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勝利了嗎（張夢陽阿Q100年）

2023-08-02 22:53:45 1

100年前的冬天，《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到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拜訪魯迅先生。他是魯迅在紹興時的學生，打算在他主編的《晨報副刊》辦個「開心話」欄目，刊載與匯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讓人們在閱讀報紙時獲得輕鬆快意。他就是來向魯迅先生約稿的。魯迅答應了，寫他醞釀很久的《阿Q正傳》，當晚寫出了第一章序。從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阿Q正傳》在北京《晨報副刊》分章連載，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

這樣，阿Q就誕生了。如果不槍斃，長壽的話，如今已經一百三十多歲了。

《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登到第四章時，當時主編《小說月報》併兼記者的沈雁冰，即後來成為現代文學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評論家的慧眼，洞察到剛問世四章的《阿Q正傳》的偉大價值，在回答讀者疑問時明確指出：

至於《晨報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傳》雖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來，實是一部傑作。你先生以為是一部諷刺小說，實未為至論。阿Q這人。要在現代社會中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我讀了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國龔伽洛夫的Oblomov了！

人們對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會比以後由於種種壓抑而被扭曲的認識包含更多的真實成分，何況是沈雁冰這樣的文學天才呢！他這段對《阿Q正傳》的最早評語，實質上已經包含了後來百年間《阿Q正傳》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傳》的真義！而對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筆下人物奧勃洛莫夫的聯想，則啟悟研究者發現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奧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屬於同一性質的藝術典型。「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一語，正反映了這類藝術典型的普遍性特徵。

《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完畢一個多月之後，直接了解魯迅創作意圖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義在《晨報副刊·自己的園地》專欄中發表了《〈阿Q正傳〉》一文，著重透露了《阿Q正傳》的主旨：「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裡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阿Q「是一個民族的類型」。「他像神話裡的『眾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煉精粹，凝為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並透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灰色的故鄉裡，我也親眼見到這一類角色的活模型，其中還有一個縮小的真的可愛的阿貴，雖然他至今還是健在。」

《阿Q正傳》發表後很快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茅盾在《讀〈吶喊〉》中所說：「現在差不多沒有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口裡不曾說過『阿Q』這兩個字。我們幾乎到處應用這兩個字。在接觸灰色的人物的時候，或聽得了他們的什麼『故事』的時候，《阿Q正傳》裡的片段的圖畫，便浮現在腦前了。我們不斷的在社會的各方面遇見『阿Q相』的人物，我們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帶著一些『阿Q相』的分子。」

1926年5、6月，敬隱漁首次把《阿Q正傳》翻譯成法文，發表在《歐羅巴》雜誌第5期和第6期上。很快就受到世界大文學家羅曼·羅蘭的讚揚，說「阿Q的苦臉永遠的留在記憶中」。1925年6月，一位中文名字叫王希禮的前蘇聯人，擬把《阿Q正傳》譯成俄文，並請魯迅寫了序。1929年由列寧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傳播到世界上並受到高度評價的作品。

作家自己的陳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據。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自己陳述《阿Q正傳》創作主旨時，說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毫無疑義，這正是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主旨和本意。與周作人的意見是一致的。

1927年11月10日，沈雁冰以方璧名義在《小說月報》第18卷第11期發表了《魯迅論》。這篇論文是20世紀20年代魯迅研究成果的概括與總結，文中對阿Q典型性的研究也作了進一步的升華：「《吶喊》所能給你的。不過是你平日所唾棄——像一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唾棄一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的灰色人生。說不定，你還在這裡面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在《仿徨》內亦復如此——雖然有幾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認那裡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讀一讀《阿Q正傳》。這篇內的冷靜宛妙的諷刺，或者會使人忘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義，而認為只有『滑稽』，但如你讀到兩遍以上，你總也要承認那中間有你的影子。你沒有你的『精神勝利的法寶』麼？你沒有曾善於忘記受過的痛苦像阿Q麼？你潦倒半世的深夜裡有沒有發生過『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負？算了，不用多問了。總之，阿Q是『乏』的中國人的結晶；阿Q雖然不會吃大菜，不會說洋話，也不知道歐羅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會吃大菜，說洋話……的『乏』的『老中國的新兒女』，他們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個或半個阿Q罷了。不但現在如此，將來——我希望這將來不會太久——也還是如此。」

沈雁冰的這段論述是異常重要的。其良苦用心在於提醒人們不要以為《阿Q正傳》只有「滑稽」，而忘記了篇中的精要的意義——「精神上的勝利法」，忘記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開出反省的道路」。這實質是阿Q典型性中的精義，離開這個精義，就不可能讀懂《阿Q正傳》，不可能從中獲得教益，也不可能使阿Q典型研究沿著正確的途徑向前進展。

然而，一般讀者對魯迅的這一本意卻是不易接受的。連載過程中，不僅大評論家沈雁冰「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有的讀者也疑心是與自己相關的作者在罵自己。

涵廬，即高一涵，在1926年8月21日《現代評論》第4卷第89期上發表的《閒話》講過這樣的情形：《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看來阿Q一誕生，就引起人們的自我聯想。

魯迅依循《開心話》欄目的風格，將先前用於《狂人日記》《藥》等作品的筆名「魯迅」更換為了「巴人」，「取『下裡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序」的話語風格也與先前的含蓄深斂、凝鍊沉鬱不同，加進了許多幽默和風趣。表面依照傳記通例，但具體內容卻完全抽空式處理，姓氏、名號、籍貫等無從確認，與傳統史傳的嚴肅「崇高」生成反諷，也與先前嚴峻深刻的批判大相逕庭。所以人們很注意其中的「滑稽」，不可能像沈雁冰那樣敏銳地感到其主旨。在魯迅去世後《阿Q正傳》改編中加進逗人發笑的滑稽、噱頭和自己的東西，使之浮淺化、庸俗化，是對魯迅本意的大加扭曲。

魯迅生前就看到了這點，始終耽心人們不理解他的本意，造成種種曲解。早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喬南的信中就說過：「我的意見，以為《阿Q正傳》，實無改編劇本及電影的要素，因為一上演臺，將只剩了滑稽，而我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近六年之後，魯迅逝世前兩個多月，又有人想把《阿Q正傳》搬上銀幕，魯迅在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的信中說了經過十四年觀察所得出的看法：「《阿Q正傳》的本意，我留心各種評論，覺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銀幕以後，大約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頗為無聊，不如不作也。」

由此，提醒我們只有準確理解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本意，才能從中得到啟悟，「開出反省的道路」。否則，只能適得其反。

20世紀20、30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史已經證明：從魯迅的創作主旨與《阿Q正傳》的實際效應出發，緊緊抓住阿Q典型性中的精義——精神勝利法進行開掘和拓展，才會逐步理解這篇不朽名作的精髓，促使研究工作沿著正確的途徑向前進展。反之，就不僅不可能推動研究，而且不可能讀懂作品。例如1928年3月1日《太陽月刊》3月號發表的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雖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著名論文，與當時創造社、太陽社的其他論文相比，是頗有理論分量的，然而由於把阿Q的思想理解得過於狹隘，認為只代表了「在辛亥革命初期的農村裡一部分人物的思想」，只把阿Q當成辛亥革命初期落後農民的典型，因而就必然得出了「十年來的中國農民是早已不像那時的農村民眾的幼稚了」「阿Q時代是早已死去了」的浮淺結論。可見深刻理解阿Q精神勝利法的普遍性與長久的反警作用，該是多麼重要啊！

奔流文藝出版社版《阿Q正傳》

1928年6月11日《語絲》4卷24期，發表了一篇署名青見的文章《阿Q時代沒有死》，意圖反駁錢文，但是卻從南方農民程度比北方高、阿Q時代在南方死了、在北方沒有死的角度進行駁論，結果不但沒有駁倒錢文，反而承認了錢文的理論根據，就顯得很沒有力量了。

由此得出的教訓是，要理解《阿Q正傳》的本意，就不能局限於阿Q的階級身份，必須有所超越，達到人類的精神層面，緊緊抓住「精神上的勝利法」進行剖析，才能把握其中真諦，不致誤入歧途。

20世紀40年代，許多作家都熱衷《阿Q正傳》的評論。周立波、艾蕪、張天翼等現代作家，認為：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醜陋和苦難所構成的一種奇特（Grotesque）的精神現象的擬人化」。這一觀點，往前追溯，與周作人的「提煉精粹，凝為個體」說相一致；向後歸理，則與馮雪峰的「精神寄植說」相聯通，屬於同一大類。

然而，這一類觀點早在20世紀40年代之初就已受到駁難。1940年2月16日《文藝陣地》半月刊第4卷第8期上聞歌的《雜論阿Q》就是最早的發難之文。該文表示不同意把阿Q看作「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點」的典型，也不同意視為「中國民族劣根性的象徵人物」和「舊中國的典型人物的代表」，而認為阿Q的典型，決不會像上面的籠統，應指出他是一個農民，又並非純粹的農民，他的氣質中有大量的非農民性成分滲透著。

忠誠的魯迅研究家王冶秋先生早在40年代就警惕到浮淺的閱讀是不可能理解《阿Q正傳》本意的，必須嚴肅地多遍地苦讀這部聖書才可能吃透其本意。他在《〈阿Q正傳〉——讀書隨筆》中形象生動地描述了人們閱讀《阿Q正傳》時的接受過程：

這篇民族的傑作，絕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

看

第一遍：我們會笑得肚子痛；

第二遍：才啞出一點不是笑的成分；

第三遍：鄙視阿Q的為人；

第四遍：鄙棄化為同情；

第五遍：同情化為深思的眼淚；

第六遍：阿Q還是阿Q；

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撲來，……

第八遍：合而為一；

第九遍：又化為你的親戚故舊；

第十遍：擴大到你的左鄰四舍；

十一遍：擴大到全國；

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國土；

十三遍：你覺得它是一個鏡；

十四遍：也許是警報器。

這實質上是在講接受美學——克服淺薄傾向層層深入地理解《阿Q正傳》本意的過程，已經成為阿Q研究史上的經典說法。說明《阿Q正傳》絕對不是「滑稽小說」，不是輕易能讀懂的，必須十多遍地反覆讀下去，才能引起精神反思，接受其中的思想精髓。魯迅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說：「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王冶秋的十四遍讀法，形象地表現了這種「開出反省的道路」的過程。

20世紀50年代一開始，馮雪峰就承接茅盾、周作人的理解講述了《阿Q正傳》的真義。

1951年11月1日，《人民文學》第4卷第6期上，馮雪峰發表了一篇引起長期爭議的論文：《論〈阿Q正傳〉》。

在這篇論文中，馮雪峰首先對魯迅的歷史身份與獨特價值作了這樣的認定：「魯迅由於他自己所選定的歷史崗位，是政論家，是戰鬥的啟蒙主義者，所以他越是像他對付雜文一樣，以一個政論家的態度，戰鬥的啟蒙主義者的態度，去對付他的小說，則他的小說也就越傑出，越輝煌。否則，就要因為不能高度地顯出魯迅自己的這種特色，而那作品在魯迅自己的作品裡面也就要顯得比較地遜色了。這是只要拿他的《吶喊》中的主要的作品和他的《仿徨》中的作品，加以比較，就能夠顯然判明的。」從這樣的認定出發，馮雪峰對阿Q的精神反思意義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一、阿Q從一方面說，與其說是一個人物的典型化，那就不如說是一種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

二、阿Q作為一個流浪的僱農來看，固然也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然而阿Q並不完全是中國僱農的典型或流浪的僱農的典型。一個簡單的證明就是阿Q這形象的主要的特徵，對於一切的阿Q主義者，一切「精神勝利法」者，一切自欺欺人者，都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不管他們屬於哪一個階級。

三、阿Q主要的是一個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義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這是一個集合體，在阿Q這個人物身上集合著各階級的各色各樣的阿Q主義，也就是魯迅自己在前期所說的「國民劣根性」的體現者。

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說」與「精神寄植說」。觀點一提出，立即遭到駁難，馮雪峰本人也感到這篇文章「論得太空泛，並且有的在解釋上是錯誤的，所以在《論文集》再版時就抽掉了」。

隨著馮雪峰的收回觀點和對他的無情批判，另一種庸俗的階級論觀點泛濫了。《用土改醫治阿Q》《結束了阿Q的時代》《武訓與阿Q》之類題目的文章反覆出現在報刊上，牽強附會地使阿Q與現實掛起鉤來，紛紛給阿Q劃定階級成分，有的定「二流子的典型」，有的定「農民的典型」，有的定「沒落人物」的典型，主要根據是阿Q說過「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有的認為是「諷刺士人」。與這種觀點相反，有的研究者從另一極端出發，認為阿Q是農村無產者的革命典型，以為土地改革之後，農民翻身，阿Q就不存在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之類的精神現象也一去不復返了，反對把阿Q的精神勝利法當作「人性的普遍的弱點」。

把階級論絕對化、庸俗化，不僅導致阿Q典型研究誤入歧途，而且在整個文學理論領域造成了混亂。為了糾正這種錯誤傾向，何其芳在1956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著名論文《論阿Q》。

該文主要觀點是：阿Q性格上最突出的特點精神勝利法不只是存在於當時的落後農民身上，而是在當時許多不同階級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見到。以文學名著中的諸葛亮、堂·吉訶德等不朽典型為例證，說明某些性格上的特點，是可以在不同的階級的人物身上都見到的。這樣某一個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種突出特點的「共名」：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訶德成了可笑的主觀主義的「共名」，阿Q則成了精神勝利法的「共名」。批評文學研究中把階級和階級性的概念機械地簡單應用的現象，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說」。

在學界把階級論推向絕對化、庸俗化的左傾氛圍中，何其芳敢於對文學研究領域普遍存在的典型性等於階級性的觀點提出反駁，對阿Q典型研究中存在的理論疑難提出獨立的解釋，的確表現了難得的理論勇氣和獨立思考精神。

何其芳的《論阿Q》問世以後，在學術理論界產生了強烈反響。1956年12月15日，李希凡在《新港》第12期發表了《典型新論質疑——關於阿Q典型問題的商榷》，認為何文有把問題引向另外一種簡單化的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點」——精神勝利法當作某些人類普遍的弱點，而不是特定的時代、社會、民族和階級的產物，忽視了產生阿Q主義的物質基礎，忽略了這個「特有的時代背景」，抽去了活生生性格具體的精神狀態，使它們成為「阿Q精神」的概念，「只是語義上的代替」，「把它抽象成某種人類精神的普通弱點」，「把現實主義的典型論導向抽象的人性論的陷阱」。

何、李之爭各有所據，需要理論上的細緻分析，不過不可否認的一個歷史作用，是使阿Q典型研究不再停留在給阿Q劃定階級成分這種稚嫩行為上，而如上世紀80年代重一出山就投入阿Q典型研究的著名文學理論家、魯迅研究家陳湧同志在1981年9月巴黎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紀念報告會上宣讀的論文《〈阿Q正傳〉引起的爭論》所說：阿Q研究已上升為魯迅研究的理論核心，牽涉到「文學以至哲學、社會科學的一些根本理論問題」。

《阿Q正傳》手稿一頁

「文革」結束後，20世紀70年代末出現了一篇論阿Q的奇文：1979年10月，《文學評論叢刊》第四輯發表的支克堅的《關於阿Q的「革命」問題》。主要觀點是：「用一個否定的農民典型來揭示小生產經濟、封建宗法統治和閉塞性對現代中國革命所造成的最嚴重的障礙，是魯迅通過《阿Q正傳》，對於時代和文藝所做的他獨有的貢獻。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仍舊必須嚴重地來注意這個問題：不能做阿Q式的『革命家』，不能像阿Q那樣『革命』！」

四十多年後，回眸這篇論文，倍感其深刻性。

20世紀80年代，阿Q研究的思維空間大為拓展。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呂俊華的《論阿Q精神勝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內涵》。呂著能夠汲取變態心理學等西方學術理論，對阿Q的精神勝利法作出別開生面、獨具深度的論析，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可惜呂著作為汲取西方理論的初次嘗試之作，還有明顯的消化不良症，這不僅表現在引文過多、羅列龐雜上面，主要在於分析阿Q精神勝利法的心理內涵時，沒有緊密結合當時當地的社會環境與階級狀態，沒有著重探討使阿Q一類人物出現心理變態，在階級壓迫、經濟剝削下產生奴性、成為奴才的物質原因。再者，呂著把自尊當成產生精神勝利法的出發點，幾乎主要分析都是以自尊心理為理論根據，似乎並沒有抓住根本。根本是什麼呢？是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問題。

1984年2月，《魯迅研究》（雙月刊）第1期發表了林興宅的《論阿Q性格系統》，引起很大反響。

該文主張用系統論研究阿Q性格，認為阿Q性格是人類「前史時代」世界荒謬性的象徵。

唐弢等魯迅研究前輩認為林文對阿Q性格各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卻惟獨忽視了精神勝利法，是一個失誤，提出批評。

筆者認為林文能引入新的方法與新的分析，的確啟人拓展思維空間，開闢新的思路。關於阿Q性格是「人類『前史時代』世界荒謬性的象徵」的論斷啟人深思，關於阿Q性格普遍性的層次問題和引起各國讀者共鳴內在原因的分析也頗有道理。然而，林文與前面評述的呂著一樣，有明顯的消化不良症，用圖解的方式把阿Q的性格元素分解得過於瑣細，過於抽象，而脫離了人物所處的具體的社會環境與藝術創作的不可分割的整體過程，的確並非分析藝術作品的適當途徑。把阿Q定為輕度精神病患者，也是不恰當的。而把精神勝利法淹沒在阿Q性格系統的總論中，看不到精神機制對性格的制約作用，則更是林文的缺憾。

進入21世紀後，值得注意的阿Q研究論文是汪暉的《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3期）。此文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把《阿Q正傳》定性為國民性的寓言，不是農民的典型。分析道：「如果阿Q是一個民族的形象、民族的魂靈、國民性的象徵，那麼，《阿Q正傳》的寫作就是寓言式的。」它的寓言性源於人物創造的高度的概括力。

汪文更可貴的是還把《阿Q正傳》定性為「革命的寓言」。指出：「如果說《阿Q正傳》是對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的一個探索，那麼，這個開端也就存在於向下超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中。在這個意義上，《阿Q正傳》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寓言。」既然確定魯迅是寓言式地反映「革命」，也就從根本上堵死了《阿Q正傳》是表現辛亥革命失敗的平庸思路。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其中最突出的是陶東風的《本能、革命、精神勝利法——評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陶文不同意汪暉的主要觀點。在對六個瞬間的解讀上，也存在分歧。認為：阿Q式的「革命」——身體造反、感官享樂、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絕非現代意義上的革命，阿Q式的「革命」和阿Q的精神勝利法一樣，都是「現實法則」與「官方正史」規訓的產物。中國革命只有超越動物性造反、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革命。

為了紀念《阿Q正傳》發表100年，筆者在上世紀90年代發的長篇論文《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和出版的專著《阿Q新論》基礎上，重寫了《論阿Q的精神反思意義》，發在《文學評論》2021年第三期上，又重寫了30萬字的《阿Q——100年》，即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認為《阿Q正傳》有兩條線索：明喻是精神勝利法，暗喻是阿Q式的「革命」。阿Q是一位與世界文學中堂·吉訶德、哈姆雷特、奧勃洛莫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著重表現人類精神弱點的特異型的藝術典型，可以簡稱為「精神典型」。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本意是：以阿Q為鏡像，使人們看到自身的精神弱點，進行深刻的精神反思，「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暗喻的阿Q式的「革命」，是希望以後的政治革命文明化，結束改朝換代的惡性循環，走上健康、文明的道路。這一條歷來分析較少，有必要深入下去。

《阿Q正傳》發表100年了，關於阿Q的爭論也進行了100年。牽扯到哲學、人學、階級論等許多根本性的理論問題，阿Q研究方興未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