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回來隔離多久（隔離就像開盲盒）

2023-05-07 02:39:16

可能是一份運氣很好的回國經歷。

※ 本文作者回國時間為2021年初

決定回國過春節不是腦門一熱，我的身份證已經過期一年，國內全部的銀行卡和信用卡都被凍結了，造成了許多麻煩。上一次回國還是在2020年春節，彼時武漢疫情愈演愈烈，擔心無法入境日本，匆匆改籤機票提前回到京都，此後兩年待在原地無法動彈，日本疫情從「第一波」發展至「第六波」，難以入境的反倒變成中國了。

這兩年，身邊的朋友各有選擇，若非緊急情況，選擇回國畢竟是少數。一來是耽誤不起長久的隔離時間，二來是聽聞將會遭遇數次捅鼻子等種種，不願親身經歷這種痛苦。我在10月底買好回國的機票，一直沒告訴父母，就是擔心中途出現變故，空歡喜一場。那些在2020年夏天回國的朋友便屢屢遭遇這樣的情況，航班總是在一周前被熔斷，要在退過三、四張機票之後，才終於換來一次起飛的機會。不止是中國，各地都是如此，有位越南的朋友，行李寄走了三個月，一次又一次向房東請求延期，才終於等來了塵埃落定的消息：「下周可以飛了。」

進入2021年，航班狀況穩定了許多，但可選擇的班次十分有限，且全日空、日航、國航、南航、東航、廈航和深航均只有成田機場一個出發地。在疫情之前，我回國總是搭乘南航從關西直飛往貴陽的航班，那是在我來到日本的第二年新開的航線，正是訪日中國遊客數量飆升的途中，次次都是滿座，父母也曾搭乘這班飛機來過兩次日本，感慨過世界正在變得便捷而廣闊。疫情來了，如今的關西機場，僅有吉祥航空每周一次飛往上海和南京，以及春秋航空一班飛往常州的航班。

「大阪飛南京，這班飛機最容易被取消；出發前一天取消航班，是春秋航空的一貫作風」——後來我在一個中日特價機票的微信群裡，獲得了這樣的情報。那個群裡大部分成員是留學生，最經常出現的提問之一是：有沒有推薦飛的城市？經驗者們給出了如下答案：最好不要飛青島，機票貴；最好不要飛深圳，隔離酒店貴；上海和廣州是不錯的選擇，機票價格過得去，多數的隔離酒店還允許收快遞和外賣；得到最多好評的是杭州，一位在春節期間回國的留學生後來反饋說，「過年瘋狂塞年貨安撫大家」。

考慮到酒店隔離結束之後的移動，我選擇了全日空從東京飛往廣州的航班，單程7000人民幣，已經很便宜。當時心裡還有一個期待：如果隔離期間可以點外賣，那麼廣州肯定是我最好的選擇。在疫情期間回國的人們之間流行一個說法，隔離就是開盲盒。住什麼酒店是開盲盒，每天300～500人民幣是平均情況，但其中也有差別，有人住進了郊外的度假酒店套房，有人被送去了粉紅色燈光的情趣酒店，有人為了住得更舒服，要求住進日均1800的五星級酒店，也有人看到酒店提供的最低價格是480就手足無措，一再懇求是否能夠協調到便宜一些的酒店；酒店的餐食是開盲盒，幸運的結果大概是「好久沒吃到中國菜了，能夠湊合兩周」，不走運的結果不止是味道，也包括：強制收取餐飲費、禁止點外賣、禁止收快遞，等等；隔離多少天也是開盲盒，14天的酒店隔離是基本，往後轉到其它城市，集中隔離還是居家隔離，7天14天或是更久，就要看各地不斷隨著疫情變化的政策了，在我聽到的各種傳言中，最驚悚的一個是——「有人回國隔離了56天！」

然後便是怎麼回國。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官網上醒目寫著「非必要，不旅行」的字樣，從2021年9月13日起，必須持有赴華健康碼才能進入中國。為了獲得這個健康碼，要在登機前兩天內在大使館指定的檢測機構完成新冠核酸和血清IgM抗體雙檢測，取得使領館指定格式的檢測證明，然後在微信小程序上進行申請。我出發的時間很不湊巧，正值新年期間，日本人都在放假，大使館名單上僅有的兩家京都的檢測機構，都不確定是否營業，即便營業，也要「1～2天後才能取得結果」。大阪的友人推給我一個微信號，說是去過的大阪一家檢測機構，有中國人對應，還可以在微信上預約，當天下午就能出證明——在「第六波」疫情席捲之前，日本政府不提倡全民進行核酸檢測，此類需要開具證明的檢測費更是高昂，這家的報價是2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370人民幣），「已經比去年便宜了5000日元。」

1月3日早上10點，我終於知道了為什麼那家大阪的檢測機構的工作人員幾乎全是中國人，同時段到來的十幾個檢測者，說的全是中文。一個看上去50多歲的北方女人排在我前面，在等待過程中一直在打電話，她的分貝讓我不用豎起耳朵也能聽到她在說什麼，「順利的話，四五月就會能返回日本。我媽不是走了嗎？留下的那個房子，和弟弟之間有些事扯不清楚，趕緊回去把這個事情搞定了。順便去看看退休手續能不能辦了，聽說退休時間延遲了，還不知道能不能辦下來。如果不是這麼要緊的事情，誰瘋了願意受這個隔離罪啊！」

成田飛往廣州的杭州在早上9點半出發，聽從經驗者們「一定要早點到機場」的建議，7點就跳下了穿梭巴士，迎接我的依然是櫃檯起排著長隊的人們，隊伍的消減極慢，要依次出示健康碼，還要下載海關小程序，進行入境健康申報，一再核實信息。等到辦妥一切，終於通過安檢時，近兩個小時過去了。

在匆忙中，我還是去跟免稅店的楊小姐打了個招呼。這兩年，成田機場多數品牌的免稅店都緊閉著大門，少數的幾家，會在每周航班密集的幾天限時段開放，「來店前請提前預約」，機場官網的告示中熱情地提醒道。我隨手預約了一個時間，幾天後，自稱是「楊小姐」的櫃檯專員就打來電話，確認預約信息，在問了句「你是臺灣人嗎？」之後，那個電話就變得很長。她說自己兩年多了沒能回臺灣，很想念夜市上的小吃，說來到日本後一直在機場免稅店工作，也住在附近，疫情嚴重影響了她的工作，這些日子她除了每周一天在機場店，其餘的工作日要搭一個多小時的通勤電車前往銀座店上班，在銀座店的專櫃，顧客又從外國遊客變成了日本人，「我日語說得不太好，但可以感覺他們語氣間那種微小的歧視」；又說起這天機場店裡來了位東北的大姐，買了幾個包，突然聊起了在疫情之中的種種不走運，「總算能夠回國了，她在我們店裡哭了出來」。楊小姐出現在我面前，顯然沒有那個下午打電話的悠閒，這天早上的成田機場有三個飛往中國的航班，店裡聚集起一些準備回國的客人，其中一位，正在遵從電話那邊的指示，要求她取出一個又一個包。「祝你早日回家！」拖著行李跑往登機口前，我對她說。

在回國的飛機上，還很難感受到即將迎接歸國者的是一種怎樣緊張的空氣。這一天東京的感染者數重新超過2000人，奧密克戎在街市中傳播開來，但飛機上的多數人們還只戴著一個普通的醫用口罩，並且在起飛後不久毫不猶豫地摘下了它們，愉快地享用起了飛機餐：一份美味的照燒雞肉飯。只偶爾有那麼一兩個穿著防護服的，一動不動固定在座位上，反倒顯出一種不合群的格格不入。直到5個小時30分鐘後，艙門打開，被防護服包裹得嚴實的機場工作人員出現在眼前，個個如臨大敵，飛機上的人們才意識到：自己似乎成為了某類高危人群。

抵達國內機場

高危人群需要用三個小時才走出機場。下飛機後，每個人被分配了一個數字，大約20個數字為一個批次，為了避免密集，分批放行。被叫到數字的人們，依次要經過若干道關卡，每個關卡都設置了幾位坐在塑料布後面的工作人員，要求出示護照和二維碼、申報健康情況、填寫一個表格、再填寫一個表格……最後走到一個透明玻璃罩前方，等待分配檢驗器具，再走進後方的走廊裡，進行核酸檢測。當我久違地終於可以使用母語和醫療人員交流的時候，很多日本人卻發現他們在中國入了境就成了無頭蒼蠅。一位工作人員舉著牌子大喊「40號之前先走」，那個隊伍離開很久之後，我路過了一位坐在椅子上發呆的日本男人，手裡拿著「35」。這個由下飛機的前後順序而決定的數字，是在隔離期間的第一個盲盒，它將直接決定你走出機場的時間，被分配到第幾班巴士，並最終通往哪一間酒店——我手裡拿著74號，登上了倒數第二輛大巴。

在護照上擁有了一個「已採樣」字樣後，終於走出了機場

機場通往酒店的巴士

一個漫長的紅碼

巴士朝著與市區相反的方向漸行漸遠，在一個小時後終於停下來：盲盒的盡頭是從化。就算是從化，當眼前出現「XX酒店」的建築物的時候，人們還是因為抵達而歡呼了一聲，直到又被關在大巴裡靜坐一個小時之後，這種快樂才消失無影。大巴的駕駛位和乘客車廂被一張塑料布隔開，後排有個男人終於忍不住，走到前方拼命敲打著塑料膜，表示人有三急，需要上廁所。工作人員搖搖頭，「你們不能隨便下車。」男人憤怒起來，工作人員揮動起還沒掛掉的手機：「你自己跟那邊說！他們連我都不讓下車！」坐在第一排的，是一位帶著妻子和孩子搬家回國的男人，顯然是想要息事寧人，迅速從背包裡掏出一個塑膠袋，拍了拍那位又將發作的男人，道：「我這裡有個移動廁所，你去後排解決一下？」男人看了看滿座的後排，沒伸手接，道了聲謝，轉身回去了。

幾分鐘後，前排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似乎終於在電話交涉中取得了勝利，快速打開車門跳了下去，徘徊在酒店和大巴之間，不斷地伸展著肢體。在他下車之前我敲了敲塑料布，詢問遲遲被關在大巴上的原因。這才得到了解釋：前一波隔離結束的客人剛剛離開，酒店正在進行消毒工作，要等到味道散去。終於被告知可以進入酒店是在傍晚六點半，但是，工作人員堵在車門前，「一個一個下來，在門口進行消毒」，人們禮貌地望向了那位拒絕移動廁所的男人，他毫不猶豫，箭一般地飛了出去。進入的流程推進得極慢，我和站在前面的一位留學生聊天，詢問他隔離完的去向，他說他是西安人，因為家裡有急事不得不回國，但此時西安仍處在封城之中，「如果隔離完還沒解封，我就去重慶旅遊了。」

全身上下被消毒水噴了個遍之後，我從一條特殊通道進入了酒店，除了入口處一位遞給我房卡並且要求我掃二維碼加微信群的工作人員，以及電梯口另一位負責塞盒飯的工作人員，我沒有見到任何酒店的前臺人員。那個微信群裡的每個人被要求以房號作為代號存在，我進去十分鐘後，8446擁有了在群裡的第一個發言機會，他說：「為什麼我在盒飯裡發現了一隻蝸牛？」這就是為什麼點外賣在開盲盒中的存在如此重要，不久後果然又有人圈了醫療組人員：「請問可以點外賣嗎？」此時我已經讀過放在酒店茶几上一疊厚厚的入住指南，要求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房費，價格是每天360元，外加早餐10元、午餐30元和晚餐30元，「根據疫情防控要求，隔離期間不允許點外賣」，上面寫著這樣的溫馨提示，但另外又有兩份資料：「外購餐食及飲品免責承諾書」和「關於快遞投送安全拆檢同意承諾書」，只要將這兩張紙籤上名，就可以點外賣和收快遞了，又特別註明：酒店只在每天中午11:30～12:30和下午17:30～18:30期間進行派送，外賣拒絕接收火鍋、燒烤等異味重和湯汁過多的食物，快遞也不能購買道具和酒精類飲料。我將籤好字的承諾書通過微信發給酒店前臺人員，詢問是不是就不用支付三餐費用了，「是的」，那邊很快回復了，「但別忘了今晚的盒飯，這30塊你得付。」

房間門上的溫馨提示

若干份籤字文件中的一份

關於14天的隔離需要帶些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說是一套床單被套，有人說要有一個燒水壺，無論是全套旅行洗漱用品，還是一雙拖鞋、一瓶消毒噴霧和一大包馬桶拭紙，又或是各種零食或者辣椒醬……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可以通過快遞輕鬆實現的事情。真正讓我不顧行李超重也要塞進箱子裡的東西，是幾大袋經常喝的咖啡豆、一個便攜磨豆機、一套手衝咖啡器具，一臺Switch和配套健身環。這些確實成為我必不可少的隔離用品，前者令我避免身處郊區的咖啡焦慮，後者則讓我在連日的外賣生活中，擁有了每天運動的可能性。

一些隔離必需品

一些快遞物資

每個房間門口，一側是黃色的垃圾桶，另一側是擺放外賣和快遞小桌子，每天三次或者更多打開次這個門，把垃圾扔進左邊，取走右邊的東西，成為14天的一種日常

8446的小賀帶的是一臺電子合成器。他是東京一間音樂學院的留學生，去年春節期間也曾經歷了「14 7」的回國隔離，對所有環節駕輕就熟，告訴我離開了廣州，他還要回長沙繼續7天的集中隔離。不過他並未對此有太大焦慮，反倒樂觀地慶幸著「因為14天的隔離，生活變得前所未有的規律，很多好習慣都可以養成。」他固定在每天早上看書和背英語單詞，下午練琴，晚上則運動和看劇。我加上小賀的微信是想問問他那隻蝸牛最後怎麼樣了。酒店沒算飯錢，他說，後來他又在早餐裡吃到了一塊金屬片，因為實在有點兒危險，酒店送了一盒水果。住在8426的日本人田中也在微信上對我說，兩周的隔離對他沒什麼困擾，反而可以靜下來做自己的事，還挺充實的。周一至周五，他白天做著遠程設計的工作，到了晚上和周末，就埋頭修圖修視頻，他是一名常居在東莞的工業設計師，副業是做廣告攝影師，回日本過了個新年，愈發感受到「中國的隔離政策比日本好太多了，日本人對疫情一點兒危機感都沒有」。我還想和那位運了15箱行李回國的廖先生聊兩句，他帶著妻子和出生才9個月的孩子一起住在8403，但他果斷拒絕了我的微信好友申請，理由「帶孩子太忙了，沒空聊天。」他應該是真的很忙，幾天後我看見他在群裡問：「今天的醫療組面訪能不能稍微晚一點兒？下午有個電話面試。」

隔離酒店的房間內部

一些隔離期間的外賣

我沉迷於每天半夜兩點在餓了麼上下單次日外賣的生活，不到一周就因為拉肚子而提前劃上了終點。每天仍然有各種小意外在發生：小賀又在外賣的酸菜魚裡吃到了一片塑料；廖先生從酒店的餐食盒裡拿到了好幾次發黴或是只有半截的筷子，還有一個折斷的勺子；前臺偶爾會把8430的外賣不小心放到8406門前，而被8406接觸過的外賣，不能再回到8430的手裡；有那麼好幾次，人們突然在午餐時間被告知，因為走廊消毒，要兩個小時後才能開門取餐……儘管總是發生著這樣的事情，但好不容易回國的人們還是感激的心情更多。酒店的不同樓層住著從不同航班下來的人們，來自不同國家的歸國者，每當一批人離開的時候，前臺工作人員會在朋友圈裡曬出一些他們留下的東西，有人留下了300塊錢，有人點了一大堆奶茶、糖水或是一整個蛋糕，有人送花籃當然也有人送錦旗……我在那個朋友圈裡第一次看到了酒店大堂的樣子，專門開闢出兩面貼滿了感謝信的牆壁，從去年五月底一直更新到現在，有一封很早的信裡寫道：「一對老夫妻，由於疫情，在美國滯留了一百零八天，經過千難萬險，終於回到了祖國。」偶爾也有一張照片，是在床邊被扔得滿地都是的菸頭。

酒店前臺的朋友圈，隔離客人離開後，扔得滿地都是的菸頭

這段日子，我在instagram上認識了一位在千葉縣做護士的女孩，她在我之後從成田飛往青島，告訴我說被分配的酒店不能叫外賣和收快遞，但擁有無敵海景房，房費加上三餐每天只要400人民幣，令她很滿意。就是她極力向我推薦那個中日特價機票群，說她在那裡買到了價值8000人民幣的往返機票，其中一程還是公務艙。那個群裡確實熱鬧非凡，除了時不時跳出一兩張便宜機票以外，每天都在交流著一切和回國有關的問題，賣特價機票的群主執著於打聽每一個購票者回國後的隔離情況，擁有最全面的情報。每當被問及隔離的酒店價格情況，他總會提起一個從東京回到青島的客人，住進了他聽說過最便宜的酒店，住宿費只要140，餐費每天80，14天隔離餐費加住宿一共就3080。「當然條件也就那麼回事，環境沒電梯，生活用水不熱，洗手都涼那種（據說是天氣原因），而且還經常沒辦法洗澡。」經常有人擔心回國的寵物問題，他打了好幾個電話去航空公司詢問，總結反饋說，目前只有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可以攜帶寵物入境，全日空只有飛青島和上海的可以攜帶寵物，且一個航班正常只可以攜帶三件寵物，每件寵物的託運費用是250美元。「寵物艙位置特別緊張，6月29號之前的航班，基本已沒有寵物艙空餘了。」

從酒店陽臺望下去，處於黃色封鎖區內

等待下班的工作人員

每天來運送「醫療廢物」的車輛

醫療廢物

無論給自己安排了多麼規律而繁忙的生活，積極獲取外界情報，長時間的封閉也會讓人的精神狀況變得不穩定。在酒店的入住指南上，特別註明有廣州市24小時免費心理援助電話，醫療人員每天進行面訪時，也總會例行問一句：「今天心理狀態如何？」大約一周後，我的上海朋友們的一個群裡，正在熱議當地剛剛發生的疫情，說他們有位朋友「剛從酒店隔離14天出來，（因為是密接），又被拉回去14 7了。」我是從這時開始變得精神緊張的，看到對面房間門口小桌上的外賣越擺越多，一日三餐都沒有人出來拿的時候，便開始疑神疑鬼，懷疑房間的主人要麼是自殺，要麼是陽性了——如果是後者，我還要在這裡被關多久？這個想法糾纏著我，直到傍晚醫療人員來面訪。

「對面那個人沒事吧？」我心虛的樣子大約看上去很神經質，年輕的醫療人員回應了我一個疑惑的眼神。「我看房間門口的餐食一直沒動」，我趕緊解釋道。

「哦」，他嘆口氣，「沒事，她在慪氣呢。」

第二天早上10點，我知道了對面房間慪氣的原因。這個早上同層樓不斷有人離開，應該是又有一批人結束了14天的隔離，工作人員開始打掃衛生，不時發出巨大的聲響——我已經習慣這樣的情形，航班到達時間很隨機，偶爾也有凌晨一兩點還在打掃衛生的情況——對面那位女人，她的盒飯依然擺在那裡，終於打開房門探出身來，開始大喊大叫，抱怨酒店總是吵得她不能睡覺，沒人能夠理解一位精神衰弱者的心情，工作人員的低頭道歉並不能令她滿意，她的聲音更大了：「說過很多次了，如果你們不能給我換一個安靜的房間，就請你們換一個時間打掃！」

工作人員在消殺走廊

這樣對工作人員發飆的崩潰並不是多數。多數時候，人們的心理極限，如同第十天的日本人田中一樣，他在群裡終於忍無可忍地問道：請問可以叫外賣點酒嗎？當然不能，有人給他支了一個招：但你可以上淘寶買無酒精啤酒啊！

第14天的下午2點，22個人的群裡有6個人被告知解除隔離，擁有了一個暫時的綠碼，用來搭乘前往下一站的交通工具。還有不少人，因為解除隔離的時間趕不上當天的高鐵和航班，被迫要自費多住一晚。我戴上醫療人員叮囑了數次的手套和口罩，搭乘「一次只允許上一人」的電梯下樓，終於走出酒店大門，一輛小巴停在當天我們下車的地方，把我和同行的4人一起送往高鐵站。

去高鐵站的小巴上

兩個小時後，我們進入了一個遠離進站口的、寫著「入境遊客專用通道」的小門。門裡也有一張小桌子，後面坐著一個工作人員，要求核對隔離解除通知、身份信息和健康碼。有一位自稱是從另一個地級市帶人前來的工作人員跟我聊了兩句，說這個入口原本設在三樓進站口旁邊，後來「為了不引人注目，移到了這裡」。這麼做效果似乎並不理想，在我們核對資料的短短30分鐘裡，已經有3、4波乘客闖進了這裡，試圖從這個不用排隊的快速通道進入車站，完全不知道已經身處閉環人員的高危空間。半個小時後，同行的4個人中，3個人被帶到了入境人員的專用候車室，剩下那一個，在核對過資料後又被工作人員帶回了車上。「好像是因為時間搞錯了，要回去再隔離一天」，後來在候車室裡，第一次見到面的小賀告訴我。

高鐵站，入境客人專用通道

入境客人專用候車室

下午5點的專用候車室裡，只零散地坐著8個人。如果有一個工作人員走過來問「某某在嗎？」就會有某人站起身來，拖著行李跨越封鎖線，被帶往站臺的方向。他們的出現想要不引人注目卻很難：前面有一位身穿防護服的醫療人員在引路，後面也有一位同樣裹得密不透風的，背著藍色的消毒水箱，手裡拿著塑料水管，沿途噴灑，保準讓消毒水覆蓋上他的每一步腳印，徹底消滅汙染源。當我切身站在那個位置的時候，便意識到這種充滿科幻感的場面，同時還帶著一絲詼諧，我先是被帶往了檢票口最前方，但已經和身後擁擠的人群混為一體，閉環從這時開始就不存在了——檢票閘門打開之後，人們魚貫而入，拖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從我身邊飛奔而去——而帶領我的那位工作人員，他在站臺上詢問過一位列車員，似乎因為要把我一直帶到第一截車廂這件事變得心情很不好，開始慢悠悠地在站臺上散步起來。

由工作人員帶往站臺

10分鐘後，1號車廂的乘務員，一位年輕女孩，從醫療人員手中接過單子，像看待一樁棘手事件一樣看著我。

「現在有個問題」，她說，「我們在8號車廂設有專門的隔離座位，但那邊是二等座，而你買的是一等座的車票。」

「那現在是要我走回去嗎？8號車廂是整截都是隔離車廂嗎？」也不是不可以走回去，只是離發車時間只剩幾分鐘了。

「也不是，隔離出來了4個專用座位。」她說，不知為何突然間放棄了這種形式化的流程，轉頭跟另一位乘務員確認了1號車廂的入座情況，對我揮一揮手，「算了，去坐你原來的位置吧。」

在滿座的1號車廂裡，前排坐著幾位回家過年的農民工，大聲討論著打沒打第三針疫苗。身邊一位年輕男人，聽到乘務員過來登記我的回國信息，以一種怪異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繼續開著外放刷他的抖音視頻了。小賀在兩個小時後給我發來消息，說他已經入住了長沙的隔離酒店，條件還不錯，但衛生堪憂，床單被套看起來很多天沒換過了，而且不讓點外賣。我還不知道下車時會怎樣。社區工作人員在白天扔給我一個名字和一個手機號，叮囑說「別讓家人去高鐵站，有專人來接你」之後，再也沒有多說一句話。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不要焦慮，對於你，總有人比你更焦慮。

這話說得沒錯。火車剛一停下，乘務員就站在前排大喊：「日本來的小姐姐，有人接你，你不要自己走！」我匆匆穿過眾人審視的目光，拖著超重的行李一路小跑下車，確實已經又有一個全副武裝的身影站在那裡了。從他的穿著來看，他要獨自負責領我出站和沿途消毒這件事，在那之前，他遞給我一個塑膠袋，要求我立刻穿成和他相同的樣子。在過去半個月裡，我無數次對那套防護服產生過好奇，想體驗一次穿上它的感受，但卻沒料到是在這樣一種情況：在這裡？就現在？

「對」，他說，「你現在是隔離人群，不穿上就不能出站。」

「可是」，我已經在粗暴地把那件連體服往身上套，幸好它足夠肥大，能夠將厚重的大衣也塞進去，但還是充滿了疑惑，「可是，我剛剛已經保持了毫無防護的姿態和車廂裡的人們混坐在一起了，現在才套這個衣服，不是很奇怪嗎？」

「總之，這邊就是這麼規定的」，他說，指了指我的腳，「鞋套套上」，又指了指我的頭，「帽子套上，面罩別忘了。」

我終於體驗到了穿上那套防護服是什麼感覺。熱得要死，呼出來的氣息很快就讓塑料面罩變得模糊，看不清楚世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停下腳步，把它抬得更高一些。也有規定，像我這樣的隔離人群，不允許搭乘電梯，包括自動扶梯，而我的行李實在太重，最終那位工作人員不得不和我達成一致，由我獨自一人爬樓梯，他拖著我的行李箱走樓梯——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暫時地放棄了繼續消殺我的足跡的任務。

蜿蜒地繞了好幾個圈，我們抵達了終點：車站核酸檢測處的一個角落。這一次，桌後的工作人員要求我籤一份新的承諾書，並且要蓋上一個鮮紅的手印，短暫的綠碼隨後失去了它的效應，我又得到了一個為期14天的紅碼。我停留在這裡的時間比完成這些工序更久，首先是那位接到我電話的接站人員，他在前來的路上迷了好幾次路，等到他氣喘籲籲抵達時，又要與那位桌後的工作人員爭論一會兒，後者對他手機裡出示的文件產生了不滿：「給你們說了好多次了，這個文件需要有人籤字蓋章，不能就這麼拿來！」

而我關心的只有一個問題：什麼時候能脫掉這身衣服？事實上，直到我走出站也沒能脫掉那身衣服，接我的工作人員說：你再忍忍吧，在大庭廣眾之下脫衣服是不是不太合適？

社區工作人員在第二天早上來敲門，要求我又籤了一份新的承諾書，並且叮囑我要在往後的14天裡，每天早上匯報一次體溫、拍攝一個不少於15秒的小視頻，證明待在家裡，最後，在我家門上貼了一個列印著日期的封條。這是一個活動式封條，那位工作人員解釋說，家裡有人出去時，將它折回門縫裡就行了。封不住門的活動式封條，卻有足夠威懾力，我媽說，往後的好幾天，鄰居每當開門看見她，立刻迅速地彈出老遠。

夾在門縫裡的移動式封條

對街社區醫院的醫生，完成了我剩下的三次核酸。兩個小姑娘看上去少有捅鼻子的經驗，每次都在鼻孔裡一頓暴風式攪動，而我已經學會了用超強的忍耐力回應她們。最後一次，門前的面孔換成了一個更年輕的小姑娘，解釋說別人都回家過年了，只剩下她一個人。那天鼻子捅到一半我又叫了出來，她又繼續攪動了兩下，抽出來，道：「今天沒有細棉籤了，不然還要捅得更深一些。」我才意識到，那根棉籤的體積大約是以往的兩倍。因為是最後一天，同住的家人也要求進行核酸檢測，幸運的是，他們被允許捅喉嚨，避免了一根粗棉棒在鼻腔裡留下的噩夢。

我一直以為，自由應該是準時降臨的。但實際上，直到第15天的早晨10點，我的手機上依然是一個禁止外出的紅碼。那天是大年初二，微信上社區人員遲遲不回復我的消息，我試圖撥打她的電話，卻被告知對方已關機。回國這些日子，我已經學會了有問題就撥打12345，很快便打通了，得到了一個誠懇的回覆：「我們會將問題反饋上去，1～5個工作日給您回復。」我又輾轉找到另外一個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回答說對接人員回家過年了，扔給我另一個據說是辦事處負責人的手機號，依然無人接聽。一個小時後，我靈機一動將電話打到了疾控中心，經過了幾個混亂的轉接，終於得到了一句肯定的回覆：「現在就給你解決。」30分鐘後，碼綠了。

擁有綠碼之後，我爸立刻說：把你的碼發到家族群裡去。他上一次這麼積極地要求我向全家人展示些什麼，還是在我領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發進群裡的綠碼得到了熱烈祝賀，幾分鐘後，一位在某系統內工作的親戚單獨聯繫了我，說需要我的各種身份信息和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單位要求他們報備接觸的一切入境人員情況。

一個遲來的綠碼

14天後，解除居家隔離後的第一件事，我購買了一個月後回日本的機票：一張最便宜的、只需要6550人民幣的、上海飛關西的單程機票。兩天後，接到航空公司電話，說出於「衛生上的原因」，當天的航班取消了，將我調整到了提前兩天的另一班飛機。提前機票後來被證明是一個明智的選擇：2月16日，傳出日本將在三月重開新發放籤證的外國人入境的消息，每日允許入境人數從3000人提升至5000人。次日，赴日機票開始了新一輪的飆升，一路從從10000 漲到了20000 。

日本入境

正如大多數人告訴我的那樣，回日本就很簡單了。我找到了一家可以發行日文格式核酸證明的醫院，並且在當天下午拿到了原件。而日本機場核酸檢測又是另一種情況，不必再被捅喉嚨，採用的是唾液測試。於是我下飛機看到的第一個奇妙景象便是：一排又一排的臨時隔間裡，每人佔據其中一間，面朝牆壁對著試管裡拼命吐口水——每吐完一個人，都有工作人員過來確認，要求那些不合格的標本進行返工：「泡沫太多了，再吐點兒！」

「你運氣真好」，那天來接我的中國司機說。他在六年前帶著兒子來日本治療白血病，疫情發生後，已經兩年多沒過回國了，雖然兒子的病情漸漸有所好轉，但仍需要每月一次定期前往醫院檢查，可是，「回國光是隔離就需要一個月」。

日本入境時，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的數字

這可能是一份運氣很好的回國經歷。從我在廣州酒店結束隔離的那一天起，所有從日本回國的人們被要求在現有的「雙檢測」陰性證明的基礎上，提前7天前往指定機構追加一次核酸檢測，並且還要進行共計7天的《自我健康狀況監測表》——這意味著，回國的耗時更長，核酸檢測的費用也會更高。我在隔離中遇到的一些人，後來才知道，有人是因為至親之人的離世而回國的，在過去幾個月裡，他們因為未能送終盡孝，始終處於一種自責的痛苦之中。要想和親人告別，在疫情時代，漸漸成為一件世上的難事。我運氣真好。我也在群裡看見一位剛剛被檢測出陽性的留學生，退掉了租房買好了機票準備回國，如今不得不留下來等待抗體由陽轉陰，在陰性之後進入一個繁複的「康復者路線」：一次胸部CT掃描外加三天內的兩次核酸檢測，將結果發給大使館預審通過後，進行14天的自我隔離，完成這一切之後，才能進行回國的第一次核酸檢測。我運氣真好。當我聽說身邊有人在春節期間從美國回國，被熔斷航班後不得不再買一張三萬元的機票的時候，當再後來我北京的朋友被困在北京，杭州的朋友被困在杭州的，還有很多毫無準備的朋友被突然拉去隔離的時候，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運氣真好。作為我這些「運氣真好」的證據，我留下了一些紀念品，一些《醫學觀察告知書》、《採樣檢測知情同意書》、《集中醫學觀察人員流調表》、《集中隔離人員健康排查登記表》、《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場所入境人員瘧疾防控告知書》、《集中隔離醫學觀察人員健康十必須》、《居家隔離承諾書》、《居家醫學觀察溫馨提示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監測結果告知書》《入境人員解除集中隔離告知書》，還有最後一份：《致所有入境日本及歸國人士「指定待機期間內」守則》。

日本入境誓約書

在日本的居家隔離，被第四天傍晚發到我郵箱的一份最新陰性證明宣告結束了。這一次我運氣依然很好，正好碰上面向京都府民免費的PCR檢測，省下來數千甚至數萬日元，在這一天，京都市的感染者人數為785名，比兩個月前我離開那天翻了34倍。我時不時會去看一眼那個中日特價機票群，它很快就達到了500人的滿員人數，群主又增開了第二個群，群裡依然在跳動著一些新的消息，前不久，春秋航空在成田的哈爾濱之間航線取消了，官方郵件裡給出的原因是：「考慮到現在俄羅斯—烏克蘭形式，為了安全起見。」而最新一則困擾即將回國的人們的傳聞則是：因為上海疫情嚴重，未來入境上海的所有國際航班，或將更改至國內其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