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有關的觀點（馮天瑜採風）

2023-05-28 23:12:44

「採風」與「詩諫」，涉及言路開放問題。關於此題，國史有豐富載述，雖然那是君主制時代的史論，但開通言路是一個普遍性、永久性議題，現時代仍可從歷史記述中獲取有益教訓。

1、「採風」乃古之良制

中國古代政制有兩大系統——封建分權的「周制」與君主集權的「秦制」。

社會相對寬和的周制，有一種溝通上下，使信息暢達的舉措，這便是「採風」——朝廷派專人到民間採集反映民情的「風」。風的本義是空氣流動，引伸為風俗、風教，具體指承載民俗民情的民歌。「採風」便是搜集反映民俗民情的歌謠。

無論古今中外，包括古代的清明治世和現代民主制，社會的上下層總是存在距離、難免隔閡的。而要縮小距離，化解隔閡，便需要執政方傾聽民意，體察下情，糾正國政弊端；而民眾則有義務、有權利將意見上達朝廷。周代的「採風」便是溝通上下信息的一種舉措。

當然，採風的一個直接目的，是提供宮廷樂舞演出所需要的歌詞和曲調。而上層人士欣賞採風所得民歌，便隨之獲悉下情，這比傾聽一味歌功頌德的諛詞有益得多。終年陶醉於吹捧之中的君王，定然昏瞶，如西晉惠帝，當餓殍遍野之際，卻問身邊侍臣：「百姓既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晉書·惠帝紀》）西晉的速亡，與惠帝一類昏君昧於民情大有干係。

周代享國791年，是史上歷時最久的朝代，這與其實行下情上達的採風制頗有關係。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宣王等深懷憂患，勤謹治國，原因之一是了解社情民意，這得益於採風制。

周朝專設採詩機構，由職官收集民歌向上呈報。《漢書·藝文志》云：

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採詩之官，分「行人」（採訪員）和「太師」（審查、修飾採詩的長官）兩級。此制運作過程略為：「孟春三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每年三月，氣候溫和，朝廷派專門採詩的行官，敲著木梆子，向路邊人招喚：我來了，大家有什麼好的詩歌，都告訴我。行人返回朝廷，把所採之詩獻給高官太師，太師對這些詩進行加工，並令人配上音樂，以在宮廷演唱。天子通過這些來自民間的歌曲，知道老百姓怎麼想的，老百姓對時政有什麼意見。

周代採風所得甚豐，據說古詩三千，孔子刪留三百篇（有學者認為刪詩者不是孔子，而是眾人汰選的結果）。《論語》多言「詩三百」，顯示春秋末存詩狀況，傳世至今的詩305篇。《詩》由《風》、《雅》、《頌》組成。《風》即國風，為十四個諸侯國加上周天子直接管轄的周地的民歌，共為「十五國風」，160篇，佔《詩經》篇幅之半。大小《雅》多為卿大夫詩作，也有民歌；《頌》是廟堂詩樂。詩三百篇，尤其是十五國風，涉及西周到春秋末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民眾的喜怒哀樂，不乏對時政的尖銳抨擊，以後列朝也沒有以「妄議」刪除「怨望」篇目。

周代的採風制，秦漢有所承襲。如秦朝設樂府，漢朝武帝以後正式成立樂府，採集民間歌謠及文人詩篇，不乏卓異篇章，如「樂府雙璧」《孔雀東南飛》《木蘭詩》，反映了民眾所關心的社會問題。《漢樂府》與《詩經》《楚辭》在中國文化史上三峰並峙。

從詩經到樂府詩，也有歌功頌德篇章，但數量有限，其歷史認識價值和文學價值不高，而放射光芒的，多為反映生民真情實感，洋溢著社會批判精神的篇什：

一，揭露政治弊端，譴責權貴。如《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將貪官汙吏比喻為糧倉裡吃得肥碩的老鼠。

二，控訴兵役徭役。《君子於役》「一日不見如三秋」，對苛重的徭役發出怨憤之音。漢樂府的「十五從軍徵，八十始得歸」，痛陳兵役給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唐代詩人杜甫承其緒，「三吏三別」盡寫民間疾苦。

三，男女追求戀愛自由。如《國風》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皆千古不朽的愛情篇章。《孔雀東南飛》控訴禮教的殘忍，讚頌焦仲卿夫婦的堅貞。

四，農事詩。表現農業生產過程和農人疾苦，「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這些詩歌非常有價值。現在研究中國農耕文明，無不引用《詩經》的農事詩。沿著詩經傳統，後世有很多惜農作品，如唐代李紳的《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白居易的《觀刈麥》《賣炭翁》等等皆為佳作。

五，愛國抗敵詩。表現人民抵禦外敵入侵的壯麗詩篇。

《詩經》的功能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指聯想、啟示；「觀」指了解社會民情，觀察風俗盛衰；「群」指通過詩歌，使大家交流思想、聯絡感情；「怨」指諷喻社會不良現象，尤其是譏刺政務弊端。諷刺詩（怨望之詩）在《詩經》中佔較大比例，《詩經》洋溢著社會批判精神。而這種風格的形成，與周代採風制有直接關係，這便是今天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2、「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

《詩·大序》（相傳子夏撰）有一段闡發如何對待批評的文字：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

「上以風化下」，指統治者以《風》教化下民；「下以風刺上」（「刺」有指責、揭發譏諷之義），指下民以《風》諷刺、責難當朝。這就道出「風」溝通上下的雙向功能。《詩·大序》又講，社會批評不宜採取直白的說教，而應該「主文而譎諫」。「主文」，就是用文學化的方式規勸；「譎諫」之「譎」可釋為狡猾、聰明，「諫」即提意見，「譎諫」是用委婉而生動的方式提意見。

《詩·大序》進而指出，聽意見的人（主要指統治者）應持的態度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提意見是無罪的，意見正確固如是，即使意見欠妥，也是無罪的。無論意見確切程度如何，聽意見者都足以引為鑑戒。只有如此，提意見的人方無顧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一「納諫」卓論，燭照千古。

關於納諫，《戰國策·齊策一》有一精彩故事，這就是大家熟知的鄒忌勸誡齊王納諫。《古文觀止》收錄《戰國策》這段文字，命名「鄒忌諷齊王納諫」。我少時讀古文，主要用《古文觀止》本子，裡面的不少篇章留下深刻印象。

《戰國策》所講故事如下：齊國謀士鄒忌長得漂亮，夫人誇獎他比另外一個美男子徐公還要標緻。後來鄒忌見到徐公，對著鏡子一看，覺得自己大不如人。這使鄒忌領悟到，身邊人的頌語是靠不住的，不能被其美言蒙蔽。鄒忌把這個感悟告訴齊威王，勸諫齊威王切勿被「私王」「畏王」者所誤。齊威王接受鄒忌意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如果臣民能夠當面指出我的過失，給予最高獎賞；如果不當面講，「上書諫寡人者，受中獎」；如果上書也有顧慮，「能謗議於市朝」，在外面市場批評我的，受下賞。此令一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諫）進」。齊威王參酌這些意見修改政策法令，齊國很快強盛起來，燕、趙、韓、魏得知，都到齊國來朝拜。「此所謂戰勝於朝廷」——不用派兵出徵，在朝廷修政，便贏得勝利。

《古文觀止》編者在這一故事後按語曰：「千古臣諂君蔽，興亡關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點破「言諫」與「納諫」的妙處。

3、「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

納諫的要義，在於接納「誹謗」，這是需要雅量的。

古時把批評稱之「誹謗」。今日衍為貶義詞的「誹謗」，古時是褒義詞或中性詞。「誹」是背地議論，「謗」是公開指責，周代的採風制，便是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讜」意為正直，「納忠讜之言」即接納忠實正直的意見。

天安門前優雅而壯觀的華表，大家都熟悉，遊人常將其作為留影的背景。若作歷史追溯，這漢白玉華表是從謗木演化來的。「謗木」為何物？《呂氏春秋》講，古聖王堯舜禹湯為了解下情，採取一些方法：「堯有欲諫之鼓」，堯帝在宮庭前安設大鼓，供人敲擊，堯聞聲出來聽取意見。「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現在談談「誹謗之木」。

誹謗之木，簡稱「謗木」，是朝廷門口樹立的一根木柱，上面可以掛木牌，臣民對朝政有意見，書寫於木牌，掛在謗木上。《戰國策·齊策》記載：齊威王在王宮門前樹立一根與人身體等高的木柱，稱「誹謗之木」。謗木與人身體等高，以便人們懸掛書寫意見的木牌，官吏定期收集木牌呈給威王看，威王就知道哪些政令需要修正，這樣齊國官風國政大為改觀。

故事在延伸。齊威王死後，人亡政息，君王不再傾聽批評，諂上之風重起，臣下專說好聽的話：王很偉大，我們要好好學習王令，不變樣地照辦。這樣一來，謗木就沒有用處了，但朝廷又不好意思撤去謗木，於是將榜木高度提升，書寫意見的木牌掛不上去，謗木也就變成裝飾物，以後演化為映襯宮廷壯美的華表，收集意見的功能完全喪失。

漢初文學家、少年天才賈誼的名篇《治安策》主張學習周朝，讓太子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太子成人以後，還須保持幾樣要件：「記過之史」（記載政策朝廷過失的史官），「進善之旌」（仿效堯舜，在宮門樹立一面旗幟，有意見的人站在旗幟下面發表意見），「誹謗之木」（人們有意見可以掛上去），「敢諫之鼓」（供人擊鼓進諫）。要讓「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賈誼說，秦朝二世而亡，原因之一是拒絕真活，指鹿為馬；而周朝國祚八百年，得益於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誠哉斯言！

頭腦清醒的國君，皆有接納批評的氣度。下舉三例。

北周宣帝時，大臣於義上疏指謫朝政，宣帝認為於義是在誹謗朝廷，御史大夫顏之儀批評宣帝道：「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古聖王生怕聽不到對朝廷過失的指責，而現在於義對朝廷提意見，不可以下罪。宣帝聽了顏之儀的勸誡，馬上放棄處罰於義的想法，表示要讓人講話，允許批評。

東漢有個叫任延的官員要出任外官，漢光武帝劉秀告誡臨行的任延：好好服事上司（「善事上官」），而任延頗有風骨，當即反詰皇帝：讓我對上司唯命是從，就會造成上下雷同，大家都如一個模板出來，這不是皇上你的福分。（「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帝不以為忤，讚嘆道：「卿言是也。「

武周時期（武則天稱帝，改唐為周，史稱武周），有個張姓官員編歌謠嘲諷官制鬆弛，沈全交續寫歌謠，指責武周職官泛濫，被御史逮捕，準備以誹謗朝政、敗壞國風定罪，武則天閱覽歌謠後笑道，沈氏是要官府莫亂來，幹嘛要處罰他呢？並說：「何慮天下人語！」武則天確乎有點接納異見的氣量，「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作《為徐敬業討武瞾檄》，歷數武則天篡奪罪惡，稱其「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武則天讀檄文時，或微笑，或不悅，最後大賞其才，說駱賓王這麼有才華的人未被廟堂所用，是宰相的過錯。

當然，史上多有君上拒絕批評，堵塞言路，導致國家衰亡的例子。《國語·周語》的一段名文收入《古文觀止》，擬題《召公諫厲王止謗》。文曰，周厲王殘暴虐民（「厲王虐」），老百姓批評國君（「國人謗王」），元老召公告訴厲王：老百姓為什麼批評你，因為他們實在受不了你的做法。周厲王聽了很惱火（「王怒」），不但沒有接受召公的意見，反而啟用名衛的巫，嚴厲監視、鎮壓乃至殺害誹謗之人（「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老百姓很害怕，不敢說話，在路上只能用眼睛表示意思（「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厲王很得意（「王喜」），告訴召公，我有辦法消除誹謗，使老百姓不敢言（「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反駁道：老百姓不敢講話，並不是大家沒有意見，而是你障礙了言路。接著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止老百姓講話，堵塞大家的口，好比是江河水漲時，不讓流淌下去。川流只能疏導，不能堵塞。應該讓老百姓講話。厲王不聽召公勸告，於是老百姓更加不敢說話了。結果朝政愈益敗壞，忍無可忍的國人終於把厲王趕走，「三年，乃流亡於彘。」厲王逃亡後，便有召公、周公等貴族聯合執政，這是中國古史上少見的一次「共和行政」。

統治者不讓人講話，拒絕批評的史例甚多，這是君主專制的普遍現象，即使在比較開明的唐朝和宋朝，也時有發生。前面提到的《憫農》的作者李紳，因詩作陳述農民苦難，被人打小報告，說是誹謗朝廷，李紳幾乎入獄。宋朝蘇東坡寫《山村五絕》，對底層民眾疾苦深表同情，也被人安上「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的罪名，在烏臺詩案中受到嚴厲處罰，甚至有人主張處斬。畢竟宋朝太祖留下遺詔，不殺議政士子，所以蘇東坡沒有掉腦袋，而被貶謫黃州。

因言獲罪的現象在君主專制時代相當普遍，也一再導致社會災禍，故召公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成為垂之千古的警語。

4、「公其非是於學校」

上對下「納諫」，下對上「言諫」，構成一種糾錯機制，有益於社會生態平衡。周厲王不讓人講話，落得身敗名裂，與此相反，古代也有開放言路、接受意見的明智之例。這雖然是君主體制內的舉措，但包蘊著的智慧可供今人玩味。

唐宋很多詩文批評朝政，人稱唐詩為「詩諫」，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各個方面。武大中文系尚永亮教授，研究唐宋貶謫士人的詩文。韓愈、柳宗元、蘇東坡等等，被貶謫以後，深入下層，對時政的批評入木三分，柳宗元的《捕蛇者說》闡發「苛政猛於虎」、「苛政毒於蛇」。

中古以降的「言諫」，漸漸觸及到朝野關係、官民關係。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送薛存義序》中對官民關係有新的解釋，全然不同於與他齊名的韓愈《原道》的尊君抑民論。

友人薛存義啟程赴官任，柳宗元追至江邊為之送行，並有一番贈言：

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指出，地方官是老百姓的僕役，並非役使老百姓的。老百姓靠田土生活，拿出田畝收入的十分之一，僱傭官吏為百姓主持公道。現在做官的拿了百姓給的俸祿，應當是官吏敬畏百姓，而不是相反。柳宗元之論，被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發揮。

宋太祖了解下情民心，他強調，是民眾養著官吏，官食民飯，宋代在衙門口立石碑，上書十六字：「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誠哉卓論！

明清之際的黃宗羲指出，君民不是主奴關係，而是類似一起扛木頭的同事那樣的關係。（《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進而指出，是非標準不能由君（朝廷）獨定，引出「公其非是於學校」的輝煌命題。

傳統中國是非標準一向由朝廷決定，但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說，是非不能由朝廷決定，而要由學校，即由有知識、有見解的社會公眾商議。這是中國歷史上關於輿論和輿論監督問題上的飛躍性認識。在兩漢時期，朝廷把監督與上諫的任務交給言官。言官包括兩種，一是監察官，二是諫官，他們共同對輿論暢達起到一些作用。但言官畢竟是由帝王、朝廷任免，反映的意見有局限性，所以還應該廣開言路。《明夷待訪錄》的「公其非是於學校」便是卓異的見解。

有人把黃宗羲之議稱作中國的《社會契約論》，這有一定道理。但此說並不完備，應當講，《明夷待訪錄》所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應該「公其非是於學校」，把輿論的發縱地交還給社會，交往給公眾，其實是繼承和發揚了先秦以來的「採風」—「詩諫」傳統。中國文化存在著走向民主與法治的內生資源，不能把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訴求完全視作舶來品。

文字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