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傑妍面相分析（訪談趙妍傑）

2023-04-14 06:53:37 5

澎湃新聞記者 鍾源

【編者按】在近代中國，家庭這一多數人類社會歷來看重的溫暖港灣，忽然失去了它在過去和外國都曾具有的廣泛社會功能，特別是對其成員的護佑；並承載著大量新增的宏闊政治負擔，被視為救國興邦的桎梏，是一個阻礙國家民族發展的負面象徵，成了革命的對象。 從清季開始就有人提倡「毀家」，入民國則「家庭革命」的口號一度廣泛傳播。家庭特別是所謂「大家族」式的家庭，成為需要改革甚或廢除的負面舊象徵，甚至出現「萬惡家為首」的極端說法。

近日，《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一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刊行，作者趙妍傑嘗試拋開各類前提、假設和標籤，儘量多地從家庭本身出發，重新審視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國的走向。澎湃新聞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趙妍傑，請她談談與社會常理相悖的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

趙妍傑

澎湃新聞：您本科學位論文就是研究「家庭革命」，回北大讀博士後學位論文題目仍然是「家庭革命」。為什麼對這個題目保持了這麼長久的興趣？

趙妍傑：現在回想起來，北大歷史學系的培養方案是相當完備和嚴密的。本科第一年是讀史報告，第二年是讀論報告，第三年是學年論文，第四年要求每位本科生都寫一篇像樣的學年論文。這個訓練對於我來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學術興趣也漸漸培養起來。

2003年非典那年，羅志田受邀來到北京大學任教。我是2004年春天選修了羅老師的課程。羅老師的課讓我深深地領會到歷史學的魅力，現在仍記得老師在四教教學樓上寫「奔競」兩個字時的情景。那次課上我經常向老師請教，很想請老師指導畢業論文，我記得擬定了大概七八個題目，請老師幫忙定奪，老師說就做家庭革命吧。於是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後來保送攻讀碩士學位，我寫的是《家事與國事：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論，1895-1930》。

去美國讀碩士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美國的時候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家庭，特別是19世紀的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家對於中國的觀察，這方面我有不少草稿，但是牽涉較多，只能今後單獨成文。家庭革命是一個吸引我的問題，羅老師常常讓我思考的問題「為什麼家庭成為一個問題，或者說為什麼家庭的存廢成為問題」？我覺得一直沒有解開心中的疑問，就一直做下去了。

澎湃新聞：家庭革命的發生處於怎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家庭為何變成了被「革命」的對象？

趙妍傑：您提的這個問題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問題。解答這個問題的前提要了解「重家」是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核心觀念，那麼以家庭為革命對象正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動。對於這個根本變動如何解釋、理解就是我不得不處理的問題。

最開始的時候家庭被問題化的原因很多，甲午戰敗的挫敗感和焦慮感，幾乎可以用天崩地裂來形容，後來又有了對革命創造美好未來的憧憬等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家庭革命號召者最先並不是從勞動人民開始的，而是從讀書人和知識分子開始的。這和羅志田老師說的「道」的解體有密切的聯繫，人們各道其道，各行其是，家庭革命者多數是相當自信的，玄想出一個完美社會，進而為之奮鬥，也為之沉醉。

總體上看，提出「家庭革命」或許有以下幾個原因（或者還有別的原因）：第一，空間上看是西方的衝擊，近代中國的讀書人看到一種新式家庭生活、新式的社會組織，以前的「天經地義」就變成中國的、過去的了，本應是社會重心的讀書人處處羨慕西方，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把西方看成中國的未來，但是也有反西化、反傳統的思想傾向，認為通過努力可以創造完美社會。第二，時間觀念的改變，這一點拙作中處理不多。進化、進步是一個核心的觀念，這一思路明確了未來的社會是什麼樣子，認為人類可以不斷進步成完人，人類社會也可以進步到完美社會，這部分我可能將來還需要處理。第三，國家、個人、社會的崛起。尋求富強是很多近代讀書人縈繞在心頭的問題，為了形成現代國民國家，就需要打散傳統的束縛，特別是家族的束縛，再凝聚到國家層面。伴隨著個人主義的崛起，家庭革命者認為家庭壓制個人，要從家族、鄉土、甚至家庭本身解放出來，才能實現個人的自由，不想做家庭成員，而想做社會的一份子。五四運動後，「造社會」的思想傾向特別有吸引力，青年們想打造一個理想的自由、平等、互助的社會。回過頭來看，這可能是傳統的家人與現代的國民、公民和社會成員之間衝突和調試吧。今天早上和鄒小站老師聊天，他說很多關於近代中國的很多研究都是從國家視角理解的，而不從家庭的角度，其實家庭這個視角很能帶來新意。

澎湃新聞：羅志田先生在本書序言中說「文學也是可以改變歷史認知的」，他以巴金的《家》為例，闡述其對「東方主義」對影響。《家》的影響在其付梓之時對進步青年有何影響？對後續研究者又有何影響？

趙妍傑：我書中討論文學的部分不多，不過這個方向很值得研究。對於沒有經歷大家庭生活的現代人，他靠什麼理解大家庭呢？答案可能就是文學，可是文學又恰恰在家庭革命的潮流中生成的。

巴金創作的小說《家》顯然是受到了五四時期家庭革命的影響。他說自己是「五四的產兒」，此言不虛。我記得也有人回憶說讀了巴金的《家》而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作品對後續研究的影響也很大，Oga Lang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過一本專門討論巴金的書，書名是《Pa Chin and His Writing: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我記得高彥頤老師對五四時期形塑的婦女形象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認為五四對傳統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建構，與其說它是「傳統社會」的本質，它更多告訴我們的是關於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想像藍圖。這也提示我家庭革命形塑的舊家庭形象可能與實際生活存在巨大的鴻溝。近些年古代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解構著封建專制大家庭的刻板印象。不過對我而言，這一家庭的負面形象如何形成就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

澎湃新聞：以現世眼光看來，家庭革命中的很多口號都非常激進，比如「萬惡孝為首」，然而這些口號為何一呼百應，甚至變成了「進步」的觀念？

趙妍傑：餘英時先生對近代中國的一個大判斷是「激進化」，羅志田老師的概括是「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家庭革命恰恰就證明了近代中國有多麼激進，而人們的情感在家庭革命的衝擊下如何失去了重心。

例如，康有為較早就說：「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擇，情志相合，乃立合約，名曰交好之約，不得有夫婦舊名。」現在看起來都非常激進的口號在五四前後非常流行，比方說廢除婚姻，男女相悅則合，不相悅則離。再比如戀愛自由不僅意味著可以同時一男一女，也可以多男多女，幾乎超越了古今中西，那時的新青年是什麼新奇追隨什麼。

茅盾在小說《虹》中虛造了一個新式妻子和舊式丈夫的家庭，有一個情節是丈夫為了討妻子歡心去書報亭把帶「新」字的雜誌都買回家。「新家庭」本身就有吸引力的，「新」裹挾了很多理想的因子，而舊家庭的罪惡是現實的、能感受到的，不是所有人都能預知新的罪惡和問題，這自然忽視了舊的價值與新的罪惡。

家庭革命對青年人有吸引力，或許是因為傳統無法應對現實的複雜性，喪失了解釋力和追隨者，而新家庭的圖景晰明了，自然能吸引青年的信仰。家庭革命者既要廢除家庭，自然看到了不少家庭的問題，但是卻忽視了家庭對於社會、種族、個人、國家諸多層面的意義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而在不知不覺中，家庭革命的號召者和追隨者進一步塑造了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

澎湃新聞：「家庭革命」的觀念源頭來源於西方，當時西方的家庭觀念如何？在中國為何有那麼多「廢家」論者？這明顯跟西方的家庭觀念不同。

趙妍傑：這是我一直想藉助世界史研究來回答的一個問題。近代中國很多問題都可以用西潮的衝擊解釋，但是什麼樣的西方、怎樣衝擊中國產生了家庭革命的觀念卻是不太容易用簡單的西潮衝擊來敷衍過去。

19世紀，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以重視家庭為特色，儘管現在的研究也在突破這一點。但是絕大多數現代西方人並未考慮是否保存還是廢除家庭這類根本問題。在西方的實際社會政治生活中，家庭大體上被認為是社會的基石，基本沒有出現大規模毀棄家庭的行動。但是西方的家庭生活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衝擊之下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動，例如家庭的規模的縮小、工作和家庭的分離以及越來越強調婚姻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其實，19世紀西方離婚的案例非常少，西方家庭的變動應該把握兩個時間，一個是一戰後，另一個是60-70年代的女權運動，這兩個關鍵的轉折之後西方人也在不斷重新定義什麼是家庭。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是家庭變動在西方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和中國的家庭革命在短時間內速變很不同。當然，我們對西方的複雜性要充分認識，義大利和美國就很不同，法國和英國也不一樣。例如在中國社會主義者大都支持女權，但是在法國社會主義者反對女性有選舉權，因為他們覺得女性信仰宗教的比率較高，不利於左派的選舉成功。

另外，中華民國賦予女性選舉權是較早的，我記得看一本傳記其中就提到英國人聽說中國賦予女性選舉權，有保守的議員就說野蠻如中國才賦予女性選舉權。可見，中西、文野在女權問題的複雜互動。大體而言，受西方衝擊，中國傳統的正統衰落，異端興起，加上西方進化、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的碰撞而形成近代中國的廢家論，一旦形成之後，又有其生命力，薰染了不同的時代潮流，影響了追隨者的人生履跡，進而形成一股力量。

澎湃新聞：前一段網絡上對冠姓權討論激烈，「家庭革命」時期對冠姓權有何討論？

趙妍傑：慮姓的問題也是縈繞在家庭革命者心目中的問題。康有為設想的大同世界是沒有姓的，每個人都獨立生活在一個無倫理的社會，生活的場景就在人本院、胎教院、公立育嬰院、公立懷幼院、公立蒙學院、公立小學、中學院、大學院、公立醫院、公立養老院、公立恤貧院、公立養病院、公立化人院。「蓋有姓即有親，有親即有私，其與天下為公之理最礙，故必當去姓；各人本院皆有甲乙號，每度因人數多寡而設院，院室各有號以某日生，即以某度、某院、某室、某日數成一名可也。」

這類想像徹底顛覆了家庭育子的模式，讓生產以前、降生以後、接生命名、撫養教育等一系列過程徹底社會化了。這也從根本上切斷了人類最堅固的父母子女關係。五四後，不少逃離家庭的青年都宣稱要廢姓。例如天津覺悟社、北京工讀互助團、武漢的利群社、上海大學的青年學生都曾有過廢姓的舉動。到1930年代立法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是否要姓，如果要，是從父姓還是從母性。可以說，在家庭革命的洪流中既有廢姓的討論，也有廢姓的實踐，但是需要注意這些是局部的、激進的。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4月

澎湃新聞：「家庭革命」似乎只是進步青年在新式報刊雜誌上的討論，它對於青年人的實際行動到底有多大影響？

趙妍傑：這是我面對最多的質疑。不過，言說也是行動的一種，怎麼說、怎麼想本身就是有價值的，何況家庭革命的討論後來進入了教科書、宣傳、立法、文學等領域，這也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家庭革命的影響是相當廣泛和持久的，不過他對實際行動的影響不是像政治事件那樣立竿見影，但是這個影響確實巨大持久的。最重要的影響之一是婚姻的意義從仰事俯育的責任變成了愛情的滿足。理想的婚姻變了，導致了理想的丈夫、理想的妻子，乃至理想的人生、理想的社會都幡然改變了。受新思潮影響的青年便不願意接受父母代訂的妻子，或者要對父母包辦成婚的妻子提出離婚。嚴復的女兒本來安排給熊純如的侄兒熊洛生，但是嚴復就遭遇了準女婿的家庭革命，這樁婚約最後以解約告終。高君宇受家庭革命的影響就曾寫信給自己的嶽父要求離婚。

其次，家庭革命對社會、政治走向的影響。前幾天聽了許紀霖教授的報告，他把家庭革命者如何轉變為真正的革命者講得非常清楚了，脫離家庭、反抗父權、尋找父親一樣的革命領袖，這一系列提高挈領的看法讓我豁然貫通。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實際行動的複雜性，有些青年可能是煩悶一下、寫封信給報紙，但是在現時中也忍受了父母的安排，比方說謝冰瑩的二哥，想離婚、想革命，好像都沒成功，因生病去世了。實際影響要細細解鎖才能勾勒出整體的畫面，而知識階層觀念的變動是一點點滲透向全社會滲透。我最近在整理《祁景頤日記》，他就注意到留學法國的李瑩伯表弟與易女士結婚，「聞系自由結昏，家中均不贊同，瑩伯留歐多年，頗近新文化，宜乎如此也。」另外，我看到不少山西各地的方志，就發現1930年代末婚姻禮節發生了很大變動。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梳理的。

澎湃新聞：「家庭革命」的城鄉差異、老幼差異有多大？

趙妍傑：近代中國的城鄉差異越來越大。受西方影響較少的鄉村會變化比較少，還是按照習慣、風俗來過日子。其實，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思考人應該怎樣生活的，大多數是按照社會習俗和傳統來生活。但是受西化影響較多的知識分子不願意恪守傳統了，他們一方面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們猛烈的批評傳統中國的腐朽落後。大體上受新教育成長起來的青年發生了變化，但是老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已經定型了，兩代人想要的生活不同了，長幼衝突就有可能發生，但是也有可能是年長的人不得不因應這個時代潮流。

我最近剛讀完《沈錫慶日記》，他是清末革命黨徐錫麟的表侄。在1931年1月4日日記中，他記錄了一封寫給弟弟的信。他說：「弟已行年二十，依舊禮應行正冠，依新法已屆成年。無論新舊，皆重自立，宜有室家。……唯以現世潮流，婚姻為個人之自由，不妨自主，故特先徵同意。如吾弟擬從舊式，即如兄從前辦法。自當由二哥做主，照舊辦理。如吾弟擬從新式，即自由結婚。亦當預先說明。」還有很多例子可以看出家庭革命對家庭內部父兄與子弟、夫妻、母子關係的衝擊以及社會風氣的轉變。前幾天仲偉民老師也提示我看看家庭革命者到了晚年對此問題有什麼轉變，將來我可能會單獨寫這方面的論文。

澎湃新聞：「家庭革命」可以視為近代中國女權的濫觴嗎？

趙妍傑：號召家庭革命有一個原因是認為傳統家庭壓制婦女，要實現男女平等就必須要打破這個壓制力量。可以說家庭革命參與了近代中國對女權觀念的形成以及女權運動。這當然解放了女性，讓女性在教育、職業、政治等領域擁有有所建樹的機會，但是卻否定了婦女們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責任。特別是其中有一部分激進的讀書人認為只有打破家庭才能保護女權。實際情況是兒童公育、父老公養實現不了，妻子和母親的責任可能依舊存在，所以女性在家庭中的貢獻被大大的低估和否定了。城鄉、老幼、男女的問題纏繞在一起，使得家庭革命在社會的表現非常複雜多元。究竟如何理解平等？平等真的意味著女性像男性那麼生活嗎？女性自身價值是否應該得到認可？

澎湃新聞：研究「家庭革命」對於現實世界有什麼意義？

趙妍傑：改變生活的力量究竟是什麼？有人重視經濟、政治等等因子，我覺得思想塑造行動，行動改變生活。家庭革命體現了近代中國傳統倫理觀念和社會結構崩散，它既加速了傳統倫理觀念的解體，也體現了社會結構的變動。家庭革命是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有效的分析視角，因為它成功地塑造了現代中國人的婚姻觀念、家庭觀念、家國觀念。我想若將來有機會致力於國民革命時期家庭革命轉變，或許更揭示家庭革命對社會帶來的更廣泛深刻的影響。我們今天的家庭生活的諸多面相恐怕不少源自於家庭革命，包括我在書中處理的自由戀愛、戀愛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等等。

婚姻觀念的改變引起的連鎖反應是為什麼結婚、和誰結婚、以什麼形式結婚等等問題，這既困擾著當時的新青年，恐怕也是現在不少青年的困惑。謝覺哉很早的時候就預言了家庭革命的影響，他說：「從人種生存上觀察，夫婦關係不確定，非避妊即棄兒。」現在避孕和棄嬰的常見也反過來證明家庭的不穩固。家庭不穩固最大的受害者除了當事人之外就是老幼了，翻開新聞常常能看到棄嬰的事件發生，不能不慨嘆現代人真得意味著家庭觀念淡薄嗎？

家庭革命的另一個後果可能是老年人地位的下降。家庭革命的一股力量是支持小家庭的成立，因此作為媳婦的責任在減輕。媳婦責任的下降結果必定使老年人的照料成為問題。陳獨秀五四以後就說本來是讓孝道擴充到社會，結果社會上卻多了不少丟棄老母親的人。老年人地位的下降也相當複雜，例如城鄉、男女、貧富不同階層的老年人地位不同，最極端的表現可能是農村貧困中的老年婦女。回過頭來看，家庭是照顧孩子和老人的基本單位，是人們生活的港灣，家庭如果出了問題或者不夠穩固，幼無所教、老無所養恐怕會造成讓人難以忽視的社會問題。最近在看張東蓀的資料，他有一個觀念很有價值，他說現代人應該從自利的我向自製的我轉變，這對於當代社會無價值。閻雲翔老師關於鄉村私生活的變革的研究，吳飛老師關於自殺問題的研究都不斷啟發我思考家庭革命對於現實世界影響。若從更長的時間看到「親親」這個重要的傳統中斷之後，對社會和國家帶來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家庭暴力、社會冷漠和社會衝突等等。這也讓我進一步反思家庭革命所開拓的生活知否值得過？美好生活究竟是否以家庭為基礎？

（朱婷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