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時期的公人與私人（周朝時期國人與）

2023-04-11 18:44:54

文|喜聞Talk

編輯|喜聞Talk

「國人」、「野人」均為周代的被統治階層，但因其仍保留著一些原始部落組織的特點，故「國人」、「野人」在其社會中的地位也各不相同。

「城」為兩重，一重為內，一重為外，一重為郭。《孟子·公孫丑下》說：「三裡之城，七裡之郭」。

這片不大的土地，住國內的，被稱為「國人」，在這之外的被稱為「野人」。

而「國人」指的就是那些普通的周人。在徐復觀看來，「國人」由三種成分組成，即士大夫、自由農夫和工商的商人，和希臘時期城市中的自由民相似。

「國人」與「野人」皆源於原始時代的農場化的公社農民，以「國」為單位，或以「都」為單位，或以「邑」為單位。

「國人」與「野人」在西周時代，因為一個是被徵服的民族，一個徵服者，所以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不同的。

「國人」能夠參政的。《尚書·洪範》中說：「君王有大疑惑，其所及，其所及之臣，所及之民，其所至之事也」從這一點來看，「國人」參與政治是從氏族社會習俗中產生的。

在西周時期，「國人」的權力並不遜色於戰國時期，徐復觀說：「國家人民已經成為了父權制貴族的一種直接的支持，它是父權制貴族的一種軍事力量，它具有了對抗父權制貴族的能力。」

「國人」介入政事的途徑，有許多種，如主宰或廢選，或插手外事、或插手國都之事等。

《左傳》成公十年："鄭先生取聞叔申計策。"三個月後，太子離世。夏四月，鄭人殺了嵇康，子如不畏眾怒，立軻為王，「國人」不贊成，於是把軻殺死，又立軻為王，子如只好逃走。」

《左傳》哀紀年：「吳之攻楚，故有陳懷公之命。懷公向國人請教"，陳懷公認為，在制定國家對外方針時，應先向「國人」請教。

《左傳》宣公12年（前597年）：「楚子圍鄭氏，十又七天，鄭人卜行成，則有福也；佔卜在大宮，且巷中有車馬，此為吉兆。當國力降臨時，守軍淚流滿面。」

這些都說明了「國人」在國家遷移中的作用，以及在戰爭中的作用。

從以上引證可以看出，「國人」和士大夫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相制衡的關係。

當「國人」受到侵害時，他們有權利、有權力進行反擊，因此，他們也會藉助「國人」的勢力來達到自己的目標。

這一治理模式與周以後的集中治理模式有著顯著的不同，並帶有一定的民主化特點。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會有這樣的治國之道？為什麼「國人」的身份這麼特別？

其原因在於，這一時期的社會仍具有原始氏族社區的一些特點。氏族社會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不管是「國人」還是王公貴族，都在努力地保持著這個傳統。

「國人」雖屬民間，卻具有與王公貴族的親屬和氏族社會的一份子。

他們比其他民族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要高一些。它也是氏族社會中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程度密切相關。

在春秋時代，晉與楚兩個大國爭奪霸權，中原諸國深受其害，朝楚則晉攻之，朝晉則楚攻之。衛國夾在晉和楚中間。

衛國國君因違反「國人」的意願，擅自行動，而被放逐到相牛國，若不能從氏族的傳統中看到「國人」的所作所為，實在難以理解。

因此，「國人」是否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社會的主宰？

沒有。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認為：「國人與土地有關，居於城內和城外的農夫，是組成「國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這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國人」與貴族有著密切的親屬關係，他們更傾向於效忠於貴族的統治者；

二是由於「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及自身的利益，使得他們與上層階級之間的矛盾衝突得到了較大程度的緩解；

三是與時政制度相聯繫，在這個時代，士兵和雅典的軍隊差不多，但並不是真正的軍隊。

如果一個國家的君主和貴族對自己的人民不友善，行為不當，那麼「國人」就會用「不準從軍」來威脅他們。

在人口不多的年代，每個士兵都是珍貴的物資，「國人」一停戰，當權者又無力壓制，只有和「國人」做些讓步，奉承他們，才能讓他們心甘情願地為當權者效力。

因此，《周禮·秋宮·小司寇》中說：「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這句話，並不是無稽之談。

「野人」是指被徵伐的其它部落，如殷商等，生活在都邑以外的蠻荒之地。

「野人」，身份卑微，又被稱為「庶人」，與西周王朝的王公貴族沒有任何關係，而是來自於戰亂中的平民。

「庶」一詞，有卑微、旁支、低賤的意思，比如庶子，就是在姬姓之下。

在吳王滅商、東徵成功之後，《尚書·召誥》中，他們把被逼到周朝的殷民稱為「殷庶」、「庶殷」。

《尚書·梓材》中，把那些被他們徵服的部落、國家稱為「庶邦」。《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曰：「三姓之後，於今為庶。」杜注云：「三後，虞、夏、商」。可見，虞、夏、殷亡後的人民成了庶人。

「庶人」和「國人」在西周時代是有區別的，前者指的是外來民族，而後者指的是本國民族。

他們之間的身份差異最早是從政治角度來看的。

此時的「野人」，雖仍保持著部落習俗，但從典籍上看，卻未見「野人」參與政治的事例。

「野人」不被稱為「田民」，而是被稱為「甿」，又被稱為「萌」、「氓」，或許是反映了「野人」沒有政權，也沒有建立學校、接受教育。

《周禮·地官·小司徒》：「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所有的賦稅，與其祭祀、飲食、喪事有關，都是禁止的，都是對六個村莊的官員頒布的，讓他們根據村莊的人口數量，進行比較，然後聚集在一起，使用他們的士兵。

那就是，在那個時候，老百姓要服兵役，要做農活，要做苦力，要糾察通逃，不過，「國人」和「野人」的責任，卻是有區別的。

凡與周王公有親屬者，皆為上等，非親屬者，皆為下等。

更確切地說，在那個時代，參軍雖然是一種責任，但卻是一種權利，「國人」可以「以起軍旅」，而「野人」則只能從事「田役」。

「國人」的服役期從20年到60年不等，而「野人」的服役期從15年到65年不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們為統治階層服務的程度是有高低之分的。

《周禮·地官·均人》：「凡均力政（徵），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兇札（指年穀不熟而有疾病流行），則無利徵，無財賦。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在《國語·周語中》中，「國人」可以在西周境內從事「修城郭」，「除道」，「成梁」等工作，也可以說，「國人」都是依年成豐。而「野人」的服役期、卻沒有固定，也沒有種類和輕重。

《詩經·幽風·七月》中有一句話，叫做「野」，就是一個村落，男人在田地裡幹活，女人在織布，等莊稼收割了，他們就會去給貴族幹活，等春天一過，他們就會去種地。

《周禮·地官·鄉大夫》中說：「舍（免除）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這一記錄表明，在西周時代，「野人」的身份低於「國人」。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野人」在當時的所有階級中，處於最低的地位。

其原因還在於，氏族社會的特徵在這一時期得以保存。在原始時代，氏族殺死其它氏族成員，使他們在戰鬥中被俘虜。到了最後，取代了殺死，取而代之的是奴役，迫使他們為自己工作。

到了周代，這一習俗不僅得以延續，還得到了加強。

因為「國人」參與政治是周代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特徵，因此，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當權者與被當權者的血脈關係日益疏離，主者與被當權者的不平等性日益凸顯。

到了這個時候，隨著周國人口的增加，實力的提升，君王有了足夠的軍隊，士卒已經不是主力，君王對「國人」的依賴也在不斷降低，「國人」的身份一落千丈，威懾力也在不斷下降。

倘若「國人」起兵造反，便可動用常備軍鎮之。

所以，「國人」與「野人」並無分別，並非「野人」享有「國人」的權益，而應該說，「國人」喪失權益，成為「野人」。

「國人」身份的喪失，固然是一個悲劇，也標誌著中國原始性的民主主義制度的結束，但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卻又是一個時代發展的必然。

[參考文獻]

[1]孟子.公孫丑下.

[2]徐復觀.兩漢思想是史(第一卷)[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3]尚書.洪範.

[4]左傳.

[5]周禮.秋宮.小司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