英譯《杜甫詩選》予以評價，認為此書選詩具有系統性，翻譯採用自由體詩，語言傳神達意，頗得杜詩神髓。在展現譯者個性的同時，亦便於杜詩為西方讀者所接受，這與艾黎對杜甫仁愛精神、民胞情懷和反戰思想的深切領悟密切相關。

近十年，《學刊》發表的譯介研究文章陡然增多。翻譯的形式和文化等值等問題得到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郝稷《霍克思與他的〈杜詩初階〉》一文將英國漢學家霍克思《杜詩初階》定位為西方杜詩啟蒙讀物，採用中文原詩加注音和英文註解的形式，嘗試跳脫出語言翻譯之隔閡。霍克思並不企望「英語翻譯和註解有多麼優美動人，而將其視為協助英語讀者達到閱讀和理解原詩的途徑」，這實際上是希圖以翻譯途徑助力西方讀者回歸中文杜詩，以期達到詩歌欣賞的意味等值。此期李特夫有三篇文章：《20世紀英語世界主要漢詩選譯本中的杜甫詩歌》、《杜甫詩歌在英語世界的傳播——20世紀英語世界主要杜詩英譯專集與英語專著解析》、《21世紀以來杜甫詩歌在英美的譯介與傳播——兼論首部英譯杜詩全集》。三文分別從漢詩選譯本中的杜詩、杜詩專選和英文專著的角度，對上世紀以來的西方杜詩英譯進行了綜述，評析其譯介特徵。最後一文特別分析了世界首部杜詩全集英譯本——美國中學教師墨菲的《墨菲的杜甫》的得與失。文軍、李培甲的《杜甫詩歌英譯研究在中國（1978-2010）》則將視野從國外轉向國內，從中國詩歌翻譯研究中涉及的杜詩英譯研究、針對具體詩歌的研究、綜合研究、譯者研究、影響研究、跨學科研究等六方面，分析了杜詩英譯的國內研究整體態勢，同時也指出了杜甫詩歌英譯研究中存在諸多問題，並提出了對策建議。楊經華的《遠遊的寂寞——杜甫詩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與變異》關注杜詩在西方世界傳播歷程，同時還重點研究了由於接受主體在不同的文化傳統、社會歷史背景、審美習慣等因素對交流信息選擇、變形、過濾，從而造成杜詩英譯的翻譯不等值。2015年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的首部學術性杜詩英文全譯本「The Poetry of Du Fu」出版，國內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這一熱潮在《學刊》中也有及時反映。《學刊》2016和2017連續兩年有三篇文章涉及此一話題：曾祥波《宇文所安杜詩英文全譯本「The Poetry of Du Fu」書後》，文軍、嶽祥雲《宇文所安〈杜甫詩〉英譯本述評》，陸穎瑤《〈秋興八首〉的英譯策略——以柳無忌、葛瑞漢、宇文所安譯本為例》，三文均認為該全譯本在翻譯的文化等值上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曾氏認為，宇文所安全譯本所用底本，譯本對杜甫研究現狀及相關文獻的掌握，對杜集早期編纂與流傳狀況的分析，對杜甫形象、杜詩的「真實性」、杜甫的性格及能力等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翻譯的技術性操作的說明等方面，均代表著西方漢學界杜詩研究的前沿水平。文、嶽二氏之文從翻譯學角度切入，從文化負載詞、俗語和典故的英譯幾個方面分析了宇文所安的翻譯特色。陸氏則選取《秋興八首》為切入點，對比了美國三位漢學家所譯的《秋興八首》，通過英譯文本的對比細讀，微觀分析他們採取的不同翻譯策略，並評價了他們各自翻譯的得失，此文亦與前揭楊天慶文遙相呼應。形成呼應的，還有江珊《基於語料庫的杜甫詩歌兩英譯本的譯者風格研究》，從翻譯語言學之角度，對比許淵衝《許淵衝英譯杜甫詩選》和路易·艾黎《杜甫詩選》，採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從詞彙、句法、音韻三個方面客觀分析兩種杜詩英譯本中的譯者風格，與上揭劉曉鳳、王祝英之文形成呼應。周睿、張望《以〈八陣圖〉為個案的跨語境中國古典詩典故翻譯探微》，以杜甫《八陣圖》詩典故翻譯為個案，從精準性、對應性、文化性幾個角度探討跨文化語境中的國外中國古典詩教學。此文學以致用，以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漢語專業本科生的教學實踐為樣本展開個案研究，具有國際漢語之教學意義。

英語之外的其餘語種，日語有2篇：一是周語、宮谷恆墨等幾位復旦中日研究生之文《李寅生譯〈杜甫私記自序〉商榷》，對李寅生所譯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記》的自序，就譯文之詞句脫誤、文意理解、文獻引用等提出商榷意見，顯示出初生牛犢不怕虎之銳氣。一是李寅生《下定雅弘、松原朗編著〈杜甫全詩譯註〉評介》，對日本兩位漢學家傾注數年心力，講談社2016年出版的日本首部杜詩全譯著作《杜甫全詩譯註》的底本選擇、註解體例、釋意闡發，譯文等值等方面進行了評述。越南語有1篇，即黃強的《論杜詩在越南的譯介》，此文實際上是杜詩對越南傳播影響和譯介的綜合研究。影響方面，文章探討了越南古代漢詩創作中所受的杜詩影響；譯介方面，分析了越南文拉丁化之後，越南唐詩選本、雜誌零散發表譯作中的杜詩以及幾種杜詩專選和研究著作的概要綜述。德語亦有1篇，何俊《奧地利漢學家查赫的杜甫詩歌德譯》一文對奧地利漢學家查赫1952年出版的杜詩全譯本《杜甫選集》的譯者漢學功底、譯本底本選擇、散文體特徵、學術性、直譯策略以及缺失進行評析。法文也有1篇，是為周睿《鬱白〈杜甫詩全集〉法文版譯介平議》。周氏選取鬱白法譯《春望》為個案展開文本細讀，並將其置於與他者譯本的比較視野中，與謝百魁、喬治特·雅熱等漢學家譯作進行對比，從句法、結構、意象、韻律等方面來對鬱白的法譯杜詩予以評析。

譯介研究關注的一大焦點是翻譯等值的問題。確實，「詩無達詁」，翻譯中的「難譯性」始終存在，如何打通語言間壁壘成為探討之熱點實屬必然，相信此一熱點會持續存在。隨著研究的深入，譯解杜詩必然會越來越接近杜詩原意。從文章作者的構成來看，李寅生、楊天慶、文軍等翻譯功底深厚的學者引領於前，一大批青年學者後繼有力，如曾祥波、郝稷、周睿等等，開始登堂入室，成為杜詩譯介研究的中間力量，甚為可喜。曾祥波翻譯了洪業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譯文信達雅。洪業此書，1952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後，贏得了學界的一致好評。但直到近60年後的2011年，才被譯介給中國讀者，時間之漫長，令人唏噓。祥波此舉，嘉惠學林。郝稷2017年剛剛出版了《杜甫及杜詩的中國古代接受史》（The Reception of Du Fu（712-770） and His Poetry in Imperial China），為杜甫研究的歐美最新專著。周睿精通英語，兼通法語、泰語，近十年來，一直致力於杜詩譯介研究，除了《學刊》，還有諸多論文見諸其他學術刊物。

除此之外，作為杜詩研究重鎮的日韓，譯介研究文章日語僅兩篇，韓語則一篇也無。箇中原因，筆者認為倒不是遭到了忽視或冷落。中日韓三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漢字同根同源，日韓漢學家大多精通漢文，所以在譯介方面，更能做到文化等值和詩歌的意味等值。

顯然，《學刊》創刊之初，即有著放眼世界的視野，而且視域越來越廣闊。《學刊》揭載域外相關之文章共84篇，有42篇都發表於近十年，正好一半。這與2010年後和《學刊》關係密切的幾次國際學術交流有關。2010年10月28日至31日，四川省杜甫學會第十五屆年會跨越國界，在韓國大邱大學召開，張志烈會長以「東亞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為主題的開幕詞，明確指出：「杜詩文化，是東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是東亞文化的一個亮點。」「杜甫是中國的杜甫，也是世界的杜甫，杜甫的詩歌是中國的詩歌，也是世界的詩歌，是世界文化史中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2014年1月7日、8日和10日，四川省杜甫學會副會長、《學刊》編委徐希平教授分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索納爾商務園、英國倫敦市威斯敏斯特大學和曼徹斯特城市大學巡迴演講《唐詩與中國多民族文化——以李杜為中心》。2014年7月21日，由韓國漢文學學會、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四川省杜甫學會、四川師範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辦的「韓國漢文學會2014年夏季國際學術大會：東亞視野中的杜甫詩學」在草堂召開。2016年10月28日至29日，在哈佛大學召開了「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學術討論會暨慶祝「中華人文經典文庫」啟動會議。此次會議由美國安德魯·麥倫基金會、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學社、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贊助。哈佛大學東亞系田曉菲教授作為會議召集人和聯繫人，邀請了北美與東亞二十多位學者與會。這是英語世界首次以杜甫為專題的會議，《學刊》專文報導了此次會議。2019年8月8日至11日，由中國杜甫研究會、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學會、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主辦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第二屆全國碩博論壇」在草堂召開。論壇特邀岡山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杜甫學會會長下定雅弘先生與會。下定雅弘教授在論壇開幕式致辭並全程參與論壇，提攜後學。致辭中他對近年來日本杜甫研究情況，尤其是日本杜甫學會成立以來所開展的學術活動作了詳細的介紹，並向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捐贈了兩期《杜甫研究年報》和一套《杜甫全詩譯註》。會議期間，下定先生應草堂之約，在草堂舉辦了《杜甫與白居易——兼論其「獨善」思想和共生思想》講座。與上述幾次國際學術交流對應，《學刊》自2018年第3期開始，將欄目明確標出，此年第4期「域外論杜」明確標出，固定為常設欄目之一。另外，《學刊》欄目「中國詩歌研究、唐代文學研究」亦間有杜甫研究之外的域外文章揭載：有日本樂府研究大家增田清秀之文《唐人的樂府觀與中唐詩人的樂府》，劉婧之文《朝鮮後期詩壇對唐宋詩學的宗尚——以金正喜的〈精華選存〉為例》，胡筱穎之文《副文本研究——語言層面之外的〈唐詩三百首〉異域文本形象建構》。

行文至此，筆者不由得又想起《草堂》創刊前夕早稻田大學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訪華團的那次訪問，又想起松浦友久先生。引言已提及，歸國後，松浦先生在《朝日新聞》發表了座談的新聞稿，除了前揭對《學刊》的鼓勵和期盼，其實他還不無擔心，在特殊時期，「特意地、人為地出版了揚李抑杜（抬高李白、貶低杜甫）的書籍，影響極大的是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在此種趨勢下，杜甫的詩從中、小學的教科書中消失了。」「關於杜甫、李白等詩人，成了專門的學會，並還準備出版專門的雜誌，這在過去，從中國的研究情況看，完全是難以想像的。」「就成立杜甫學會為象徵的此種新動向，我們帶著期待和關切的心情注視著它今後將如何發展下去。」十五年後的1995年8月，松浦先生再次率訪華團造訪草堂，即興賦詩一首《杜甫草堂口號》：「浣花溪上一扁舟，十五年來夢裡遊。今日再尋瓊樹下，綠蔭深處鎖清秋。」詩中有的是歲月過往、故地重遊的淡淡憂傷，而十五年前的擔心全然不見。當年他的「《草堂》儘早創刊，發行到日本去」的期望，早已實現。

杜甫在青少年時代，就有著漂洋過海的夢想，其《壯遊》云：「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我們欣喜地看到，杜甫的願望，也已然實現。杜甫已經成為了世界的杜甫，《學刊》也已經成為了世界的《學刊》。值此學刊創刊四十周年之際，特將杜甫「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改易幾字為「卌年歌未絕，異域有知音」，聊為《學刊》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