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狀ga（投名狀和生死狀）

2023-08-09 17:36:54

文 | 江隱龍

源於中華法系的斷裂與「歐風美雨」的浸染，中國傳統中的大多數法律制度、慣例、用語都已消失於大眾視野，成為歷史名詞。然而文化的傳承往往會在細微處留下印痕，即便在白話文一統天下的時代，也依然會有一些「古意盎然」的表述被納入後人的詞庫，甚至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俗語——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就是這一類詞彙的代表。

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的超強傳播度使得軍令狀與投名狀廣為人知。《三國演義》中常見軍令狀的身影，如關羽鎮華容道義釋曹操之前，正被諸葛亮用激將法立了軍令狀；《水滸傳》中，林衝初上梁山便被王倫百般刁難，而王倫出的第一個難題，正是讓林衝納投名狀。相對而言，生死狀在搏擊界則更為常見，所謂「拳腳無眼，生死由天」，拳壇高手為了一爭高低先亮一份生死狀再進行比賽的新聞也常見諸報端，中國臺灣地區歌手周杰倫有一首歌名為《霍元甲》歌詞第一句便是「命有幾回合擂臺等著，生死狀贏了什麼冷笑著」。以上林林總總，可知這幾份「狀」，的確不算是生僻事物。

從大眾文化的視角來看，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多被用於其喻意，三者的共同點自然是均與生死相關；然而從法律的視角來看，這三者的共同點則應當從其名稱入手：三者屬於「狀」這一文體。那麼，狀究竟是一種什麼文體，為什麼極具草莽之氣的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會以狀為名呢？

面對高手，籤生死狀很危險……

最接地氣的百姓上行文

狀，事實上是中國古代最為常見的上行文之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朝廷內部所用的上行文，由下級官員書寫，呈送至上級官員甚至是君主。這種狀發韌於兩漢，於唐朝成為正式公文文體，一直流傳至民國時期。

《唐六典》中規定「凡下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箋、啟、辭、牒」，可見唐朝的上行文分為六種文體，而狀正是其中之一。向君主所近的狀稱「奏狀」，歷朝又多有別稱，明朝郎瑛在《七修類稿·詩文一·各文之始》中提到「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剳，曰奏狀，曰奏議」，影視劇中常見的「有事啟奏，無事退朝」的臺詞雖然未必符合歷史，但其所指正是這種奏狀。

上報狀的行為被稱為申，後申與狀相混，至宋朝狀已命名為申狀，南宋理學大家朱熹任南康知府時曾作《申免移軍治狀》，所用的正是申狀這一文體。申與狀名稱混同的慣例由元、明兩朝承襲，直至清朝被改為申文，才在名稱上與「狀」字斷了聯繫。民間時期，申文亦廢止不用，這一類上行文由此消失。

不愧是大家，連公文都寫得有聲有色

另一類狀，則是百姓所用的上行文，用於向官府表達一定訴求，正如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書記》所載：「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不過，《文心雕龍》中的狀主要用於「先賢表諡」，反倒是「列」用於「陳列事情」，更近於後世所言的狀了。隨著歲月流逝，狀逐漸演變成訴訟專用文體。在等級森嚴的專制社會，百姓的發言權本不算多，狀是百姓所能使用到的僅有的幾種公文之一，普羅大眾對狀耳熟能詳自然不足為奇。

兩漢之後，這種狀被稱為牒狀，至唐後改為牒訴。如《魏書·源賀傳》：「徐州表投化人許團並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雲己蕭衍黃門侍郎.....」、《宋史·本紀第十七·哲宗一》：「丁酉，以四方牒訴上尚書者，或冤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明史·列傳第八十五》：「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等記載，基本勾勒出了從牒狀至牒訴的流變。明清易代後，牒訴易名為稟訴，簡稱狀，集中用於訴訟程序之中。其中，原告的狀為「告狀」，被告的狀為「訴狀」，這一法律名稱後被民國沿襲，共和國時期的起訴狀、答辯狀等法律文書的名稱，也正源於這一司法傳統。

很難想像，「告狀」這個極埠語化的表達，在清朝時居然是一個專門的法律術語。衙門之內，公堂之間，曾有多少告狀與訴狀的博弈已不得而知，但這個數字一定非常巨大，以至於「告狀」二字早已超越法律術語而成為日常詞彙。與此相對，古時的訟師又被稱為「狀師」，近民的大律師又被稱為「大狀」，從這個角度來看，狀無疑是最接地氣的民間上行文——或者說是法律文書了。

六郎告御狀

種類繁多的承諾書

釐清了狀的淵源、概念和範圍，大致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狀是一種訴訟程序中使用的官方法律文書，二是官方認可的狀並不包括民間所稱的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如果軍令狀尚有疑義，那投名狀和生死狀這種極具江湖草莽氣息的「法律文書」顯然不是朝廷所制，而是被戲說出來的概念。

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可以定義為在不同情況下使用的、付有承諾的文書，當然這裡的承諾比較特殊，往往是立狀者的性命。很明顯，三者以狀為名一方面借用了狀作為法律文書的嚴肅性，另一方面也借用了狀作為民間上行文的可識別性，這些名稱顯然要比諸如「軍令書」「投名辭」「生死奏」一類拗口的稱呼要通俗易懂。但事實真的僅此而已嗎？

當然不是。事實上，這三種「民間文書」以狀為名非常貼切，因為有一種狀本身就帶有承諾書的含義，那就是結狀。

電影《投名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對妨礙行政訴訟行為規定了一種「責令具結悔過」的處罰方式，這裡的「具結」指對自己的行為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的表示。其實「具結」二字歷史悠久，是古代百姓對官府作出的承諾書，如明朝馮夢龍所著《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所寫「要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拈鬮，各吏具結申報上司，若新參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鬮」或是《老殘遊記》所寫「王輔庭叫他具結回去罷」，其中的具結指的均是這種承諾書。

具結名稱有多種，如「執結」「甘結」「保結」「檢結」「切結」等，各有出處，其意相同。如《後漢書·劉般傳》所載的「……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南宋「法醫鑑定學」鼻祖宋慈所著《洗冤錄·頒降新例·檢驗法式》中所述的「仍取苦主並聽一干人等，連名甘結，依式備細開寫當日保結」、明朝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史三》中所寫的「……許人告首，處以重罪，亦要取業戶連名執結」均為此類文書。

成書於清朝的《六部成語·吏部·甘結》表達更為精準：「凡官府斷案既定，或將財物令事主領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據，上寫畫押，謂之甘結」，這裡已經明確突出了承諾之意。甘者，情願之意，「甘結」二字又多了書寫者自願之意，《水滸傳》中解珍、解寶兩兄弟為捉捕登州山上大蟲，「當官受了甘限文書」，這裡的甘限文書亦是甘結，當然是否真的「心甘情願」，讀者自有分寸。

古代甘結樣式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地區依然還在使用「切結」，如職工向公司遞交的「自願加班切結書」。不過，切結本是承諾書之意，在「切結」二字後再加一「書」，不免畫蛇添足。

除了「執結」「甘結」外，具結還有以下種稱呼，如保狀、結狀、責狀。如宋朝羅燁《醉翁談錄·大丞相判李淳娘供狀》所寫「應幹人責狀並放監，蕭章具禮成親」、《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所寫「……備了一席戲酒，方出結狀，申報上司」、清朝黃六鴻《福惠全書·錢穀·催徵》所寫「公舉則責之本甲，印官驗果堪充，取其糧房總書保狀……」等。從這些稱呼中，可以得知狀字的內涵已經與承諾書有了頗為緊密的聯繫，在這一背景下，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以狀為名，就再正常不過了。

清朝剛毅所著法學文獻《牧令須知》中羅列了大量甘結體例，如「與結狀事，實結得某親屬某人因某事向某人起釁被某用某兇器致傷某某處身死，今蒙XXXX詣驗，不敢扶同捏飾，如違甘罪，甘結是實」。這些甘結均以「不敢扶同捏飾，如違甘罪，甘結是實」收尾，以表達承諾者若有捏造甘願獲罪的態度。不過，捏造畢竟只是是甘願獲罪，談不上拋卻身家性命。那在朝廷所認可的甘結中，有沒有可能關乎生死——就如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那般呢？

臺灣地區依然還在使用的切結書

真真假假的生死甘結

合法的生死甘結，也是有的。清末第一批赴美留學生裡的詹天佑，其父母在送他出國之前便與政府籤訂了一份甘結，全文如下：

「具甘結人詹興洪今與具結事，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徽州府婺源縣人氏。」

在父親——或者說「監護人」詹興洪的認可下，十二歲的詹天佑被朝廷送往美國學習機藝。面對這一培育方案，詹興洪作出了兩項承諾，一是詹天佑學成後需聽朝廷差遣，不得逗留於國外；二是留學過程中詹天佑需各安天命，生死與朝廷無關。可以說，這份甘結已然是一份貨真價實的生死文書。

詹天佑

當時朝廷要求留學生父母出具具結也情有可原：畢竟西方依然是未知之地，這趟「乘桴浮於海」的旅行伴隨著太多危險，易出紛爭。若非如此，實在難以想像堂堂朝廷何以會與百姓籤訂一分生死有命的法律文書。

但即便是這種具結，也與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有著較大區別。

首先談軍令狀。軍令如山，戰爭時期將領對軍隊的要求非太平盛世可比，故軍令的上行下效勢必異常嚴苛，重者可能關乎生死。如三國時期編纂的《北堂書鈔》記載「聞雷鼓音，舉白幢絳旗，大小船進戰，不進者斬」軍令一則，即明確聞令不進的士兵將被斬首。不過，這是由下而下的軍令，與文學作品中的軍令狀尚有區別；同時軍令中也未必盡數危及人的性命，《北堂書鈔》同樣有一則「違令者髠翦耳」的軍令，便只指向剃髮刑。戰場上戰機稍縱即逝，若次次以軍令狀來回，恐怕縱如再精銳的軍隊也難以正常調度作戰了。

立了軍令狀，關羽才不怕

再次談投名狀。如果說軍令狀還尚有一絲法度色彩，那投名狀便是赤裸裸的「反社會」文書。投名狀指加入非法團體時，用於保證加入者忠心於組織的非法行為。《水滸傳》，施耐庵借林衝逼上梁山時的故事將投名狀描繪得非常清晰——

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林衝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衝道：「這事也不難。林衝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衝應承了，自回房中宿歇，悶悶不已。

這裡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一者，林衝作為禁軍槍棒教頭久混官場，居然未曾聽說過「投名狀」一詞，可見投名狀更近於「黑話」；二者，投名狀雖然事關生死，卻並非立狀者的生死，而是需要立狀者通過實施犯罪行為斷去所有退路，由此在客觀上形成對組織的忠心。這種自始至終的非法文書，自然不可能被朝廷所認可了。

王倫又有何罪

最後是生死狀。生死狀多出現於擂臺，比武雙方為確保出手時能義無反顧、全力以赴，先籤下針對對方的免責文書，內容無非「生死兩不追究」之語。這種生死狀，既不可能有固定格式，也很難判定是否合法——作為當代民法的基本共識，自願放棄生命權與健康權的免責條款基本會被視為無效約定，生死狀的內容看似很「江湖」，但最終還是要受到「廟堂」的約束。

軍令狀、投名狀和生死狀的內涵更多多體現在文化層面，但其深層次有著中華法系的獨特底蘊。狀以朝廷公文為起點一步步成為專門的法律文書，再轉化成歷代說書人口中所引用的典故，這背後隱藏著中國法律文書漫長而曲折的發展路徑。一些或許沒有真正存在過的事物，居然能堂而皇之地成為典故，甚至引發後世的懷古之情，這才是法律文化最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