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16字密信背後的故事（周恩來16字密信背後的故事）

2023-04-12 11:08:13

作者：李俊傑 來源：《文史春秋》2005年第1期、《外交官說事兒》

上世紀60年代，周恩來曾託人給遠在臺灣被幽禁的張學良捎去一封16字密信，全文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有關周恩來給張學良的這封密信最早披露於1990年，10多年過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緘其口，多年來，圍繞這封密信各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20世紀60年代海峽兩岸正處於相對隔絕的狀態，這16字密信究竟是通過什麼人，以何種方式傳遞到張學良手中的呢？

關於密信傳遞的時間

關於密信的傳遞時間，歷來說法不一，有1960年說、1961年說、1962年說，其中1961年說又有年春和年底兩種說法。

最早向外界公開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來身邊長期工作的童小鵬。據他回憶，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北京飯店舉行宴會，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應邀出席宴會的有張學良將軍的胞弟張學銘、張學思，以及與張學良有過交往的東北籍人士。席間，大家很自然地談起了張學良在臺灣的近況。張學銘向周恩來敬酒時很激動，泣不成聲。

周恩來也流下了熱淚，深情地說：「我的眼淚是代表黨的，不是我個人的。25年了，楊先生犧牲了一家四口，張先生還囚禁在臺灣，沒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們就落淚呢？」回到寓所，心情難以平靜的周恩來寫下了16字簡訊……

由於童小鵬曾長期擔任周恩來的秘書，又是第一個披露這一內幕的人，應當說他的回憶還是有很高可信度的，所以很多學者在沒有做進一步考證的情況下，將這一說法加以引用。

一時間，周恩來在1961年底或者1962年春通過特殊渠道給遠在臺灣的張學良捎去密信的說法似乎已成定論。但是，羅青長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情深意重割捨不斷——憶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情意》一文中寫道：「1960年，周恩來總理得知張學良將軍的弟弟張學銘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親，便在西花廳宴請張學銘夫婦。當時我在陪。席間，周恩來談到對張學良的牽掛，他手書了幾句話託張學銘夫婦設法轉達給張學良將軍……」羅青長長期從事對臺工作，了解許多對臺工作的內幕，他的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在文中特別提到的「當時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麼，傳遞密信的時間到底是哪一年呢？我們在中共中央文獻檔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份檔案內容如下：張學銘、張學思給張學良的信，已託朱五送到臺灣張學良手中，我寫「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幾句話已帶到，張現住董顯光家中，僅獲有限度的自由。

這份檔案的準確時間為1961年5月31日，從內容上看，它應該出自周恩來之口，而且是在得到密信已轉交到張學良手中的信息反饋後，向中央作的匯報。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受總理委託完成這一使命的人，一定會在第一時間將此事匯報給總理，同樣，總理也會將事情的經過及時間向中央匯報。由此來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底前通過安全渠道轉到張學良手中的。

誰是密信真正的傳遞人

誰是密信真正的傳遞人？此前大多數學者認為密信是由郭增愷夫人傳遞的。此說大多依據童小鵬的回憶：「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難以平靜的周恩來寫下了16字簡訊，決定通過特殊渠道轉交遠在臺灣的張學良。信寫好後，周恩來幾經思考，終於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選——郭增愷夫人。此後，郭增愷夫人不負重託，將總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張學良的手中。」

童小鵬此語一出，立即被史學家接納。因為郭氏夫婦與周恩來及張學良夫婦皆有著很深的交情。

中年郭增愷

郭增愷原為楊虎城17路軍參議。西安事變爆發後，宋子文將當時關押在南京的郭增愷保了出來。宋子文與宋美齡前往西安救蔣時，郭作為宋子文的隨員一同到達西安，協助宋子文做調解工作，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愷由此深得周恩來的賞識。當時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僅能自由出入臺灣，而且與張學良夫婦也有交情。郭增愷夫人作為雙方均信賴的朋友，完成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實卻與此說相去甚遠，童小鵬的回憶至少有兩點錯誤：時間和密信的傳遞人。關於時間，前面我們已經進行了考證，而在前面我們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檔案也明確提到「張學銘、張學思給張學良的信，已託朱五送到臺灣張學良手中，我寫『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幾句話已帶到……」根本未見郭增愷夫人參與此事的任何依據，這是其一。

其二，據同樣作為知情人的羅青長回憶，明確提到張學銘夫婦是密信傳遞人之一。

這樣說來，至少張學銘夫婦、朱五三人都曾參與了密信的傳遞。而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張學銘夫婦不具備到臺灣送信的可能，是不是朱五將周恩來的密信親手轉交張學良？帶著這一疑問，筆者走訪了張學銘的兒媳吳量績女士，卻意外地獲知，其實參與密信傳遞的人除了張學銘夫婦、朱五外，還有一位關鍵人物參與了此事，而且就是這個人最終將總理的信交給了張學良。她就是居臺灣的朱浣筠。

張學銘是張學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早年留學日本，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長，「九·一八」事變後，張學銘攜同妻兒到西歐、美國遊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張學銘由香港被迫回國，出任國民黨政府東北長官部參議官中將主任、行轅參議室副主任、總參議等職。全國解放前夕，張學銘毅然決定留在大陸、迎接新中國的成立。新中國成立初期，張學銘回到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長、民革天津市委員會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員等職，深得周恩來的器重和信賴。

張學銘的夫人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代總理朱啟鈐的第六個女兒。朱啟鈐先生1964年病逝於北京，生前頗受周恩來的敬重和關照。朱洛筠不僅是張學良的弟媳，而且和趙一荻是中學時代的同學。朱洛筠的五姐叫朱湄筠，人稱「朱五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馬君武曾寫過一首「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家，哪管東師入瀋陽」的打油詩，諷刺執行了「不抵抗命令」的張學良，詩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朱湄筠後來嫁給了張學良的親信朱光沐。張學良遭到幽禁後，朱光沐做了宋子文的秘書，當時住在美國，朱湄筠帶著子女獨自生活在香港。

朱浣筠是朱洛筠、朱湄筠的第十個妹妹，當時住在臺灣。她的丈夫盧志德是蔣介石的私人醫生。朱浣筠夫婦都信奉基督教，跟蔣介石、張學良同在臺北的凱歌堂做禮拜。朱浣筠有和張學良接觸最為便利的條件，是能夠與張學良直接接觸的最佳人選。

張學銘

據吳量績女士回憶，1960年的一天，周恩來在北京宴請張學銘夫婦。席間，周恩來談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錢，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張學良接觸上的無奈，希望聽聽張學銘的意見。張學銘略加思索，向總理提議，此事找他的夫人辦最合適，並向總理詳細地介紹了在臺灣、香港的朱家姐妹情況。

當時，周恩來聽了張學銘的介紹十分高興，馬上拿出紙筆寫下：「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四句話、十六個字。考慮到張學良的安全，行事嚴謹的總理並沒有在上面署名。總理把這封寄託著他對張學良無限思念與關切情感的簡訊鄭重地交給了張學銘，希望張學銘設法儘快將信轉到張學良的手中。

此後，張學銘夫婦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將周恩來寫給張學良的密信連同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張學思寫的兩封信交給了在香港的朱湄筠。1961年春，朱湄筠專程前往臺灣將信交給妹妹朱浣筠，最後由朱浣筠將信安全送到了張學良的手上。

密信是怎樣傳遞的

羅青長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提到：「周恩來考慮得十分周到，他請張學銘夫婦到達香港後，再託臺灣的友人將他的信裝在口紅盒裡，到張學良夫婦經常做禮拜的教堂，趁人不備，交給趙四小姐，就說『大陸方面的朋友有話捎給少帥』。」這一說法似乎跟以前大多學者引用童小鵬的回憶如出一轍。

此說認定郭增愷夫人帶著總理的親筆信到了臺灣，由於未獲準見張學良將軍，一時難以完成總理交給她的這項特殊使命。不久，她發現張學良將軍和趙一荻常去教堂做禮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恩來的信夾在一支口紅中，趕到教堂，利用做禮拜的機會，把這支夾有周恩來總理親筆信的口紅安全地交到了趙一荻的手中。但是，這一說法卻被吳量績女士否定了。

朱湄筠

據吳女士介紹，從總理寫信，到信送往臺灣，其間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精心策劃和準備。張學銘夫婦接受周恩來重託後，即以探親為名前往香港和朱湄筠接洽、聯絡。

由於此事關係重大，為謹慎起見，張學銘夫婦幾次往返於內地和香港之間，每次從香港回到北京，他們夫婦要當面向總理詳細匯報香港、臺灣方面的情況。當時朱湄筠在香港因經營不善，生活十分拮据，張學銘夫婦每次到香港都帶去很多錢，作為朱湄筠的活動經費。

經過充分的運作和籌備，1961年春，朱湄筠專程前往臺灣，將周恩來寫給張學良的密信連同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張學思寫的兩封信交給了妹妹朱浣筠。

5月的一天，朱浣筠將信夾在一本《聖經》裡，帶到了張學良、趙一荻經常去做禮拜的凱歌堂。在教堂做禮拜時，朱浣筠巧妙地靠近張學良，將事先準備好的《聖經》快速地遞給張學良。在聖歌聲中，張學良打開《聖經》，周恩來寫的「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16個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熟悉的字體，關切的話語，加上特有的靈犀相通，使張學良馬上意識到這封未署名的簡訊，一定出自周恩來之筆。張學良與朱浣筠二人均心照不宣。

周恩來一直牽掛張學良

新中國成立後，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更是牽掛遠在臺灣的張學良，總是通過各種渠道、各種關係暗中了解張學良的情況。周恩來常對身邊的人說：「我們奪得了政權，但是不要忘了幫助過我們的朋友，有的現在還在臺灣，等祖國統一了，一定要關照這些朋友。張學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92年7月，張學良與趙一荻在臺北家中留影。

1956年，正值西安事變20周年之際，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上，再次提到張學良，他說：「由於西安事變，張、楊兩位將軍是千古功臣，這點是肯定的。張漢卿親自送蔣走是個遺憾。張漢卿在被扣後，還給我寫過兩封信，多年來表現很好，始終如一，是值得人懷念和尊敬的。張漢卿將來能援救出來最好……」可見，周恩來無時無刻不把張學良的自由掛在心上。但遺憾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受複雜的國內、國際環境影響，周恩來為爭取張學良自由所做的努力，始終未能如願。

周恩來在彌留之際，還不忘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要忘記臺灣的老朋友。」周恩來躺在病床上批示的最後一份文件後面，接連寫下「託！託！託！」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縈繞在周恩來心頭的仍然是對張學良無限的關懷。

【作者：李俊傑 來源：《文史春秋》2005年第1期、《外交官說事兒》 編輯：《外交官說事兒》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