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知道什麼是紀實攝影嗎（什麼是新紀實攝影）

2023-04-29 21:29:58 1

蓋瑞·維諾格蘭德《Apollo 11 Moon Shot，Cape Kennedy，Florida》，銀鹽印刷，27×40.5cm，1969年

你一定不陌生紀實攝影，但你聽過「新紀實」嗎？在新紀實攝影師眼中，被傳統紀實攝影所注重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反而沒那麼重要。新紀實攝影到底是什麼？今天，時尚芭莎藝術為你解析。

=========「為何非要關注社會？ 」

塞巴斯蒂安·薩爾加多《Gold Mine of Serra Peleda，Pará，Brazil》，銀鹽印刷，50.8×61cm，1986年

塞巴斯蒂安·薩爾加多《Mata tea plantation，rwanda》，銀鹽印刷，50.8×61cm，1991年

在人們的印象中，傳統紀實攝影總離不開戰爭、衝突、災難與死亡等沉重悲傷的話題。例如奔波於世界各地以一種充滿溫情的視角拍攝下最惡劣環境中人物的攝影大師塞巴斯蒂安·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他的作品中就充滿了人文關懷。

戴安·阿勃絲《Girl and Boy in Wash Sq Park NYC》，銀鹽印刷，50.8×40.6cm，1965年

而「新紀實」的攝影作品與那些對於具體事件的記錄或是宏大社會敘事的紀實攝影都不同，它呈現出一種碎片一般零散的圖像，並帶有強烈的攝影師的個性在其中。1967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由攝影部主任約翰·薩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策劃的一場名為「新紀實」（New Documents）的攝影展，拉開了新紀實攝影的序幕。

蓋瑞·維諾格蘭德《New York City》，銀鹽印刷，37.8×57cm，1968年

本次展覽展出了攝影師戴安·阿勃絲（Diane Arbus）、李·弗裡德蘭德（Lee Friedlander）、蓋瑞·維諾格蘭德（Garry Winogrand）的作品。弗裡德蘭德與維諾格蘭德的圖像呈現出了另類的社會風景，這些風景看起來熟悉又破碎、滑稽又奇異，充滿隱喻；而戴安·阿勃絲則專注於拍攝「敏感」題材，在其中思考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

蓋瑞·維諾格蘭德《New York from Women are Beautiful》，銀鹽印刷，22.2×33.1cm，1968年

阿勃絲曾說：「任何事物從來都不是一般人所熟悉的那樣。我要表現的是熟悉的事物不可思議的一面，以及不可思議之物熟悉的一面，我認可的是那些我從未曾見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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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當時，或許是因為突然出現的表現方式讓人無法接受，抑或因為被攝內容過於「激進」，這些作品在展出後飽受爭議甚至被要求撤展。「新紀實」就在回應各種爭議中正式出現了，這三位攝影師也因此成為了新一代紀實攝影的領軍人物。

為何這次展覽會出現如此不同於以往紀實攝影的作品呢？原來，在上世紀50年代社會中發生的一系列變動，使人們不禁去思索除了人道主義和人情味之外，紀實攝影是否應該有其它的作用。在新的社會背景下，傳統那種作為「變革社會」的證據而存在著的紀實攝影仿佛有些「不合時宜」。相較而言，注重如何去知曉生活、理解生活的新紀實攝影看起來則是更加合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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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在何處？ 」

羅伯特·卡帕《US troops assault Omaha Beach during the D-Day landings》，Estate Stamped Silver Gelatin Print，1944年

新紀實攝影新在何處？在傳統紀實攝影如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作品中充滿了對公共命運的關懷，這種作品也因此更容易被大眾所理解。相比之下，新紀實攝影師們則沒那麼關注人類的公共命運，他們更傾向於以個人經歷作為出發點進行拍攝。

實際上，在此之前由攝影大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與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帶來的那種意識流一般的影像就已經引發關注；從上世紀30-40年代的「街頭攝影」中也發展出一種快速而有節奏的拍攝風格，紀實攝影早已出現與之前不同的發展趨勢。維諾格蘭德等攝影師在克萊因與弗蘭克的拍攝實踐中得到啟發，他們用及其個人化的、難以被理解的語言記錄這個世界。

薩考夫斯基在本次展覽中是這樣總結攝影師們所做的新實踐的：「......把紀實攝影引向個人目的。他們的目的不是去改造生活，而是認識生活......他們都一致深信，平凡的事物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應該有勇氣去關注它，而少說那些空洞的大道理。」

戴安·阿勃絲《Identical Twins，Roselle，NJ》，明膠銀鹽，38.1×36.8cm，1966年

戴安·阿勃絲《Triplets in their bedroom》，銀鹽印刷，38.1×38.1cm，1970年

戴安·阿勃斯《無題》，明膠銀鹽，33.3×33.3cm，1970-1971年

例如戴安·阿勃絲就拍下那些人們一直不敢正視甚至試圖掩飾的「可憐人」。攝影師以一種保持距離的冷漠語言提醒人們：同是人類，他們不過是我們世界的另一面。這些看似不幸的圖像並非要求觀者去想辦法做些改變，而是應該思考自身如何去對待痛苦。其作品中沒有溫情，也沒有同情和憐憫，被攝者反而呈現出一種淡然甚至興高採烈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