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產業轉移的特點（產業轉移爭奪戰）

2023-04-16 10:45:10 1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石青川 | 重慶報導

2022年4月越南媒體《The Saigon Times》登載了這樣一則新聞，李嘉誠旗下地產旗艦長實集團與日本歐力士集團，通過越南當地合作夥伴萬盛發集團，攜手走進了胡志明市市長潘文邁的辦公室。緊接著5月份網際網路上出現了美國總統拜登支持美國企業將產業重心轉移到東南亞的言論，儘管傳言的真假難辨，但不少企業移步東南亞的事情卻真的正在發生。

問題也隨之而來，部分製造業的遷移方向為何不是向西而是流入了東南亞？中國西部與東南亞是否正在形成製造業遷移之爭？

越南河內一家工廠的工人正在生產服裝

產業西遷被東南亞「截胡」？

2022年一季度，越南GDP達到921.75億美元，同比增長5.03%，高於「世界工廠」中國（4.8%）與東協唯一發達國家新加坡（3.4%）。目前三星超50%的手機出口以及1/3的電子產品都出自越南。另外，耐克超50%的鞋類產品以及30%的服裝產品，都在越南工廠完成。

這些數據對於肖躍來說就是眼前的形勢，肖躍也叫阿邊，這是他為了能更好地融入東南亞生意環境而取的名字。阿邊這兩年把之前開在廣東佛山的家具廠遷到了越南，同時也在馬來西亞開了工廠。阿邊興奮地指著貨運單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前幾天裝櫃的這些就是拉去越南的，到當地後再深加工，最後整裝打包上市銷售。勞動力太便宜了，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的中國。」阿邊還說，周圍的工廠主現在都是這樣的模式：「把鈑金裝櫃過去再做噴塗，整裝上電子零部件就可以上市銷售了。儘管我們這邊噴塗加工廠大把，但大家都不在本地做，而是拉到越南做。」

越南當地人阿決（他的中國朋友這樣稱呼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像阿邊這樣從中國遷入越南的企業並不少，在胡志明、平陽、同奈、北寧這些地方都遍布著從中國遷去的工廠。從阿迪、耐克的代工廠到三星與富士康，曾經支撐沿海加工製造半壁江山的企業幾乎都沒有缺席東南亞這塊土地。由於一部分摩託車製造商直接在越南建起了工廠，曾經從事從中國整車進口到越南的阿決，近幾年也不再從事這方面的業務。

據統計，今年前4個月，越南進出口總額達2424.3億美元，同比增長15.9%（淨增332億美元）。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東部沿海產業西遷構想，現在看起來似乎被東協國家「截胡」？

西部地區的天然劣勢？

在普遍的印象中，東南亞的人力成本遠低於中國。但實際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阿邊說，東南亞各國情況其實各異，例如馬來西亞，商場中銷售的薪資一個月差不多能達到3000元人民幣，與西部二線城市差距不大，工廠工人一般時薪也能達到30元人民幣，越南會低一些。但東南亞工人比較自由，阿邊抱怨說，在馬來西亞的工廠，工人幾乎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並且周末沒人願意加班，「他們幾乎就是及時行樂，不想存錢，不想當師傅」。

阿決的一位旅居越南的中國朋友也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講述了一次請工人修電控系統的經歷。當時一個電控配件損壞，儘管當時剛到晚上6點，但他還是發現賣電控配件的店幾乎都關門了。為了第二天能正常用電，他一大早便出門找合適的電控配件，但再次發現由於是周日，這些店還是沒有開門營業。最後阿決的朋友被迫休息一天，修電控系統的事情不得不推遲到周一。「就不停電這一條，國內大部分地方能秒殺越南。」

甚至一些大企業的項目在東南亞過得也不舒服。順灝股份董事杜雲波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其公司位於柬埔寨的項目，生產設備的零部件損壞都要從國內進口，並且柬埔寨當地行政效率奇低，這個項目籌備多年，至今未能正式投產。

這麼算下來，人力成本雖然有一定優勢，但是效率會打折扣。所以人力成本可能是產業遷移的初衷，但並不是產業遷移至東南亞的最主要原因。

以經濟速度增長最快的越南為例，2021年越南進出口總額達到GDP的1.85倍。也就是說，越南經濟增速，高度依賴了進出口貿易。而進出口貿易最重要的便是貨運物流。阿邊給記者算了這麼一筆帳，3年前如果將他的柜子走陸運出口而非海運，每一個大型柜子成本要增加18000元人民幣。不選擇遷移進中國西部，而入東南亞的一個原因也清晰了——中國西部沒有海運港口。

重慶市綦江區工業園區一生產車間內，工作人員正在進行智能會議平板電路板組裝和觸點精度校準。

電子產業西遷帶來的川渝崛起

多家企業告訴記者，如果因為人力成本提升而選擇西遷，那首選地一定是川渝。「因為川渝承接能力很強，中歐班列橋頭堡。」其中一個企業負責人如是說。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40多年的歷史來看，我們的產業鏈，已經有一部分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李長安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歷史上看，產業遷移已經發生多次，而上一次剛好就是電子產業的西進。當時產業鏈遷移的兩個主角就是中國西部與東南亞。

2006年11月，越南正式加入WTO，第二年富士康創始人郭臺銘發現越南人力成本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於是當即拍板5年投資越南10億美元的計劃，還在北寧買下超過400公頃的土地，進行從大陸將產業鏈遷移的第一次大動作。

但不幸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東南亞被波及，富士康的東南亞之旅被迫叫停。金融危機過後，富士康深圳園區又發生了一些引發網絡爭議的事件。在輿論壓力以及人力成本壓力下，工廠遷移已經迫在眉睫。

也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重慶出手了。2010年8月，時任重慶市長黃奇帆帶隊赴京，向海關總署、鐵道部提出開行一條重慶至歐洲鐵路大通道的請求。如此一來，儘管沒有海運港口，但陸運速度將得到提升，僅需15天左右，就可以將組裝好的筆電產品運送到「渝新歐」的終點站，位於德國魯爾區的杜伊斯堡。儘管運費高於海運，但時間僅為海運的三分之一。對高價值的貨物來說，陸運更優於海運。

加上2009年重慶申請了保稅區。一個完美承接「兩頭在外」產業的內陸樞紐城市就這樣誕生了。在重慶的物流與稅率條件成熟後，富士康率先將組裝廠遷了進來。隨後惠普、宏碁、華碩三家品牌商，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仁寶、緯創、和碩等六大主機生產商陸續遷入。時至今日，包括戴爾、東芝、索尼、蘋果、小米等幾乎所有電子品牌均在重慶有布局，整條電子產品產業鏈也隨之崛起。重慶2021年筆電產量超過1億臺，產值逾4000億元，連續8年位居全球第一，且佔據四成市場份額。在筆電拉動下，重慶電子信息製造業增加值超17.3%，以筆電為核心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佔同期重慶出口總值的72%。這次西進帶來的經濟效益，到12年後的今天依然無可替代。

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相似的「兩頭在外」產業形態

一位曾參與過越南項目投資的投行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越南跟中國有關的業務常見有兩種，一種業務是越南承接中國的外資產業轉移，但需要產業配套，依然需要從中國進口配套服務，這種對於越南經濟有拉動，有些成品還會出口到中國。但更常見的是另一種，即從中國進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成品後出口歐美，這種業務的增長將造成越南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同時擴大越南對歐美的出口，比如近幾年的光伏行業，甚至有些直接在東南亞做轉口貿易。這種形態就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極為相似——「兩頭在外」。

這種形態一般來源於兩個成本優勢，即人力成本優勢與土地成本優勢。會因為這兩個優勢而放棄中國西部地區的產業十分有限，並且基本集中於加工製造業。根據中信建投的研究報告顯示，計算機/手機及其他機械設備、成品的紡織服裝是越南主要出口商品，而計算機/手機及其他機械設備的零部件、紡織材料是其主要進口商品。

雲南國際商會副會長張春豔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產業轉移到西部的主要原因有產業扶貧政策的指引、部分產業對資源依賴、一小部分產業對環保要求比較高等。而轉移到東南亞地區的因素為人力資源成本、最惠國待遇，因經貿摩擦而產生的原產地認證、部分產業的進出口配額以及東協10國的市場準入等。

「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內企業到越南等東協國家設廠，與向中西部產能轉移，其實二者不矛盾，各取所需，定位不同。」張春豔說，東南亞經濟的發展也能為與其貿易頻繁的我國西南地區帶來消費能力更強的市場，相輔相成。

中國西部如何維持競爭力？

從這個角度看，東南亞地區與我國西部地區暫時不存在產業爭搶關係。但伴隨產業遷移而發生的是產業鏈的重構，同時隨著技術不斷升級，低端產業下限也在上移，在未來某一天東南亞與我國西部可能終會存在競爭關係。

我國西部該如何未雨綢繆？重慶大路物流董事長吳建忠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提醒，營商環境一定是首要的。吳建忠來自江蘇無錫，幾年前因為招商引資的政策吸引，加之對西南地區物流產業地位的判斷，從江蘇來到重慶，打算在璧山區建立物流中轉基地。但由於後來璧山區政府將原物流基地的用地規劃修改為大健康項目，雙方對後續的問題處理存在分歧，最終導致他的投資擱淺。

其次是產業工人的培養。李長安提醒道，中西部地區要持續加強對勞動力的培訓，因為在東部地區，甚至在東南亞地區，都擁有一批相對比較熟練的產業工人。而低端產業下限不斷上移，工廠對熟練產業工人的需求也會持續擴大。所以在這個方面，對產業工人的技能培訓是比較重要的任務，也是吸引產業轉移的重要條件。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