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伯人西遷現狀（錫伯西遷忠誠的戍邊人）

2023-08-05 14:50:49 3

原作者 | 顧小勇

錫伯族是世居我國東北的少數民族，公元16世紀之前，錫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倫貝爾大草原上，過著放牧、打獵、捕魚的生活。多年的遊牧、打獵生活，使得錫伯人個個能騎善射，驍勇強悍。

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初，錫伯族被清朝編入八旗蒙古和八旗滿洲。在100多年中，錫伯族人民從自己長期聚居的地區，分散到許多地區，被迫進行三次大遷徙。

1692年（康熙31年）清政府為防止沙俄和噶爾丹的再次鬧事，將錫伯人從科爾沁蒙古撥出，編入滿洲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百），分駐三個軍事重地齊齊哈爾、伯都納（今吉林省扶餘縣）和烏拉吉林（今吉林市）三城，隸屬於黑龍江將軍和吉林將軍。

1699-1701年（康熙38-40年）期間，將三城錫伯族兵丁及其家眷都遷到盛京（今瀋陽）所屬開原、錦州、遼陽等十五座城市駐防。

最後一次是，時隔60年後，1764年（乾隆29年），錫伯族官兵1020名連同眷屬，共計3275人，從盛京西遷到伊犁駐防。這就使錫伯族有了史詩般的西遷歷史。

西遷的偉大壯舉，為保衛祖國西部疆土的完整，維護祖國的統一，為開發建設西北以及保存和發展民族文化等，做出了重大貢獻，在祖國近代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新疆西部地區處於祖國邊陲，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乾隆年間清政府相繼平定了準噶爾和大、小和卓的叛亂後，針對伊犁地區人煙稀少，防務空虛，外國列強不斷向東擴張的局勢，為確保邊疆穩定和領土完整，於1762年（乾隆27年）十月設立伊犁將軍府，統管整個新疆，並陸續調遣官兵在伊犁駐防。

自1762年（乾隆27年）至1766年（乾隆31年）的四年間，清政府先後從熱河、涼州、莊浪等處調遣滿族官兵駐防惠遠，從黑龍江調遣索倫官兵駐防伊犁；從張家口、熱河等處調遣蒙古官兵、漢族官兵駐防伊犁。但伊犁將軍明瑞仍深感伊犁現有駐防官兵不敷調用，因而上奏清朝廷，增派官兵，於是，1764年（乾隆29年）乾隆皇帝恩準伊犁將軍明瑞奏摺。「由盛京錫伯兵內棟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員，攜眷遣往」。並指定了由塞外行走的路線。就這樣，從盛京所屬的瀋陽、開原、義州等15座城市抽調20歲-40歲，身強力壯，能騎善射，驍勇善戰的錫伯族官兵1020名，連同眷屬，共計3275人，西遷到新疆伊犁駐防，以增強大西北的防務力量。

這支西調的隊伍，分兩批出發。第一批於1764年4月10日啟程，次年的7月20日抵達伊犁河北岸的綏定一帶，第二批西調的隊伍於1764年4月19日啟程，次年的7月22日，抵達伊犁河北岸的綏定一帶。

1764年（乾隆29年）農曆4月18日這一天，西遷的官兵及眷屬和留居東北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及親友們，從各城匯集到盛京錫伯家廟—太平寺，為即將遠赴西遷戍邊的親人餞行。他們殺豬宰羊，祭奠祖先，焚香祈禱西遷路上一路平安，共食離別飯，共飲離別酒，灑淚話別。

農曆4月19日，西遷的錫伯族官兵及眷屬，在滿族官員的率領下，離開盛京，離開半個多世紀的家鄉，告別了家鄉的父老鄉親，踏上了艱難的西遷徵程。

錫伯族官兵扶老攜幼，趕著木輪牛車，拉著行裝、背著弓箭、挎著刀槍、攜帶糧食、帳篷、火種及家當，帶著故土的五穀籽種和神物喜利媽媽，走出彰武臺邊門，經通遼進入科爾沁平原，走過錫林郭勒大草原，再進入蒙古國境內，從東到西，橫穿蒙古國腹部地區。走過了一望無垠的蒙古大草原和荒蕪人煙的浩瀚戈壁，沙漠。經庫倫（今烏蘭巴託）於當年8月24日、25日兩批人馬抵達烏裡雅蘇臺（原蒙古國扎布哈郎特）。

農曆8月的蒙古草原，已是青草無存，寒氣凌人的季節。天寒地偏，又遭遇特大風雪，加上牲畜長途趕路，疲憊瘦弱，開春之時又有瘟疫流行，由盛京起程時所帶牛、馬死亡甚多，口糧幾盡。在這種情況下，西遷官兵及眷屬難以繼續西行。於是在烏裡雅蘇臺紮營休整了一個冬季（7個月），等來年春季草木返青後再趕往伊犁。

1765年（乾隆30年）三月初十，英勇的錫伯族軍民，得到烏裡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接濟，借馬500匹，駱駝500峰及糧食後，仍分兩路，從烏裡雅蘇臺啟程，繼續向伊犁進發。

當西遷隊伍走到科布多一帶，（今蒙古國境內吉爾格郎圖）正值阿勒泰山積雪大量融化，多條河水俱漲，水深流急，行進困難。他們受困多日，水退無期，只好取道繞科齊斯山而行。在道路險阻，畜力不足，所帶口糧所剩無幾，所借馬、駱駝又死亡甚多，面臨如此困難，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濟之前，錫伯族軍民並未被困難畏縮。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沿途採集野菜烏株木耳來充飢。他們架設浮橋渡過通往北冰洋的額爾齊斯河，繼續前行。經巴爾魯克，博爾塔拉，穿越險關隘道的果子溝，於1765年（乾隆三十年）7月20日-22日先後抵達綏定一帶，勝利完成了西遷的偉大曆程。

錫伯族民間詩人關興才老先生，整理而成的《西遷之歌》就生動地描述了這一偉大的歷程：

披荊斬棘跨過了萬水千山，

櫛風沐雨經受了萬般苦難，

男女老少緊跟著堅硬的牛蹄，

攀登西陲崢嶸的山巒。

憑一雙開天劈地的臂膀，

架起了橋梁,開拓了坦途；

靠一雙鋼鑄鐵打的腳板，

踏平了荊棘,徵服了兇險。

啊!誓以報國的英雄民族，

何畏關山有千難萬險，

闖過了雄峙的果子溝，

披肝瀝膽結束了西遷。

錫伯族西遷官兵及眷屬，登記在冊4295人，途中出生嬰兒350多人，出發時還有志願隨軍西遷的官兵親屬405人，故實際到達伊梨的人數為5050人。

錫伯族軍民西遷徵途，道路險阻，一望無垠的沙漠、戈壁、漠北草原，氣候多變。但一心效命國家的錫伯族軍民扶老攜幼，冒酷暑，頂嚴寒，風餐露宿，跋山涉水，戰勝了飢餓、乾旱、疾病等無法想像的困難，以頑強的毅力，忍受著長途跋涉的艱難險阻，日夜兼程，終於到達目的地——新疆伊犁。清政府原定西遷三年到達，由於錫伯族軍民發揚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精神，僅用了一年零三個月（其中包括烏裡雅蘇臺休整7個月），行程一萬餘裡，提前到達了伊犁。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大壯舉。

原大連民族學院院長、大連市錫伯族學會會長關捷教授，他生於瀋陽蘇家屯一個錫伯族人家,原姓瓜爾佳氏,小時侯聽長輩講到西遷的壯舉,就感到熱血沸騰。後來做學問了，他便潛心研究錫伯族歷史。他在查閱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繪出了目前國內最為詳盡的錫伯西遷圖。西遷圖全線有40多個標有地名的點，每個點是經過還是休整抑或是越冬，都有不同的標明。關捷教授說，乾隆朝軍機處滿文《議復檔》中有「從塞外行走」的西遷路線指示，應該看出清政府一是希望西遷不要走關內人口稠密區沿途擾民，二是對這樣一支武裝力量還是存有一定戒心。

他們走的路線是穿越漠北這塊幾乎沒有人煙的地區，其艱辛程度可想而知。現在錫伯族雖然人口只有18萬，是個少數民族，但它在歷史上能以國家利益為重，舉家族艱難遠徒，為國家的領土完整建立了歷史功勳。這種愛國精神在今天仍然能鼓舞我們後輩，西遷精神不僅僅是錫伯族的，也是中華民族的。

錫伯族軍民抵達伊犁的第二年，即1766年（乾隆31年）農曆正月，西遷的錫伯族軍民奉命踏冰過河，駐紮在伊犁河南岸的可耕之區，組成錫伯營。起初編為6個牛錄（滿語：箭之意，是清朝八旗制度下軍政合一的基層組織），1767年（乾隆32年）又增編2個牛錄，共8個牛錄，亦稱八旗。開始了戍邊屯墾的生活。現在的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就是他們當年的駐地，那裡的錫伯人是他們的子孫。如果說西遷是這個民族註定要承受的經歷，那麼，人們對即將到來的生活，對生活的這塊土地，早就有了新的期盼。

西遷的錫伯族軍民在伊犁河南岸地區，經過30多年戍邊屯墾的歲月，錫伯族人口已繁衍到7千餘人，僅有的耕地已經不能滿足口糧的需要，擺在錫伯族官兵面前唯一的一條路，就是開渠擴大耕地面積，發展生產，以維持全族的生計。當時任錫伯營總管的圖伯特，也就是西遷那年10歲就隨西遷隊伍來的圖伯特，這時他已是47歲的人了。圖伯特從18歲應試而成為披甲（滿語：伍克辛，是滿洲兵的總名稱），因在牛錄當差勤奮、好學，這樣逐漸由領催、防禦、佐領、副總管步步上升為錫伯營第九任總管。

幾十年的軍營生活，磨練了圖伯特堅韌不拔的意志，為解決民族生計，他帶領錫伯人民修建了一條大渠，這一壯舉使他成為至今都讓錫伯族人民感恩戴德的偉人。

關於圖伯特這個人，清代歷史檔案裡只留下星星點點的記錄，但是，在民間，他被認為是對西遷的錫伯人生存和發展影響最大的人物。光緒年間，為了銘記圖伯特的功績，錫伯族人民在渠首龍口和他的故裡納達奇牛錄，分別建造了圖公祠。1994年，錫伯族人民捐資在納達奇牛錄重修了圖伯特紀念館，成為人民緬懷他的重要場所。圖伯特挖的這條大渠龍口在察布查爾縣城東南40多公裡的山口，是個無壩龍口，大渠由這裡從伊犁河引水。

錫伯傳說 | 瀋陽傳說之西遷節由來

1802年（嘉慶7年）農曆10月，也就是錫伯族西遷到伊犁後的37年，在錫伯營總管圖伯特的帶領下，察布查爾大渠正式動工開挖。終於在1808年（嘉慶13年），歷時6年，挖成深一丈、底寬一丈二、面寬三丈，自東向西一條長約100公裡的大渠開挖成功。它像一條巨龍在察布查爾平原上，灌溉著兩岸乾旱少雨的土地，當時稱作「察布查爾布哈」。察布查爾，是錫伯語，即「糧倉」之意；布哈即「大渠」。顧名思義，這一名稱即標誌大渠將發揮的效益，也反映了錫伯族祖先追求糧豐民富、安康辛福的美好心願。

大渠的建成，使錫伯人的耕地由1萬多畝擴大到8萬多畝。沿伊犁河南岸居住的幾個牛錄先後遷到大渠兩岸，八個牛錄就沿察布查爾大渠順勢分布，修築城堡，定居了下來。正是察布查爾大渠的建成，使萬古荒原變成糧倉，出現了村落相望，阡陌相連的景象。史學家和社會學者們有這樣一個共識：正是這條大渠的修成，最終改變了西遷錫伯人的命運。

1954年3月17日成立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時，就以渠名作為縣名的。直到今天，察布查爾大渠在當地的農、牧業生產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大渠建成的第二年，1809年（嘉慶14年）54歲的圖伯特因開挖大渠的特殊功績，赴北京受到嘉慶皇帝嘉獎。他也成為錫伯族西遷45年後，第一次獲準回東北老家探親的人。在錫伯族的史詩《西遷之歌》裡，人們把對圖伯特的讚美融化在歌聲裡，代代相傳。

1766年(乾隆31年)西遷的錫伯族軍民進駐察布查爾，承擔起防守邊疆的重任。他們戍邊的主要任務就是防守卡倫（邊防哨所）和戍守臺站。卡倫在錫伯族西遷後佔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僅是一個駐守邊關的哨卡，更重要的是卡倫本身蘊含了錫伯族的愛國民族精神。當時錫伯營除駐守18處卡倫（現在還能看到部分年代久遠的卡倫遺址）和遠戍喀什嘎爾、塔爾巴哈臺外，還要派官員隨大員巡查邊境。這項任務從錫伯族到達伊犁後一直持續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前後長達250年。

19世紀20年代，大和卓的後裔張格爾在英殖民主義者的慫恿下，大舉進犯新疆南部，喀什官兵幾次出擊皆失利。於是，1824年（道光4年）10月，當時的錫伯營總管額爾固倫帶領錫伯族官兵500人，越冰嶺馳赴喀什，加上原喀什之錫伯營駐防兵300人，在總管額爾固倫的帶領下，1826年，在喀什渾巴什河的決定性戰役中，八百錫伯官兵背水一戰，打敗了敵兵，並於1828年（道光8年）一月，在喀爾鐵蓋山，錫伯馬甲納松阿、舒慶阿等活捉了張格爾，平定了張格爾叛亂，收復南疆四城。這是錫伯營多次平定叛亂的軍事行動中較大的一次。

在此次戰役有功的錫伯營總管額爾固倫、納松阿、舒興阿和德克精阿等四人受到道光皇帝嘉獎。

之後又相繼平定和卓作亂和七和卓叛亂，以及反抗「蘇旦汗國」的分裂陰謀、反對阿古柏的侵略等戰鬥中，瑪克塔春、德克圖、薩凌阿等始終奮勇當先，屢立戰功，受到朝廷嘉獎。

1875年（光緒元年）清政府分兵三路收復新疆時，當時的錫伯營總管喀爾莽阿，不顧身家安危，動員和組織錫伯族青年軍前出力，始終同沙俄侵咯者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輝番卡倫來信》記錄了一位戍邊軍人的駐防歷史。他叫沃克津，是西遷錫伯人的第二代，察布查爾大渠建成的那一年，他剛2歲。1824年（道光4年）18歲的沃克津正式成為一名戍邊軍人。

弓箭是錫伯族戍邊的主要武器。當時，錫伯族人的八個牛錄每年都在春秋兩季選拔「伍克辛」，漢語稱為「披甲」，1859年（鹹豐初年），已經升任護衛的沃克津奉命去一個叫輝番卡倫的哨卡換防，這個地方在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境內。沃克津在巡防的間隙用滿文記錄了自己駐防的生活以及沿途的風貌，在信中記述的輝番卡倫、齊齊罕、策齊等地，在1864年以前均為中國領土。這是一位中國邊防軍人駐守邊疆的見證，同治二年，沃克津因病卸任回家，此時，他已經在邊境駐守了39年。

驍勇善戰的錫伯族官兵、在抗擊侵略者，活捉張格爾到反抗「蘇旦汗國」的分裂陰謀和沙俄的入侵等戰鬥中屢立戰功。始終忠實地捍衛著祖國西部疆土。

自西遷到新疆的錫伯族人在180多年中，經歷了戰爭、生存和繁衍，經歷了清代七位皇帝，民國及國民黨的統治。錫伯族軍民世世代代始終忠誠地履行著駐防戍邊，屯墾生存的神聖職責。為了戍邊，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國西北邊陲這片沃土之中，為了戍邊，他們同各族群眾和睦相處；同仇敵愾，抗擊外來入侵者；反對分裂，保衛祖國的疆土，維護祖國的統一；為了戍邊，他們屯墾創業，引水種田，為民族解決了生計，同時還奇蹟般地將民族傳統的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忠於祖國的錫伯族一代又一代人，為祖國領土完整，為西部邊疆的繁榮，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今天，他們依然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延續著這份傳統，並將它發揚光大。他們的業績在祖國的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他們的精神已永遠載入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

兩個多世紀風雨過去了，他們也永遠成為了新疆的一個民族。

一個偉大和英勇的民族，一個充滿傳奇和真實的故事，錫伯人沒有忘記，歷史也將不會忘記。歷史的風風雨雨，洗禮著一個民族的光輝歷史，遠去的是那西遷路途中的往事，現實的溫暖陽光，必將照亮著錫伯族同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錫伯族哈斯呼裡氏譜書

——-瀋陽市于洪區馬三家鎮邊臺村錫伯族韓氏家譜

錫伯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成員，是一個勤勞智慧、勇敢善戰、有著悠久歷史的少數民族。錫伯族原來生活於黑龍江和吉林西北部境內，是古代鮮卑族的遺民。瀋陽市檔案館保存的滿、漢兩種文字的哈斯胡裡氏韓姓家譜，反映了居住在瀋陽市于洪區馬三家子鎮邊臺村哈斯胡裡氏韓姓家族的演變過程，它對於研究錫伯族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價值。

哈斯胡裡氏，漢譯為韓姓。原譜書是用滿文書寫，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操辦修譜仍書滿文，1913年，經松巖手譯成漢文，重新修譜。並增續後續宗枝，因族眾枝繁，編排二十字詩，由第六世起，以永字為首，二十字詩為：永遠常興國，寶會維啟恆，溥明繼先德，學博振家慶。1986年再次修譜。

哈斯胡裡氏舊譜記載：哈斯胡裡氏初定居黑龍江所屬墨爾根城（今嫩江市）和雅魯河流域，此地當時隸屬於科爾沁蒙古。清初努爾哈赤徵服這一地區之後，生活在嫩江流域的錫伯族人，隨同蒙古人一起被編入蒙古八旗。到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將錫伯族人從科爾沁抽出，編入滿洲八旗，分駐齊齊哈爾、伯都訥等地，在此處編牛錄，住六、七年之久。由齊齊哈爾撥來盛京時，由於需要自備糧草，故而布、又在伯都訥地方住了三年時間，於康熙三十九年（1710年）再由伯都訥遷來盛京，編入牛錄（廂蘭旗）當差，在瀋陽城西五十裡後邊臺佔地定居，世代勞動生息繁衍到今天。

需要著重提出的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撥盛京錫伯官兵到西北邊疆伊犁庶邊時，哈斯胡裡氏家族中的第六世達爾札（舊譜譯作達林），第八世瓦力海都去了，舊譜中在這兩位的名下有「撥往伊犁」和「徂往伊犁」的記載，現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就有達爾札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