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趙文華（趙龍江文革）

2023-04-16 16:51:30 3

趙龍江

《人民日報》老記者劉衡女士當年曾寫過一篇《〈人民日報〉的右派們》，其中提到，自1957年6月至1958年5月，僅《人民日報》社內部，一年先後挖出了包括她本人在內的三十二個「右派」分子，這些人或言語不謹，或文字被人抓住把柄，他們中既有幹部黨員，也有業務骨幹，其境遇的煎迫，所受的政治迫害和思想壓力，以及肉體上的摧殘，在今天看來是難以想像的。

作為唯一一位從淪陷區進入《人民日報》的舊知識分子，謝興堯先生憑著他的人緣，以及謹小慎微、謙遜低調的性格，居然躲過了別人的注意，未能受到這場運動的衝擊牽累，可以說他是幸運的。然而好景不長，1965年初，他妻子因病故去。一年後「文革」爆發，謝興堯未能避開這場浩劫，他被戴上「文化漢奸」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成了「牛鬼蛇神」而受到管制。他雖已到了退休年齡，但仍被拖到報社受批鬥。所幸在這一波「專政」後，並未再生枝節，也許是看他身體瘦弱，經不起折騰，紅衛兵造反派並未再度難為他，過些時日，也就放鬆了對他的管束。據謝家人講，他只是在報社（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還在王府井辦公）掃地和打掃廁所，再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大約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謝先生從熱鬧的前門煤市街施家胡同，搬遷到稍偏遠些的安定門外。也許他是有意屏跡居於僻巷，在當時漫無秩序的年代，身處清靜對像他這樣六十幾歲的老人尤其適合。

所居名曰「花園樓」，實際上就是簡易樓房。我想，租住地處偏遠的簡易房，除了清靜，也許還是有要降低租房成本的緣故吧，畢竟那時謝先生每月只領取五六十元生活費，生計日艱可以想像。據謝先生家人講，這裡房屋簡陋狹小，置放煤火及常用日用家什外，幾乎坐不堪容。命運的捉弄，讓原本享受行政十二級工資待遇的他，因這場運動墜入社會底層，以致家境艱困，不得不節嗇衣食、簡省日用。謝先生在這裡過著普通的平民生活，一度光景頗難。尤其到了冬天，饑寒凍餒，據說簡易房牆磚單薄，門窗亦簡陋，生活在如此艱窘的環境，免不了艱苦備嘗。其間，謝先生幾乎與外間屏絕，日常只為生存中最基本的瑣屑忙活，其餘則無暇他顧，昔日朋舊此時也大都魚雁斷絕、消息杳然。

大約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國內政治氣候有了微妙變化，特別是「九一三事件」後，為政者開始考慮對「文革」初始時的極左行為糾偏，一部分曾經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得以恢復名譽，繼續工作。而對舊知識分子改造是否繼續，尚未確切定論，只能暫時擱置。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舊知識分子，雖生活依舊煎迫，但總算沒有太大的政治壓力。像謝先生這樣的學人不再屏居蟄休，開始尋找昔日友人，這些白頭老友開始了小範圍聚談，互相交流社會信息，探問政策和時局，預想著未來可能的前途，期冀著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能落實。他們似乎已經看到了不遠處的一縷曙光。正如謝先生在他文章中所講：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間，十年動亂已屬後期，情勢逐漸鬆緩，有些人靠邊站，不再當權，向我們排行第九的人，則照領生活費沒有人管，掛在那裡，有人說是吊著，無論掛著吊著，都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實際是官司還沒有結案，掛著總近乎平安，這些老人既不能寫作，更無心研究，有時相聚閒談，交流信息，自我安慰，瞻望前途，一時欣喜，回顧過去，不免悲傷……（《懷吳玉老》，收入《堪隱齋隨筆》）

然而此時政治情勢尚不明朗，仍需謹言慎行，避免觸碰忌諱。但並不妨礙私密好友聚集往來。

我曾在《文史資料選編》看過一篇葉祖孚先生寫的一篇《梅蘭芳先生身邊的人——記許姬傳先生》（《文史資料選編》第四十一輯，北京出版社1991年11月一印），其中有一段寫道:

……我在歷史學家謝興堯先生處見他收藏的一冊手抄本日記，題名《過隙駒日記》，作者郭春榆，清末任軍機章京及侍郎。日記記1926年冬及1927年初3個月另10天的事情，內容大抵留戀舊朝，詆毀民國。謝興堯先生將此冊日記交黃君坦、張伯駒、許姬傳傳閱。張伯駒跋詩如下：

一夢渾如去紫臺，

四十年事剩湖來。

東風只見新桃李，

明日黃花亦可哀。

題郭春榆侍郎鈔本日記

甲寅冬平州張伯駒

許姬傳跋文如下：

餘弱冠隨宦至津門，常聽老人談舊事，曾於席上識郭春榆丈，匆匆50年矣。耀星六兄見示謝興堯兄所藏《過隙駒日記》，餘為審定系春榆老人之作。其中往返多閩人，餘大半相識，如林貽書、笠士、喬梓，且有葭莩誼，因轉示伯駒、君坦兩兄，均有題詩，君坦乃春榆之婿，故言之更祥。頃吟成小詩一截以歸原主。甲寅冬至前一日海昌許姬傳並識於北京城東耆學居，時年74歲。

丁沽十載少年遊，

白髮尊前話鳳樓。

世事恍同駒過隙，

東風浩蕩聽新謳。

許姬老的跋文及詩鮮明地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一掃作者文章中的悲觀氣氛。我為姬老這種精神所感動，因此特寫了《〈過隙駒日記〉及其跋》一文刊於《天津日報》上。我把報紙寄給許姬老後，引起了姬老很多感觸，他特地給我寫了封信：

祖孚老兄足下：得書並簡報，想起許多往事。我仿佛記得是潘耀兄之介而識謝兄的，當時往來的還有吳玉如先生，吳老是詩詞韻文、楷書、行草無不精通的飽學之士，潘六常備精美的家庖請我們一敘，我曾贈七律於吳老，他有和作寫在橫披上贈我，不久即歸道山。如迂叟之博學多能近已罕見矣！拉雜書此，以當明鑑。如晤興堯兄，乞為代達拳拳之意。書籤已寫就，便中來取可也。

即侯

撰祺

許姬傳頓首

1986年4月13日

上面葉祖孚先生所記錄的，只是「文革」後期文人間交往場景的一個片段，文中提及的黃君坦、張伯駒、許姬傳應為今人熟知。張伯駒、許姬傳二人為《過隙駒日記》題跋的時間都是在甲寅冬，也就是1974年冬，即謝興堯先生《懷吳玉老》一文所說「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間，十年動亂已屬後期，情勢逐漸鬆緩」「有時相聚閒談，交流信息，自我安慰」的這段時間。許姬傳致葉祖孚信的寫作時間是在十年之後，但他這封信涉及的內容對應時間應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最遲應在1982年，因為吳玉如先生去世是這年8月8日）。信中所言「迂叟」即吳玉如，「潘六」則是潘耀星，北洋政府末任總理潘復的第六子，人稱「潘六爺」。據知潘耀星早年在天津，後來到北京居住生活，他與謝先生交往時間不能盡知其詳，但從謝興堯「文革」後開始的日記（1978-1988）中，對兩人間的交往也能有階段性的大致了解。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謝興堯

潘耀星第一次出現在謝先生日記中，是1978年2月23日，當日記有「晚在潘處吃飯」，第二次同樣「在潘府吃飯」（4月21日）。粗略統計，這一年中潘耀星的名字在謝先生的《花園日記》中出現了十五次，大部分與吃飯相關，也有諸如幫謝先生搬家、二人看音樂會，以及看戲等。潘耀星的名字在1979年謝日記中共出現過五次，1980年沒有出現過，1981年出現了五次；1982年僅有一次。這之後似乎斷了蹤跡。直到1985年8月10日，謝日記才又記有他的音息：「接潘耀星信」，這也是謝興堯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及潘名。據謝家人講，潘耀星先生後來可能隨親族中人去了國外。

謝興堯與吳玉如兩位先生最初交往時間同樣無從查考，但在謝先生《懷吳玉老》文中也可尋找出一些二人曾經的交往信息：「（吳玉老）解放後受天津文史館之聘，生活悠閒，常來北京就醫訪友」「我和吳老忝屬知交，所存吳老詩文題記、便箋條幅，均系墨寶精品……」其中吳玉老在給謝興堯先生留箋中寫道：「兄杜門讀書，雖不常把袂，而心儀未嘗忘也，都中即醫半載，深秋將還津門，留寸紙致硯右，明年春暖花開，當來圖暢聚也。」由此可以想見，二人當年高談甚怡，興致頗高。謝先生說吳玉老此箋「屬甲寅秋九，即一九七四年十月」（《懷吳玉老》）。這也是已知二人交往的最早時間記錄。

吳玉如題「齋石齋」

吳玉如小楷「齋石齋記」

在這篇文章中，謝先生提及當年吳玉老為其取齋名為「齋石齋」，並作了序。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我拜訪謝老時，曾於謝宅南屋見到了這兩幅墨寶，其中「齋石齋」匾額懸掛於床側北牆之上，而序言即「齋石齋記」，則在門旁倚靠東牆，置於小書架上。在「齋石齋記」末尾，屬「丙辰清明」，即1976年4月。從謝先生文中還大致了解到，1976年秋，吳老為其書聯「齋頑石主頑有悟，為迂子友迂久要」。接下來在1977年冬，吳老錄舊作七律，書橫幅贈謝先生：「敝衣隨化無人我，脫略高華泯重輕，自檢行藏何足論，微嫌白黑太分明，廿年遁跡儕蝗黍，百世羞名飲露清，九萬裡風斯在下，獨依文字驗餘生。」（屬丁巳冬至）謝先生文還提到「最後吳老所書詩句，屬己未夏八十二歲，即一九七九年」（《懷吳玉老》），檢謝先生日記，果然有「（與）宋維洲同至吳老處，為書兩條」（《花園日記》1979年8月12日），這應該是吳謝二人的最後見面。此前謝先生日記曾有「在潘府吃麵，吳玉老未來」（1978年5月28日），「下午在潘宅吃飯，由吳老作東」（1978年12月2日）。除此之外，日記中還有幾處記錄吳玉老的文字：「發漢口......信，天津吳玉如信」（1981年2月26日）「發津吳玉老函」（1981年5月5日）「發付傳信，託轉津吳」（1981年8月18日）「昨潘六爺稱，吳老臥病」（1981年9月6日）「報載吳玉如於八日逝世」（1982年8月11日）。謝先生於《懷吳玉老》中寫到：「後來吳老在津臥病，我曾託人去看視，因地區門牌不符，未能見著。此後吳老未再來京，再後吳老即歸道山矣。往事依稀，典型猶存，撫視手跡，曷勝懷想。」以上種種，也可大致看出二人交誼之深。

晚年吳玉如

據《花園日記》載，吳玉如老先生故去一個月後的1982年9月15日，他的學生歐陽中石曾來過謝宅約稿，我想有可能是約請他撰寫吳玉老的紀念文，也不知謝先生當時寫了沒有。這篇《懷吳玉老》1992年1月22日刊於天津《今晚報》上。另外，謝興堯先生曾對我講，他與吳小如先生也時有來往，我也曾在謝府見過吳小如先生的贈書。與他父親一樣，吳小如先生邃於學問，又兼擅書法，家學淵源，令人敬佩。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