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訓機構改革的影響（對培訓機構校長來說是不是天堂）

2023-09-23 07:37:52 1

鳥語花香的一座城，連競爭都分外「溫柔」。

「杭州的培訓機構就像飯館一樣…只西湖一個區就有不少於3000家的機構。」在西湖區新星教育校長劉金龍眼裡，杭州的教培市場是這樣的。

這個評價看似誇張，實則不然。

拱墅區新私塾教育創始人孫立明也印證了這一點：「培訓機構挺密集的，尤其是學校周邊。」

那麼，杭州培訓機構這麼多的原因是什麼？當地的大機構多嗎？小機構的發展壓力大不大？

下面請坐穩扶好，我們將帶著這些疑問，一起走進杭州。

❑ 資源不均、人口紅利帶「火」了教培市場

杭州培訓機構的多，並非偶然。

根據獵聘網《2017年人崗爭奪戰及職場流動力大數據報告》顯示，2017年上半年全國主要城市人才淨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以11.21%的人才淨流入率位居榜首。

人口湧入並不是當代杭州的專利，早在南宋時期，它就迎來過移民潮的高峰期。

根據對自然人口增長率和歷史檔案的梳理，復旦大學吳松弟估算，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杭州的人口中，北方移民佔比72.7%，有17萬戶左右。

孫立明也曾提到，900多萬的杭州人口，能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外來人口。

大量外來人口的匯入，雖成全了各路文明的交匯融合，為杭州增添魅力，但一定程度上也對當地資源產生了衝擊。

譬如教育資源。

根據杭州政府網公布的2016年和2017年《杭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對比兩個年份杭州教育資源統計不難發現，學校數量增長率跟不上在校學生人數的增長率，尤其是小學和初中階段。

其中，小學階段學校數量增長率是2.5%，學生增長率則是3.2%；初中階段學生數量增長率約為0.8%，學生增長率卻有4.1%。

不僅如此，數據還表明，杭州解決的義務教育階段外來務工子女的數量也呈上升趨勢。

位於杭州餘杭區良渚街道的小美書院校長胥小白，曾對餘杭區的學校和生源進行過調研。

調研顯示，良渚街道統計到的小學一年級適齡兒童共計1712人（其中符合條件進城務工人員子女640人），按每班40人計，入學缺口達24個班，也就相當於有960個學生沒有學位。

除了人口流入引起的學位與生源的不平衡之外，杭州十大區的名校資源分配也是如此，猶以西湖區最為優越。

比如，10所重點公辦小學中，就有5所在西湖區，分別是保俶塔實驗學校、學軍小學、求是小學、文三街小學和文一街小學，而民辦重點小學也有3所。反觀其他九個區，重點公辦和民辦小學加起來才有9所。

而且，杭州近兩年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也在呈上升趨勢。

2016年和2017年《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6年人口出生率為11.1‰，人口自然增長率為6.0‰，2017年人口出生率為12.5‰，自然增長率為7.4‰。

不斷攀升的人口增長率，再加上二胎政策的開放，為培訓機構帶來更多的機遇。

所以，杭州培訓行業火爆的原因也就明了了。

原本的區域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加上不斷湧入的人口讓教育資源更為失衡，以及人口紅利，都為杭州教培的「破竹」賦了能。

❑ 「破竹之勢」下，本土大機構能否保持本土優勢？

在來杭州前，筆者也走訪過洛陽等城市。

縱使原因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洛陽和杭州都存在教育資源不均這一現象。

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環境下，洛陽孕育了能夠與新東方、學而思等這些外來大機構抗衡的本土大機構，比如，彩虹教育、歡樂教育。

那麼，距離洛陽1千多公裡之外的杭州，本土大機構是不是也能如此「強勢」？

答案是否定的。

據劉金龍介紹，杭州本地也有一些比較老牌兒的機構，像2000年建立的飛越教育、2007年成立的納思教育等…飛越教育在杭州擁有5家直營校區，納思教育截至目前有5、6家分校。

但跟新東方、學而思這樣的外來大機構比起來，還稍顯弱勢。

「它們2010年前後才進入杭州，但現在分校已經有十幾家。」劉金龍估計，「學生數量以萬為單位，營收恐怕也有幾個億甚至十幾個億了。」

不僅如此，胥小白還補充道，甚至餘杭區的一家本土大機構（這裡就不透露名字了）由於師資原因，校區規模一度從17家分校收縮到7家。

為什麼杭州的本土大機構沒能像西安的彩虹、歡樂教育那樣，保持本土優勢呢？

這得從杭州的經濟說起。

1999年，馬雲把阿里巴巴設在杭州。

它對杭州經濟的帶動，最直接的就是稅收。

2015年浙江省省長李強曾在對阿里巴巴調研時透露，阿里巴巴平均每天納稅3000多萬，對浙江貢獻巨大。

阿里巴巴的落戶，不僅給杭州帶來了最先進的網際網路思維，還帶動了信息經濟的發展。

2014—2015年杭州城市GDP數據顯示，科技產業帶動力呈上升勢頭：信息經濟增加值佔全市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18%上升到2015年的23%。

不僅如此，杭州在2016年上半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021.18億元，同比增長10.8%，增速居副省級以上城市首位，其中信息經濟佔比達到24%，儼然成為其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支撐。

而在這之前，杭州屬於典型的內生發展型城市，多是像絲綢類馳名商標---萬事利、飲料巨頭娃哈哈這樣的傳統行業。

隨著經濟模式的轉變，杭州有了更大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杭州在2017年取得了GDP再次破萬億、全國排名前十的成績。

經濟增速，消費升級，家長對培訓機構的需求不再局限在之前的「老師好」上。

「現在的家長面對一年3—5萬的教育投資是可以承擔的，相對應的，也對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本土大機構的自身服務沒能跟上家長逐漸升級的需求。比如，家校互動、黏性等問題。」

比如，上城區的一家機構，到現在還保持著之前的傳統，學生有課就來、下課就走，沒有任何溝通情感的環節，而且一位在機構輔導近3年的學生家長表示幾乎沒有收到過學校的電話，每次交學費都是學生傳達。

有近10年行業經驗的劉金龍分析稱，外來大機構有標準化的服務流程、可複製的師訓體系、先進的招生打法，再配以價格戰，這些是本土大機構目前無法抗衡的。

❑ 找準差異化道路，「辦機構也沒那麼難，生活還算不錯」

下城區光合教育校長王國華保守估算，「在杭州，6000家培訓機構總是有的。」

不過，在胥小白的機構裡，晚上不排課，也不倡導加班，員工們的幸福感很強。

不是說本土大機構沒能保持住本土優勢嗎？這些中小機構又是怎麼生存的，而且還生活的很滋潤？

其實，雖然外來大機構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卻沒有形成壟斷局面。

在胥小白看來，杭州的培訓市場競爭格局呈分散性。

「大機構加起來的市場份額，估計能佔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劉金龍認為。

的確如此，老家是吉林的孫立明在杭州辦機構也有6個年頭了，他的感覺是：「辦機構可以不斷挑戰自己，非常好玩兒。」

之所以有這樣的感受，不僅僅是源於好心態。

首先，外來大機構的進入雖然對本土機構產生了衝擊，但是，隨著它們在本地的不斷拓展，逐漸培養了家長的培訓意識。

除此之外，還開拓了更多的方向和班型，「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培優，現在我不僅明白了，還主要在做這一班型。」孫立明對這一點很有感慨。

其次，各個機構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出路，打差異化。

2002年，隨著黃金周出遊潮流的興起，全國各大景區紛紛漲價。

但杭州卻反其道而行之，當年10月，西湖拆掉了圍牆，取消了門票，成為全國唯一、也是第一個免門票的5A景區。

而這一舉措不僅沒讓杭城的旅遊業虧本，還讓西湖周圍形成了特色的商業圈，從而「彎道超車」，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

跟杭州的發展一樣，這些培訓機構也紛紛趟出了適合自己的路。

來到孫立明的機構，你會發現有語文、數學培優班，唯獨沒有英語。「之前是有英語科目的，只是後來關掉了。」

他解釋，「我們周圍有很多家做英語的大機構，而且杭州的英語領域切分比較細，有老牌大機構、在線口語、加盟等，跟他們比我的優勢不明顯，所以，乾脆砍掉。」

還有，雖然機構設有數學科目，但是他繞開了一些大機構「掐尖」、「補差」的學生群體，專門針對中等學生做培優。

餘杭區胥小白的新模式，倒與孫立明的有幾分相似。

他的機構也沒有涉足小升初領域，專心做培優，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懂得借勢公立校資源。

這個模式大體是機構憑藉自己的教學實力，去跟公辦校談合作，把每個班級前幾名學生輸送到機構來，機構負責對學生進行定向培養，從而提高合作學校在區內官方賽事獲獎率以獲得榮譽，同時專業培訓、規劃講座等幫助更多家長加入理想的中學贏得了口碑，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剛開始，也會有家長疑惑為什麼學校要把我的孩子推薦到這個機構來，但是我們用結果說話。慢慢地口碑也就起來了。」

胥小白回憶，「找公辦校談合作是非常難的事情，我當時專門做了一個商業規劃書，把每一個環節都摳到最細，並且給每個參會的學校校長、管理層都彩打了一份以示重視。」

以上是招生部分，而在招聘方面，劉金龍則頗有心得。

今年3月14日，劉金龍發了這樣一條朋友圈：新星教育與高校開展深度合作邁向新臺階！進入高校課堂教學，批量培養教育人才。

是的，這就是他的招聘創新之路---走進高校課堂，即開設一門可以修學分的課程，供在校大學生研讀。

經過一段時間的培養，該批大學生已具備教培從業者的基本素質，繼而進入機構進行實習，最後雙向選擇，決定去留。

總之，孫立明繞開大機構、精準定位中等生，胥小白借勢公立資源，以及劉金龍的培養式招聘模式，無不是殺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差異化道路。

最後，除了這些辦學創新方法以外，中小機構生活的還算不錯，這跟杭州的生活節奏，「溫柔」基因有關。

杭州素有「宜居養老城」的美譽，鳥語花香、優美的自然環境，這讓生活節奏也慢了下來，有工作也有生活。

迪迪龍三墩校校長王老師說，「在杭州，只要買了房，生活基本就沒有多大壓力。」

目前，杭州的房價為平均每平米3、4萬左右，非主城區也有2萬的普通商品房，跟帝都、魔都比起來，踮踮腳還是可以夠到的。

總之一句話，本土機構雖然沒能享受到太多的主場優勢，但是找準差異化道路的機構，在杭州依然可以滋潤地生活。

❑ 差異化的背後，也存在著差異化問題

領略了杭州的「慢」和「柔」，反觀經濟發展，杭州躋身新一線城市，經濟發展就像當地計程車司機開車那般風馳電掣。

但，一快一慢之間，也催生了一系列問題：

《2017年杭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年市區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2.5%，其中居住類價格上漲5.7%。

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的房價走勢圖如下，

「房價漲了，租金也跟著漲，住宿成本提高，比如，八九十平的兩室一廳的房子，之前租金每個月2000多，現在漲到5000多了。」濱江區新正教育創始人仝偉偉分析道，「這樣一來，願意留在杭州的年輕人會減少，我們的招聘就更難了。」

而且，據孫立明介紹，他的機構自成立至今，基本上沒有過市場行為，人數一直很難突破200人左右的瓶頸，上升乏力。

G20之後，杭州經濟在全國排名也靠前了很多。相應的政策執行也偏嚴格一些。

也是由於這些政策的影響，讓年前剛拿下、裝修好校區的王老師左右為難：「按照新規，我們現在這個300平的校區顯然不合規，是繼續擴大還是放棄這個點也是左右為難。」

但，辦法總比問題多，就像採訪結束王老師說的那樣：「本著對學生和家長負責，還是必須把機構辦下去，並且做大，做正規，不能放棄。」

在杭州，儘管人口不斷湧入、外來大機構發展很好，但是本土中小機構們通過走差異化的路，絲毫沒有示弱。

雖然也遇到了很多問題，但是杭州精神賦予他們的創新和包容，依然能幫讓他們重拾信心、辦好機構，最難能可貴的是，還能把日子過得舒坦。

如果把杭州的教培市場比喻成西湖，外來大機構是遠處刮來的一陣陣風，本土機構是湖邊的植物，那麼，縱使風蕩起層層波瀾，湖邊的植物依舊能受到西湖的哺育和庇護。

這種幸福感，唯獨天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