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作品好段（回憶父親母親的名篇）

2023-04-17 01:37:24

作者宗璞（pú），原名馮鍾璞，1928年出生於北京，祖籍河南唐河，中共黨員，當代女作家。

宗璞的父親馮友蘭，哲學家，創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馮友蘭的弟弟：馮景蘭，地質學家。

馮友蘭的妹妹：馮沅君，現代作家、學者。馮沅君沒有子女。

馮友蘭的堂妹：馮讓蘭，是哲學家、哲學史家張岱年的夫人。

馮友蘭的長女馮鍾璉：西南聯大外語系畢業,是北京31中優秀的語文教師,1975年去世。

馮友蘭的長子馮鍾遼：在美國成家立業,是鍋爐專家。

馮友蘭的次子馮鍾越：中國航天工業部主任工程師,飛機強度專家。1982年去世。

宗璞的母親任載坤，辛亥革命前輩任芝銘之女。任芝銘是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1969年，宗璞與蔡仲德結婚，二人育有一女馮珏。馮珏，現為TOM在線執行董事、執行副總裁。

本文看點：宗璞用淺淺的筆調向我們介紹了父親生前的故事，帶我們走進了她與父親的生活。作者重點記述了父親臨終前幾年的狀況，通過一件件具體的事例，表現了父親治學的品質和精神，他豁達、灑脫、呆氣、勤奮，文字洋溢著一位女兒對父親深深的懷念。

文後附有《馮友蘭對女兒宗璞的言傳身教》，值得一看。

馮友蘭（左）、宗璞（右）

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快一年了。

去年這時，也是玉簪花開得滿院雪白，我還計劃在向陽的草地上鋪出一小塊磚地，以便把輪椅推上去，讓父親在濃重的樹陰中得一小片陽光。因為父親身體漸弱，忙於延醫取藥，竟沒有來得及建設。九月底，父親進了醫院，我在整天奔忙之餘，還不時望一望那片草地，總不能想像老人再不能回來，回來享受我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八十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他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在父親的最後幾年裡，經常住醫院，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為頻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親突然發作心絞痛，外子蔡仲德和兩個年輕人一起，好不容易將他抬上救護車。他躺在擔架上，我坐在旁邊，數著脈搏。夜很靜，車子一路尖叫著駛向醫院。

好在他的醫療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順利。一切安排妥當後，他的精神好了許多，我俯身為他掖好被角，正要離開時，他疲倦地用力說：「小女，你太累了！」「小女」這乳名幾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說，勉強忍住了眼淚。

說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擔心和不安，勞累又算得了什麼呢。

過了幾天，父親又一次不負我們的勞累擔心，平安回家了。我們笑說：「又是一次驚險鏡頭。」

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過九十四壽辰。也是他最後的壽辰。這一天，民盟中央的幾位負責人丁石孫等先生前來看望，老人很高興，談起一些文藝雜感，還說，若能匯集成書，可題名為「餘生札記」。

這餘生太短促了。中國文化書院為他籌辦了慶祝九五壽辰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沒有來得及參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關心。

一九九○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象，又住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住醫院，總要反覆吟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要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他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

一次醫生來檢查後，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疣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湧。一種沒有人能分擔的孤單沉重地壓迫著我。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

注釋：附贅懸疣，出自《莊子-大宗師》：彼以生為附贅懸疣。贅zhuì，身上無用之肉瘤；疣，身上的瘊子，多見於手部。都是身上沒有用的東西。全句為道家的一種哲學思想，意思是：生實乃多餘無用，死才能超脫苦痛。一種出世的哲學思想。

我們希望他快點寫完《新編》，可又怕他寫完。在住醫院的間隙中，他終於完成了這部書。親友們都提醒他還有本《餘生札記》呢。其實老人那時不只有文藝雜感，又還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學連在一起的。只是來不及了。他沒有力氣再支撐了。

人們常問父親有什麼遺言。他在最後幾天有時念及遠在異國的兒子鍾遼和唯一的孫兒馮岱。他用力氣說出的最後的關於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他是這樣愛中國、這樣愛哲學。當時有李澤厚和陳來在側。我覺得這句話應該用大字寫出來。

然後，終於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悽冷的夜晚，父親那永遠在思索的頭腦進入了永恆的休息。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的女兒，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

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他的生命就是不斷地思索，不論遇到什麼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頑強地思考，不放棄思考。不能創造體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種思考。而且在思考中總會冒出些新的想法來。他自我改造的願望是真誠的，沒有經歷過二十世紀中葉的變遷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自我改造的願望的。首先，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邁上走向超越的歷程。其實，知識分子前冠以資產階級，位置固定了，任務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為是，自非之為非？第三，各種知識分子的處境也不盡相同，有居廟堂而一切看得較為明白，有處林下而只能憑報紙和傳達，也只能信報紙和傳達。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虧有了新時期，人們知道還是自己的頭腦最可信。父親明確採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辭立其誠」的態度。我以為，這個誠字並不能與「偽」相對。需要提出「誠」，需要提倡說真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悲哀。

我想歷史會對每一個人作出公允的、不帶任何偏見的評價。歷史不會忘記有些微貢獻的每一個，而評價每一個人時，也不要忘記歷史。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佔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儘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九十五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蹟。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個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先生，還有一個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隨父親訪美，在機場上父親作了一道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裡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近幾年，每逢我的生日，父親總要為我撰壽聯。一九九〇年夏，他寫最後一聯，聯云：

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採傳三世;

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

馮友蘭與夫人任載坤

父親對女兒總是看得過高。「雙城」指的是我的長篇小說，第一卷《南渡記》出版後，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便停頓了。我必須以《新編》為先，這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當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飲食尤其不能和母親相比，有的朋友都驚訝我家飯食的粗糙。而父親從沒有挑剔，從沒有不悅，總是興致勃勃地進餐，無論做了什麼，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無窮。這一方面因為他得天獨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還有當飯桶的資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夠體會，他是以為能做出飯來已經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壞，豈不讓管飯的人為難。

父親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他並不永遠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閒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一九二六年父親三十一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四個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於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干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只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三字經》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

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鍾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裡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裡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的二十世紀。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篇章。

1935 年，馮友蘭全家在清華大學乙所院中合影。

上圖備註：馮友蘭全家合影。

後排左起：任載坤、吳清芝、馮友蘭；

前排左起：長女鍾璉、長子鍾遼、次女鍾璞、次子鍾越

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鄉裡傳為美談。從這裡我想起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許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車恆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後來我曾代他回復一些讀者來信，尤其是對年輕人，我認為最該關心，也許幾句話便能幫助發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後來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做了，只好聽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萬言書束之高閣，起初還感覺不安，時間一久，則連不安也沒有了。

時間會撫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總是歷歷如在目前。我想它是會伴隨我進入墳墓的了。當晚，我們為父親穿換衣服時，他的身體還那樣柔軟，就像平時那樣配合，他好像隨時會睜開眼睛說一聲「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聽到一聲嘆息。

不得不離開病房了。我們圍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聲！仲（丈夫）扶著我，可我覺得這樣沉重的孤單！在這茫茫世界中，再無人需我侍奉，再無人叫我的乳名了。這麼多年，每天清晨最先聽到的，是從父親臥房傳來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說幾句話。我怎樣能從多年的習慣中走得出來！

【批註：這段文字讀來令人落淚，父親在身邊已是「我」的生活習慣，他的離去使「我」覺得沉重、悲傷，「我」不願面對無人需「我」侍奉的生活，「我」不願面對無人再喊「我」乳名的日子，「我」不願承受如此孤單的生活，讀到這裡，不由得想起一句話：「父母是我們和死亡之間的一道牆，父母不在，我們直面死亡。」】

然而日子居然過去快一年了。只好對自己說，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親去時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沒有特別的牽掛，去得安心。

文章將盡，玉簪花也謝盡了。鄰院中還有通紅的串紅和美人蕉，記得我曾說串紅像是鞭炮，似乎馬上會劈劈啪啪響起來。而生活裡又有多少事值得它響呢！

《馮友蘭對女兒宗璞的言傳身教》

馮友蘭在清華大學當教授、文學院院長時，清華大學校長是梅貽琦。因為寓所鄰近，兩家過從甚密，馮友蘭的女兒宗璞（時年僅五六歲）和弟弟馮鍾越以及梅校長的小女便常在一塊嬉戲。童心無飾，玩著玩著就玩不到一起了：小弟鍾越同梅家小女談笑甚歡，有意無意冷落了一旁的「小姐姐」。面對那兩個人的「統一戰線」，宗璞一定表現出了委屈和不以為然。這不高興被馮友蘭看出來，平常不太過問家事的父親便向宗璞招手：「你來你來！」

宗璞來到父親面前，父親問了緣由，說：「我今天教你背一首詩。」詩是白居易的《百鍊鏡》：「百鍊鏡，熔鑄非常規……太宗常以人為鏡，鑑古鑑今不鑑容。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治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馮友蘭一邊教一邊解釋：「唐太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就是說，從別人身上，自己應該學習領悟一些東西……」道理被父親講得很淺顯很明晰，而同時深深吸引她的，還有父親那抑揚頓挫的朗誦聲，這聲音激發了宗璞對古詩詞的強烈興趣。

馮友蘭發現了這種興趣，以後有時間便繼續教宗璞背古詩，背《長恨歌》、背《琵琶行》……到上小學，宗璞已養成了一個極好的習慣：每天早晨上學離家時，先背書包來到父母床前，把剛剛學會的詩句對著父母背一遍。兄弟也如此。家中不自覺地就形成了那麼一種氣氛。

這氣氛對孩子的成長很有影響。宗璞回憶，曾有一段時間，全家都在北京，逢到開飯，長幼圍餐桌而坐，馮友蘭也從紛繁的工作和思想中走出，和孩子們坐在一起，一邊有滋有味地品嘗著夫人做的可口飯菜，一邊有聲有色地講述著時政文化歷史哲學。所以從餐桌旁，孩子們得到的並不僅僅是生理方面的營養。宗璞留戀地說，那些內容，那種形式，想想似乎可以稱作是「餐桌教育」。

宗璞說：「父親在家裡更注重『言傳身教』，我們小的時候，從他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但他在孩子面前並不嚴厲。譬如對於家中學生的功課，他並不要求誰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開夜車加班加點，他自己從考大學到出國留學，每次考試都從未開過夜車。對於家中學生所選擇的專業，父親也只看各人興趣。」宗璞上大學時讀的是外文專業，為的是替自己的文學創作再打開一個窗口，馮友蘭同樣很尊重她的選擇。他並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幹什麼，卻希望他們無論幹什麼都要努力幹好。

馮友蘭在家中常講一個笑話：當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學家時，有人問他，家中怎麼沒有一人「子承父業」，他很幽默地一笑：「那是因他們深知哲學之無用。」

馮友蘭對子女影響最大的是他對事業的執著。宗璞回憶，在西南聯大時，日軍入侵，生活困難，學校的一些師生耐不住清貧，便去跑滇湎公路，從仰光等地販一些物資到雲南，「下海」做生意。馮友蘭在學校在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一心一意致力於他的著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雖然馮友蘭的子女沒有一個再搞哲學，但從父親那裡獲得的這種精神也使他們各有所成：除宗璞成為飲譽中國文壇的作家外，馮友蘭的長子馮鍾遼、次子馮鍾越也都是各自專業領域中極為優秀的專家。

從宗璞的話中可以聽得出，馮友蘭在家中是一個「甩手掌柜」。這首先得力於他的夫人任載坤。馮友蘭的妹夫張岱年曾經感嘆：「在家中誰也比不上馮先生的，馮先生一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菜。」宗璞笑著補充說：「一輩子沒買過菜也不盡然。在昆明時，母親身體不好，父親也曾帶我趕過集。不過父親確實很少做飯，『君子遠庖廚』這句話放他身上倒合適不過。記憶中只有一次，父親和我一起做飯，條件不好，得先把松針編成辮子一樣的『松毛』，盤在爐子裡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們怎麼也生不著火，弄了半天，哈，出來一鍋糊飯！後來我上大學時寫一篇作文記述此事，記得有『煮飯則有黑無白』一句，因為生活生動，還博得老師讚賞……」

1982 年，馮友蘭到母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宗璞陪同前往。在機場，87歲的馮友蘭回首家事，曾頗有感慨地作打油詩一首：「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年又得兒女孝，扶我雲天萬裡飛。」詩中提到的三個女性使馮友蘭一生脫離了俗務的糾纏。

據宗璞及其堂姐馮鍾雲回憶，馮友蘭的「慈母」在「五四」前後是一個十分開明的女性，她把自己的三個子女都從河南唐河老家送出來讀書，結果這兄妹三人都成了聞名全國的人物：馮友蘭在哲學界的地位自不必說，弟弟馮景蘭則是新中國地質學的奠基者之一，妹妹馮沅君是五四時期的著名女作家。馮友蘭的「賢妻」任載坤1918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該校是當時中國女界的最高學府），可她與馮友蘭結婚後，就基本上把精力投入到了家務之中。

回首往事，宗璞說：「這麼多年，我覺得父母一直認為生命中有比世俗生活更高更重要的東西存在：在父親，就是他的哲學、他的教育事業；在母親，就是幫助父親成就他的事業。」在生活最困難的西南聯大時期，為了能使馮友蘭一心治學，教授夫人曾在校園裡支起油鍋，靠炸麻花來補貼家用。1977年，任載坤去世，馮友蘭痛作輓聯悼念：

在昔相追隨，同患難，共安樂，期頤望齊眉，黃泉碧落汝先去；

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俱不愧，海闊天空我自飛。

資料來源：《大師們的家風》第三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