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店買到非賣品（楊諾曼雜貨鋪的非賣品）

2023-04-20 18:57:37 1

鴿哨

曾裹滿油膩的晚清電錶

自行車牌

克寧牌奶瓶

收拾物品的楊諾曼

熱水吊子

手拿拉絲眼鏡講述由來

今天的主人公是大柵欄楊梅竹斜街上的楊諾曼。

楊諾曼在楊梅竹斜街開著一家店，店名叫雜貨鋪。鋪裡專收古舊物品，涵蓋晚清、民國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的諸段時空。店面不大，但琳琅滿目，從天到地都是東西，站在店裡上下左右彎腰仰頭俯首，仍然看不過來。店外的楊諾曼端著一杯茶和街坊聊天，一張白須白髮的童顏，嘴角溢著酒窩，頗有金庸筆下老頑童周伯通的神韻。

和他聊起店裡物品的故事，他東拿一件西拎一件，件件講起來都是如數家珍。變色尺子、湯婆子、北京牌皮革包、民國祿牌暖壺、各個年代的搪瓷盤子……「好多東西都忘了是什麼時候買的。其實我覺得買這些的都是瘋子，我就是個瘋子，真不知道收來幹嗎使。」雜貨鋪裡常來電影人購買道具，也吸引拍攝老北京題材的年輕人來做短視頻。雖然疫情期間客流稀少，楊諾曼依然每天到店，雖然堅守不易。

「這個鴿哨是我的寶貝。」「寶貝多少錢？」「這是不賣的。」「還有什麼寶貝？」「這個唱片，這本書，都是。」「都多少錢？」「都不賣。」「這麼多非賣品啊！那都是怎麼收來的？」在這樣的聊天中，楊諾曼講述了諸多物品背後的故事，分明中，那些實實在在的物品裡濃縮著時代的剪影。

1

不是有貨必售，

看清那些非賣品

楊諾曼的第一件非賣品，是一套清末年間出品的黑膠唱片。包裹唱片的封套已經破舊泛黃，但殘留的毛筆楷書字跡尚有幾行清晰可辨，《鳳還巢》（梅）、《貴妃醉酒》（梅）、《罵殿》（程）、《玉堂春》（梅）。這套唱片最初是楊諾曼收來送給一位學戲曲的朋友的。朋友看過後說，這是寶貝，我可不敢收，你自己好好留著。後來經他們考證，這套唱片是由德國百代公司錄製，日本公司發行的，距今有100多年了。「我們倆還試聽過，能聽，就是咿咿呀呀的。」兩位戲劇學院的學生來看，告訴楊諾曼這種原聲唱片無價，而且裡面的一齣戲現在已經失傳了。

還有一本抗戰時期的書，從舊書攤上淘來的，也是楊諾曼的非賣品。整本書紙面已成淺棕色，內有200多頁，書頁三分之二為北京名藝人的演出照片，下三分之一則為商鋪廣告。懂戲曲的朋友連連讚嘆，說這本書和那套黑膠唱片都是「祖宗級別」。這本書因為稀有而名聲在外，不少戲曲人找上門求購，都被楊諾曼拒絕了。

十個響的鴿子哨，是從城南舊貨市場收來的，那次楊諾曼打包買了一堆東西，收拾後發現了這個不起眼兒的小東西。鴿子哨，是用葫蘆製作的。一般的鴿子哨是單做小哨，再將小哨做外掛，用膠粘在葫蘆上，現在最多可粘至7個。在天壇東門的百工坊中有鴿子哨賣，屬於「非遺」產品，帶7個哨的鴿子哨標價為一萬多元。而楊諾曼的這隻鴿子哨葫蘆和哨一體，且有十響，實在是甚為稀有。楊諾曼後來了解到，製作鴿子哨的在北京有三家，都是旗人，從清朝開始，已經做了100多年。

另一個非賣品，是一塊標明為1904年的電錶。這塊電錶掛在牆上，黑重粗大，玻璃錶盤和銅質商標簇新，未開封，原封的鉛墜尚在。曾有顧客看到這塊電錶，說在頤和園和故宮裡見過，但沒有這塊好。

楊諾曼收這塊電錶的過程很有趣。那是一個冬天，他和父親到超市買東西回來，頂風上坡。在一個廢品收購站旁，老爺子被從車上颳了下來。楊諾曼趕快去扶，卻被地上的一個鐵疙瘩磕了腳。他蹲下用手蹭蹭，厚厚的一層油泥，再蹭蹭，露出了玻璃錶盤。楊諾曼花5元錢把它買下來，掛在車把上帶回了家。楊諾曼的父親對此評語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當年開春後，楊諾曼用百潔布、鋼絲球慢慢擦洗這個髒乎乎的鐵疙瘩，慢慢露出了玻璃錶盤、銅標籤，黑亮的表面，他越擦越覺得有意思。清理乾淨後，楊諾曼按照銅商標上的字跡上網查找，查了一天終於查清楚，「它是1904年清政府和英格蘭合資的，1907年正式使用。1904年是籤協議的日期」。這塊電錶也成了楊諾曼的非賣品。

說到父親，楊諾曼想起多年前與父親的一場莫名對峙，也勾起他對數十年收藏往事的追憶和回味。

2

收藏不是因為家裡有礦，而是因為實在太窮

別看楊諾曼鬚髮皆白，實際上是1968年生人，不過50多歲。他的收藏緣起，不是因為家裡有礦，而是因為實在太窮。

楊諾曼的父母都是汽車廠的鈑金工，父親是八級工，最高的。家住虎坊路，還有一個小他10歲的弟弟。父母收入不高，幾乎不給他買玩具。小楊諾曼看到鄰居小朋友玩兒帶刺刀的小木頭槍、彈球，都羨慕得不得了。他記得，五六歲時小夥伴間興起抖空竹，他父母不給買，小楊諾曼看著搪瓷缸的蓋子像空竹，居然照貓畫虎地把蓋子抖了起來。

楊諾曼初中畢業就工作了，經人介紹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發行部上班。他記得17歲生日時父親和他說了一番話：你就是桌球案子上的桌球，在案子上怎麼折騰都沒事，但別掉下去，掉下去沒人能管你，死活聽天由命。話裡的含義楊諾曼明白，是要他安分守己。

工作後的楊諾曼一個月收入62元，比父母還高。他沒有別的嗜好，不抽菸不喝酒，一個月交給家裡40元，上班帶飯，剩下的20元是他手裡的活錢，這些錢，都被他用來買東西。買什麼呢？買小時候想玩沒玩上、想要家裡不給買又挨打的東西。

「原來從和平門到宣武門有一個早市，賣什麼的都有。我有時間就去轉，不太好好上班。」

楊諾曼家裡的住房不富餘，另外家裡人覺得十七八歲的孩子還玩兒玩具成什麼樣子。父親對他的管教方式比較粗暴，就是打。「我是被他打大的，特別怕他。他看不上我，我也不愛搭理他。我們倆不能在一張桌上吃飯。」在這一段話後，楊諾曼卻說，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這句話，畢竟是他把我養起來的。「而且他打我也難怪，上學時有一次6門功課我考了52分，加起來都不及格。」

為了不讓買回來的東西被父母看見，楊諾曼很痛苦，因為藏東西是一件痛苦的事。家裡沒人的時候，他把東西放在床底下，但有一次被弟弟翻出來，一本雙彩的《小號手》小兒書被弟弟撕掉了。楊諾曼心疼不已，於是把東西換藏到了雞窩裡。「小時候養過雞，搭了一個雞窩，一直沒拆。到冬天家裡想騰出來放蜂窩煤，老爺子打開雞窩一看：這都什麼東西啊！全給我扔了。」楊諾曼急得說那都是錢買的！父親說我扔了看你還買不買！

兩三次之後，父親不再扔了，他看出楊諾曼是真心喜歡，便在煤棚裡騰出一塊地方給他，同時立了條規矩：別讓我看見，也別礙事。礙事了還是一個字：扔。

楊諾曼稱那一段時期他的購買是洩憤，是報復性的。

3

開店是因為累了

上世紀90年代，北京城陸續開始拆遷改建。楊諾曼家用他的名字辦了營業執照，經營一家小食品店。楊諾曼不愛管，別人爬山逛公園，他則四處去撿東西、買東西。東西家裡擱不下，便借同學家搬走騰出的房子。他收有不少雕工考究的花板、牆上掛的漏水鐵箅子……都是以前大戶人家的東西。楊諾曼說：「這些東西我們這樣的窮人家以前沒見過。」但他覺得老輩兒的東西好看，而且具有科學性。那一階段楊諾曼滿北京城跑，報國寺、潘家園、老城南舊貨市場，都是他常去的地方。

那時候楊諾曼還愛玩，愛攝影，照著火車時刻表在全國各地走。90年代後期，他拍「拆」的故事，一片房子從開始拆到拆的過程，再到一片廢墟上慢慢建起高樓大廈，是一個個完整的故事。他想在退休後，和幾位同好將它們做成展覽。

踏實下來守著一個店，緣於他父親去世後的心境轉變。「父親是2014年6月1號走的，從他生病直到走，兩年半的時間，只要他住院，我都是晝夜陪著。」在醫院裡睡不著的時候父子倆聊天，楊諾曼問：「你幹嗎老打我呀？」父親說：「我不打你打誰呀？」楊諾曼說：「你都沒碰過我弟一指頭。」父親說：「多打你一皮帶就給你弟弟帶出來了。」

楊諾曼的弟弟是他父母的老來之子，特別受寵，楊諾曼則是跟著奶奶和小姑姑長大的。「我媽說我和他們不是一條心，和我姑姑、奶奶一條心，所以我媽也寵我弟弟。我弟弟身高1米8，190多斤，我使了大勁還沒長到1米7。」

「我奶奶是老北京人，特好玩兒。我是長子長孫，過春節的時候，我奶奶給我兩毛錢，大姑、二姑的孩子，年歲和我差不多，給5分錢。他們問，憑什麼給小曼兩毛錢給我們5分錢？我奶奶一把把錢從他們手裡拿回來，說不給了，他是我孫子，你們有奶奶去找你們奶奶要去。」

「所以我和我父親就是這關係，和我奶奶家親。但是他去世後我突然就累了，不想跑了，好像沒有靠山了，不能再說找我爸去，突然沒有可找的人了……」

於是，楊諾曼開了這間雜貨鋪，店名是2008年奧運會時，楊梅竹斜街重新整治開發商給掛的匾。他覺得挺好，就一直這麼用下來了。一年365天，他天天在店裡，「哪兒也不愛去了，覺得累，守著店最好。」晚上關上門就走，店後面就是家，走路不到百米，7平方米的小屋，夫妻倆住。

店裡的東西不是都賣，楊諾曼說，我自己特別喜歡的還是不賣。

4

漂亮的景泰藍火鍋，是去人家吃飯時硬買來的

楊諾曼最喜歡的是老北京門牌。他曾經搬過兩次家，願意留下些念想，想來想去覺得門牌號碼最好，「可是想多買的時候買不起了，前幾年我去潘家園看，好幾百元一個，我接受不了」。但楊諾曼有一個陝西巷的門牌號碼，質地為少見的琺瑯彩，是他愛不釋手的物件。當然也不賣，收起來，好多人惦記著，「那不是我管的事兒」。

楊諾曼的朋友圈有600多人，大多是他的同好，80%為北京人，20%是外埠的。朋友之間的物品交流很多。一位天津朋友喜歡收集《大眾電影》，楊諾曼會留心著，有了就拉一箱書坐高鐵給他送過去。「我喜歡的東西他也給我留著，我再帶回來。」

「昨天我一個哥哥買了一輛正三輪摩託車，想和我要一副老車牌。老三輪車牌我也只有一副，就是這個：3124187，是六七十年代的。31是最早的北京區號，後來才改成北京01，現在好多人不知道了。他想要我這副真牌子掛在車上，我讓他去找工藝品的牌子，我這個不給。」他笑著說。

楊諾曼的右手大拇指上戴著一個扳指，他特意給我看。「這個扳指也有意思，材質一般，是最次的岫玉，但是有它的價值。」楊諾曼談到一位鄰居老爺子，是他的忘年交。老人家新中國成立前在北京玉器廠工作，家裡也是做玉器行的。楊諾曼說老爺子話極少，但常來店裡找他聊天，有一回看到這扳指就讓他摘下來，「老爺子拿回家看，半個多小時後回來說：『留著啊，雖然是岫玉，但是是老坑的東西。』」現在老人家已經不在了，扳指楊諾曼常年戴在手上。

店裡的柜子頂上放著一個漂亮的景泰藍物件。楊諾曼說那是一個火鍋，裡外鍍的都是景泰藍，有十幾斤重，完好無損，是民國時期的東西，「我就是不愛吃涮羊肉，所以我自己沒用過，收了有10多年了，那時我父親還在。他說這東西燒水太麻煩，太沉，當擺件倒是挺好看的。東西是從一個朋友家硬買來的。我去人家吃飯，看著實在是喜歡，跟人家好說歹說，給了800塊錢，我給搬回來了」。原來是吃飯吃出來的。

櫃架上層擺放的送煤車牌照、北京客運三輪車牌都帶有濃鬱的時代記憶。2000年，北京市進行「煤改電」工作，多處煤鋪關閉，楊諾曼收穫了一些崇文區和宣武區的送煤車牌照，還有兩區的送煤車通行證，「那時候有規定，崇文的煤車不能到宣武，宣武的也不能到崇文，兩個區不能串著走。如果一定要走，就要辦一張通行證」。這個政策隨著全市範圍的「煤改氣」而消失，而時代的印記則留在了這些牌照和通行證上。

楊諾曼說，北京客運三輪車的牌照存量也不多，很金貴，他這裡老宣武的、老崇文的、朝陽的，各個地方的都有。「老有人來要，他們是想裝在板車上。好多人喜歡弄一輛大板車，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掛上這老牌子，有時間就出去在小區或者胡同裡遛一圈，回去是跟那汽車一起擱車庫裡的。」這些牌照在楊諾曼這裡也是不輕易出手的。

店裡還有許多與普通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可能由於年代的原因，有些東西看上去既眼熟又陌生。有一個吊子，很輕，銅質。楊諾曼說也是有錢人家燒水待客用的，放在灶上煮，客人來了沏茶，水熱得快。「吊子一般窮人家用不起，窮人家用的是汆子。汆子像拔火罐似的，但是封上底，放劈柴上燒。這些東西現在看起來是破銅爛鐵，那個時候卻是金貴東西。」用品的貧富之分也是令人開眼界的所在。

還有冬天北方暖被窩用的瓷熱水壺：頭天晚上倒上熱水，很多人家做個燈芯絨罩，放在被窩裡暖和，早上起來就用裡面的水洗臉漱口，也叫暖水壺，還有人根據它的外形叫它王八壺。南方用銅質的，叫湯婆子。

60年代的自行車牌，形制有些古雅味道，兩個卡子一彎一卡使其固定在自行車後擋泥板上。據楊諾曼所知，這種自行車牌北京有三塊：一塊在警察博物館，一塊在楊諾曼這裡，還有一塊在他的一位朋友手中，品相沒有他的這個好。為了防氧化，楊諾曼給它配了一個透明有機玻璃框。

克寧牌老奶瓶，玻璃質感很好，克寧兩個字清晰可見，還有天津公司合營第三玻璃廠出品字樣。兩端上翹，一頭進氣，一頭裝奶嘴，是德國技術。「給小孩用這種奶瓶喝奶不嗆奶，」楊諾曼說，「這些奶瓶都能用，但配套的附件非常貴。我的一位朋友曾經從我這兒拿走一個，想回去消毒後給家裡小孩用，回來說用不起，一套筏子要700多塊錢，比瓶還貴。也有人買回去做擺件。」

「那是雪山牌保溫瓶。」楊諾曼一邊指著櫃架低處，一邊蹲下身子將其掏了出來，鐵皮印花，老上海品牌，「這是商場櫃檯裡放冰棍兒用的，防止冰棍兒化掉，個兒大，放得多。老百姓家用的是小藤條編的。這個70年代很常見，現在當然沒人用了。」

拉絲水晶眼鏡，鏡腿是拉絲的，楊諾曼戴起來，立刻透出幾分儒雅。他家裡還收著一副他奶奶留下來的水晶眼鏡，他聽奶奶說是祖輩用十塊大洋買來的，後來鏡片碎了，但鏡架和零件都一直留著。「我媳婦說哪天你把鏡片配上去，畢竟是奶奶給你留的。」楊諾曼曾去詢了價，「一個天然水晶鏡片6000多元，配不起。」

還有帶語錄的「文革」時期的刮痧板、五六十年代的月餅模子、民國閨秀梳妝盒上的琺瑯彩鑲板、日本人的圓形印章、銀元託板、戲樓的流水牌，「這是1956年鐵道部批准的司機手帳，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天燒多少煤開多少車，司機姓什麼叫什麼，燒鍋爐是誰，天氣如何。現在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楊諾曼的店是自己看著，冬天他坐在屋裡，夏天在門口喝茶，和街坊聊天，顧客上門他有問必答。之前門庭若市的楊梅竹斜街，疫情期間分外冷清，「疫情以來這條街關了七家店了，現在堅持挺累的，很多人勸我跑吧，可是，我跑哪兒去？相信慢慢都會好起來的吧。」文/本報記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