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修被斬首後的獨白（楊靖修士之死）

2023-04-29 22:56:36

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楊靖

多明我會修士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1452-1498）

1492年，佛羅倫斯統治者洛倫佐·美第奇病重。多明我會修士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1452-1498）應召入宮，為之布道——因為這位修士據說能夠預知未來，被信眾奉為「先知」。薩沃納羅拉的預言是：由於道德敗壞，惡貫滿盈，美第奇家族即將遭遇滅頂之災。在他看來，「豪華者」洛倫佐唯有放棄財產，並將自由交還給城邦，方能逃脫厄運。

洛倫佐去世後，其子皮耶羅即位。皮耶羅缺乏其父祖高超的政治手腕，先是貿然與法王查理八世開戰，戰敗後又率爾籤訂城下之盟，讓城邦蒙受割地賠款的雙重恥辱。正如史書記載：「公平地說，這個家族為我們這個城市帶來的所有好處，都被這一天中所發生的事情抹殺了。」1494年11月，皮耶羅及其家人倉皇逃離佛羅倫斯。同日，佛羅倫斯重要港口比薩宣布獨立，並鼓動阿雷佐（Arezzo）、蒙特布查諾（Montepulciano）和錫耶納等屬地共同舉兵反叛，一時間佛羅倫斯在託斯卡納的統治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

根據英國華威大學歷史學教授亞歷山大·李在《醜陋的文藝復興》（2014）一書中的記載：危難時刻，薩沃納羅拉挺身而出。他先是通過談判與法國軍隊達成條件寬鬆的和平協定，而後著手改組佛羅倫斯市政府——將原先洛倫佐治下的「七十人」小議會升級為「三千人」大議會。正如他在一系列政治色彩濃厚的布道文中所說，佛羅倫斯市民智力超群，自古崇尚自由，因此只能生活在共和政府統治之下。最終，薩沃納羅拉引領佛羅倫斯人成功建立起他所理想的「基督教共和國」，或「新耶路撒冷」。雖然新政府仍不乏顯貴家族，但與此前相比，公眾無疑具有更為廣泛的參與權。與之前的「第一公民」科西莫以及洛倫佐一樣，薩沃納羅拉從未在佛羅倫斯擔任過公職（甚至也從未成為該市市民），卻憑藉個人魅力和道德力量控制了整個城邦，並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神權共和國」（1494-1498）。

一

「先知」薩沃納羅拉本為聖馬可修道院院長，以苦行生活及淵博學識而著稱。他打造神權共和國的第一步是將自己包裝為上帝的「使者」——受上帝派遣來佛羅倫斯，拯救萬民於水火。為了排斥世俗君主的合法性，薩沃納羅拉向議會提出「基督王」的議案。該議案將基督耶穌奉為佛羅倫斯唯一的最高統治者，而他本人僅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通過他向佛羅倫斯人傳布諭旨——由此薩沃納羅拉大權獨攬，堂而皇之登上歷史舞臺。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虔誠的宗教人士，薩沃納羅拉在佛羅倫斯進行政治改革並非意在恢復古已有之的共和政府，而是要倒退到中世紀的神權加封建專制——以「政教合一」為最高宗旨。

十四世紀以來，佛羅倫斯政治最富有戲劇性的變化，就是從一個城邦共和國一變而為實質上專制的君主國。這一變化的基礎，就是包括城市中興起的工商業「新人」以及古老的貴族之家共同構成顯貴家族（optimate），後者通過權力集中建立起寡頭政治——可以經由反覆選舉長期執掌大權。以洛倫佐時代為例，由於掌握議員遴選大權，這位「第一公民」可以任意選擇「執政團及其他行政機構」，他本人的任期也「一再得以重複確認」。針對這一政治規矩，薩沃納羅拉決定以「雙重選舉」（抽選與選舉相結合）取代之前的單一選舉（任命制），由此一方面動搖了美第奇家族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也為自己擴充了實力。

執政之初，薩沃納羅拉便通過一一列舉罪狀對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美第奇家族統治進行了整體「清算」。首先，美第奇以獎掖文化藝術為名，大肆揮霍錢財。比如興建聖馬可修道院，一次性耗資二十萬金弗洛林，令人咋舌。同時，其家族為滿足虛榮及個人享受，也不惜一擲千金。據悉某次舉辦轟動全城的假面舞會，梵蒂岡居然有六名紅衣主教應邀前來，盛況空前——與貧困市民食不果腹形成鮮明對比。與此同時，該家族成員利用強大的政治資源打擊商業對手，試圖實現金融壟斷並進而控制城邦的經濟命脈。洛倫佐即位時佛羅倫斯有上百名銀行家，經過幾番整頓僅餘三十家，且大多控制在「自己人」手中。此外，美第奇家族通過興辦柏拉圖學院加強對人文主義者的思想控制——妄議執政者極有可能因「異端」之名遭受嚴懲。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文人只能「故作閒適」，如新柏拉圖主義代表人物皮科·德拉·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論人的尊嚴》（1486）中宣稱，他已放棄對公共事務的一切興趣，轉向閒暇的冥思。另一位新柏拉圖主義代表費奇諾（Marsilio Ficino）自1462年起奉科西莫·美第奇之命執掌柏拉圖學園，以向美第奇家族邀寵獻媚為樂事（將「祖國之父」科西莫稱為「我的精神之父」）。在「半官方哲學」新柏拉圖主義的引領下，佛羅倫斯文化精英大多放棄了對公共政治生活的追求，而這恰好迎合了美第奇家族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不僅於此，正如薩沃納羅拉在「地獄之火般的」政治檄文中憤怒控訴的那樣，在取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絕對控制權以後，美第奇家族又悍然發動針對教皇國的戰爭，將全體佛羅倫斯人拉下萬劫不復的深淵。從此，瘟疫、饑荒和戰爭的傷亡如影隨形，成為佛羅倫斯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當然，薩沃納羅拉也注意到，美第奇家族在數十年間所遭遇的種種危機，絕大多數來自權力集團內部的鬥爭。雖然美第奇統治在羅倫佐當政時臻於鼎盛，但是這個政治框架內部也隨之產生出一個奇特的悖論：個人統治力越強悍，眾寡頭對它的「類君主」性質便越發牴觸。這一衝突造成最直接的後果是，市民既不能實現傳統的共和自由，美第奇家族也難以實現絕對的君主專制。相反，美第奇家族任何實行全面專制的意圖都會招致公民社會，尤其是曾經與之相頡頏的豪門望族的強烈反對。在舉世震驚的「帕齊陰謀案」中，其政治對手帕齊家族圖謀行刺，結果洛倫佐之弟被刺身亡，洛倫佐本人僥倖逃脫。由此引發兩大政治世家之間無休止的報復與反報復——這成為佛羅倫斯政治最大的頑疾，也是此後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佛羅倫斯政治動蕩的主要癥結。儘管佛羅倫斯行政當局試圖藉助一次次的頂層設計和政改實驗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但由於愈演愈烈的黨爭及教皇勢力的掣肘，改革往往無疾而終。而此刻，自認為「受命於天」的薩沃納羅拉受到危局的激勵和上帝的指引，決心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革新和群眾運動，徹底根除佛羅倫斯城的罪惡，建立道德完滿的神權共和國。

二

薩沃納羅拉自稱對世俗權力一向「不感興趣」，他之所以願意領導這一場宗教革新運動，純粹出於上帝的感召，以及他不願讓權力落入敵手——他的敵人，除了美第奇家族，還有遠在梵蒂岡的教皇，以及教皇的「鷹犬」聖方濟會。在《論統治和佛羅倫斯城的政府》一文中，薩沃納羅拉公開宣稱：「有一條公理：權力集中比分散更強，比如燃料集中比四散能使火焰更旺盛。」在他看來，唯有集中權力方能夠使得邦國穩固，從根本上避免黨爭和政治騷亂。1494年底，薩沃納羅拉組建面向全體公民的「大議會」，負責選任包括執政團在內的所有官職。而美第奇家族黨羽及擁躉也一律免於刑罰，只是被清除出權力中樞——後者不得不蟄伏下來，被時人戲謔為「灰黨」（Bigi，或Palleschi）——意為躲在陰影裡的人，一時人心大快。恰如著名歷史學家圭恰迪尼在《佛羅倫斯史》中所說，建立大議會和允許部分流放者歸來，堪稱薩沃納羅拉政治改革的兩大成果：這不僅緩解了佛羅倫斯內部的黨爭，更進一步樹立了薩沃納羅拉的政治權威。

在經濟政策方面，薩沃納羅拉也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鑑於城中貧富分化嚴重的局面，他著手進行稅制改革，加大富裕階層的稅負，貧民則減少甚至免除稅金，並倡導富人捐款扶貧，保證不餓死一個饑民。同時，考慮到民生多艱，借貸不易，又主持成立政府主導的放貸機構——凡是佛羅倫斯公民，只要提出申請，該機構必須無條件放貸。在類似「均貧富」政策的作用下，階級矛盾暫時得到緩解，薩沃納羅拉民望也日益高漲。於是將注意力轉向他念茲在茲的宗教道德領域。

薩沃納羅拉為人剛正嚴肅，十分厭惡玩笑和輕浮之舉，對詩歌、酒館和性（特別是同性戀）行為深惡痛絕，堅決抵制賭博、華冠麗服、珠寶首飾以及各種鋪張浪費。作為正統宗教人士，他痛斥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文學作品，對裸體繪畫、異教諸神的畫像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文化持整體否定態度。在他眼中，包括荷馬、奧維德在內的希臘羅馬古典作家「荒誕不經」，其作品應該統一封禁。亞里斯多德、盧克萊修則應該限制閱讀——只有在與聖方濟會進行宗教論戰時，上述作品才能派上用場。

當然，遭摒棄的不僅是文藝作品，也包括科學研究。伴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掀起科學探險的熱潮：天文觀測儀器的改進，航海技術以及工匠技藝的提升，都與科學研究緊密相連。與美第奇家族大力扶持的態度相反，薩沃納羅拉恪守修會傳統，認為適當的科學研究必須限定在修道院範圍以內；一旦推廣，極有可能敗壞人心。此外，薩沃納羅拉的反智主義還體現在他對天文學家、醫生等專業人士極度仇視——前者的佔星術打破了他對上帝「預言」的壟斷，後者膽敢與上帝（以及死神）爭奪主顧，理所當然必須嚴懲。據說他當政不久，城中佔星術士便被消滅殆盡：相當一部分逃往羅馬，其餘的全被送上絞刑架。

薩沃納羅拉向以純潔道德為己任，於是決定對城邦進行大規模的生活改造運動，以此打造「道德共和國」。他在布道壇宣講「基督徒的正當生活」和如何成為「真正的基督徒」——目標指向全體公民：他下令關閉所有妓院和酒館，以此促進男性「過一種道德的生活」。對於婦女，他倡導簡樸的生活原則，反對衣飾浮誇，嚴控嫁妝數量。同時，他更注重少年兒童教育，將他們組織成為童子軍（或稱「少年團」），負責上街巡邏——一旦發現婦女著裝「有傷風化」，立即予以整肅。此外，上述童子軍經過簡單培訓，又會被派遣進入富家豪門（其中不少是富家子，還有一些則喬裝為僕人），負責偵察並舉報主人是否有「不檢點行為」。一旦坐實，不但家產查抄罰沒，主人一家也難逃厄運。通過發動並利用無知少年達到清除異己鞏固政權的目的，可謂是薩沃納羅拉的一大「創舉」。

由於門徒和童子軍的助力，薩沃納羅拉輕而易舉地將布道壇打造為感化院，並進而升級為審判庭——除了道德教諭，更增添審判功能——凡被點名之人，無論其為醫生，教授或行政官員，立刻被定義為「人民公敵」，由童子軍負責抄家，收羅其「罪證」。而薩沃納羅拉本人則成為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專制君主，生殺予奪。當然，由於佛羅倫斯長期的法治傳統，更多時候，薩沃納羅拉會訴諸法律，要求他實際控制的「大議會」通過他提議的若干法案，比如以「嚴肅風紀」為名，將賭博和酗酒者判處監禁，將原本罰款了事的同性戀判處死刑，甚至連牟取暴利的財主和商人也予以嚴懲。這位頗具「道德潔癖」的修士希望，通過上述立法和社會改造計劃，能夠將佛羅倫斯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使之幡然悔悟，由此建立起一個富裕而強大的「人間天國」——將佛羅倫斯共和國變為上帝之城。

薩沃納羅拉最重要的一項立法變革，是將佛羅倫斯人傳統的狂歡節變更為培養宗教虔誠的莊重節日——在狂歡節當天舉行盛大的宗教儀式，其高潮則為「燒盡一切浮華」之慶典。在1497年慶典中，賭桌、紙牌、節日面具、鏡子、假髮、裸體雕像以及「不潔」的書籍、繪畫等被當街付之一炬。不僅此前美第奇家族苦心經營多年的古代文物毀於一旦，無數民間收藏的奇珍異寶也在劫難逃。素來以文化藝術自豪的佛羅倫斯人在圍觀熊熊烈火時居然感到幸災樂禍，更令人瞠目結舌。他們並未料到，這種逞快於一時的瘋狂之舉，不僅使得城邦蒙受經濟損失（據說一位旁觀的威尼斯商人出價二十萬金佛羅林，購買火堆最頂層的波提切利畫作及彼特拉克手稿，遭拒），更促使神權共和國加速走向滅亡。

三

自1480年代奉命來佛羅倫斯傳教，薩沃納羅拉從一介修士登上權力巔峰耗時十餘年，然而他從神壇跌落到政權覆亡卻在轉眼之間。改革之初，民眾不僅享受到廣泛民主，能夠參政議政，而且享受到各種賑濟和扶貧計劃支持，興高採烈。但由於薩沃納羅拉以反對奢侈為名，採取仇視商業及商人的態度，使得佛羅倫斯引以為豪的毛紡織業遭受沉重打擊。實體經濟的不景氣反過來對金融業也造成致命影響，若干銀行商號被迫關門歇業。雪上加霜的是，薩沃納羅拉以正統基督徒的身份極端敵視猶太人——在他的鼓動號令下，城中猶太當鋪被洗劫一空；政府主導的金融機構採用無息貸款政策，更令猶太高利貸商人無地自容。一段時間後，當薩沃納羅拉感覺時機成熟時，他又下令將猶太人悉數驅逐出境，而連同猶太人一道被驅逐的，自然是他們的囊中之物——貨幣。由於缺少硬通貨，商業及市場陷於停頓，抄家藉沒所得充公也只得暫解燃眉之急，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賭徒、酒鬼將輕易到手的扶貧款項揮霍一空後，故態復萌，城中經濟形勢益發惡化。

此外，佛羅倫斯長期賴以生存的海外貿易也遭遇挫折——土耳其人佔領東地中海形成的貿易障礙，以及英、荷等北方國家對地中海地區的貿易滲透（尤其是英國紡織業的崛起），使得歐洲商業中心逐步由南歐轉向西歐。儘管在十五世紀中期以前，佛羅倫斯以富庶繁華著稱於世，但它的經濟結構其實相當脆弱：過多地依賴國際市場，並且與國內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水平脫節，因而無法經受外部條件變化引發的震蕩。在這樣的雙重打擊下，佛羅倫斯經濟狀況急轉直下，也招致民眾強烈不滿。

與此同時，接踵而至的瘟疫及饑荒更將城市貧民逼上絕境。人心思變，無數佛羅倫斯市民開始懷念國泰民安的美第奇時代，甚至暗中聯絡其昔日黨羽，令薩沃納羅拉大為恐慌。1497年夏，五名政治犯在遭受酷刑拷打後承認：他們與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暗通款曲」。當局宣判他們犯有謀反罪並處以斬首。五人聲稱其有權向大法院提起訴訟——當年薩沃納羅拉在改革憲法之時，為收買人心，曾堅持保留這一權利；然而在本案中，出於政治考量，他卻對此袖手旁觀，置若罔聞。根據傳記作者溫斯坦（Donald Weinstein）在《薩沃納羅拉：文藝復興先知盛衰記》（Savonar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一書中的論斷，此舉不僅是司法審判的一次嚴重失誤，更是薩沃納羅拉本人道德腐敗的明證。由此他也喪失了大部分市民的擁戴。

《薩沃納羅拉：文藝復興先知盛衰記》

此前薩沃納羅拉憑藉預言教皇英諾森八世之死名噪一時，號為先知，而此刻他與繼任教皇的衝突則直接導致他政權的垮臺，一切仿佛冥冥註定。西班牙人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原本通過賄賂上臺，在他治下羅馬教會之貪腐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也因此飽受抨擊——薩沃納羅拉公開譴責教會及其領袖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並將梵蒂岡貶斥為「娼妓之家」，令教皇顏面掃地。最初，教皇試圖通過高官厚祿收買這位修士，但不料他竟斷然拒絕世人夢寐以求的紅衣主教職位。隨後，教皇下達絕罰令，終止他的布道權。薩沃納羅拉對此不予理睬，相反，他在《十字架的勝利》等政治檄文中大聲疾呼，警告佛羅倫斯人不得加入教皇倡導的反法「神聖同盟」，令教皇惱羞成怒。而此時來自佛羅倫斯城中的一封舉報信則成為壓垮薩沃納羅拉的最後一根稻草。舉報之人是當世著名哲學家費奇諾。

費奇諾在目睹薩沃納羅拉種種倒行逆施對基督教社會及人類文明造成的巨大災難後，致信紅衣主教團，宣稱薩沃納羅拉為詭計多端的「惡魔」，他只是外表佯裝忠於德行、踐行美德，私下裡卻效力於「邪惡的精神力量，其自身就是反基督者」。在費奇諾看來，這位道貌岸然的修士不僅欺騙了他的擁護者，也欺騙了他自己，而事實上他只是一名「偽先知」。因此，作為基督教正統捍衛者的教皇在聽取主教團意見後下達詔令，將這名妄自尊大、冥頑不靈的多明我會修士革除教籍。倘若佛羅倫斯權力機構袒護此人，教皇揚言，他將要對佛羅倫斯乃至託斯卡納大區頒布禁令，暫停其教權，並威脅沒收在羅馬經商的佛羅倫斯商人全部貨物。

據史料記載，佛羅倫斯市民未能經受這一考驗：轉瞬之間他們對先知的忠誠煙消雲散。正如這位修士的政治對手、著名律師圭丹託尼奧·韋斯普奇（Guidantonio Vespucci）解釋的那樣：「我們義大利人，就只是義大利人罷了。」——富於商業頭腦和實用主義精神的佛羅倫斯人無法做到犧牲一切來捍衛上帝的榮光；何況他們此刻並不確定這位「先知」的信息是否確實來自上帝。經過一番激烈爭論，當局裁定：今後薩沃納羅拉不得在佛羅倫斯公開場合發表任何意見。換言之，這位憑藉雄辯術起家的政治家如今已被「禁言」，仿佛一位徵戰的將軍被解除了佩劍。

關鍵時刻，薩沃納羅拉的老對手、聖方濟各會著名修士弗朗西斯科·迪·普利亞（Francesco di Puglia）發起了致命一擊。關於先知薩沃納羅拉的真偽問題，他提議用佛羅倫斯民眾喜聞樂見的神判法來解決：他和薩沃納羅拉（先知未敢應戰，後由一位門徒替代）一同穿越火海。如果其中一人倖存下來，那上帝的審判就不證自明。當日，圍觀的民眾人山人海，然而就在觀眾們翹首以盼、修士們呼喊爭辯之時，忽然天幕洞開，一時雷雨交加，將執政官廣場高燃的火堆澆滅，審判因而不得不宣告終止。薩沃納羅拉的擁護者聲稱出現了「奇蹟」，但反對派卻指控他施行「巫術」，雙方發生激烈爭執。

更主要的是，圍觀的民眾未能如願一飽眼福，感到自己遭受愚弄，於是將滿腔怒火發洩到失勢的薩沃納羅拉身上——他用巫術澆滅火堆，不正說明他內心的惶恐與怯懦？當他退回到聖馬可修道院時，憤怒的民眾在少數別有用心的暴徒帶領下，包圍了這座修道院。薩沃納羅拉的主要支持者被殺死，他和另外兩位門徒繳械投降，而後被收押。經過表決，薩沃納羅拉「異端」罪名成立，被判處火刑，執行後其屍骨被粉碎，拋入阿爾諾河中，以免其遺骸被信徒當作「聖物」供奉。

薩沃納羅拉被執行火刑

正如同時代的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一書中所說，「一旦暴政在一個自由的共同體裡建立起來，由此帶來的第一個惡果是，這些城市不再進步，她的力量和財富不再增長；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倒退沒落。」——薩沃納羅拉以反對美第奇暴政為政治口號，不料最終仍重蹈覆轍，其神權專制及暴政較前者有過之無不及，其理想的「神權共和國」至此也灰飛煙滅。不久，美第奇家族二次復闢，佛羅倫斯重新成為專制的君主國。

1494 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國（當時政壇人物大多以「人民之子」自我標榜）的確是在危機中倉促誕生的——皮耶羅倉皇出逃，佛羅倫斯群龍無首，由此毫無政治根基也缺乏治國理政經驗的一介修士被推上權力高位，這就決定了這一共和國政府先天不足。最高領導人對政治傳統較為陌生，政策立場搖擺不定，加上黨爭及利益集團內訌不止，可以說，這一「人民」政府自建立之日起，就處在風雨飄搖、急劇變動之中。換言之，從一開始它就註定了必將傾覆垮臺的結局。共和國成立不過兩年時間，佛羅倫斯人民便都開始懷念美第奇統治的美好時光：他們認為洛倫佐治下（1469-1492）才是這座城邦的黃金時代，那時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儘管它同樣違背了佛羅倫斯源遠流長的自由傳統，但統治的效果及人民的幸福指數遠超「神權共和國」。

二十世紀英國史學大家諾曼·科恩（Norman Cohn）在其著作《千禧年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1970）中曾指出，像薩沃納羅拉這樣的千禧年革命者，通常被認為是那些自1917年起領導「窮人當中最迷惘和最絕望的那部分人」站起來的革命者的先祖——其追隨者大多是城市中居無定所的無產階級——他們共同「憧憬著對腐朽的舊世界發起一場終極且徹底的鬥爭；建造一個完美世界，將追逐私利者永遠驅逐出理想國」。時至今日，這種憧憬仍然激勵著自修士薩沃納羅拉以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參考文獻：

Donald Weinstein, Savonar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lexander Lee, The Ugly Renaissance, London: Arrow Books, 2014

Gene A. Brucker,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9

Paul Strathern, The Medici: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7

雅各布·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