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年輕時候（從枯寂中醒來的新青年）

2023-10-06 13:30:28 2

瞿秋白與第二任妻子楊之華。

1922年底，陳獨秀（前排左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瞿秋白（後排右四）擔任翻譯。

瞿秋白與家人。

1920年冬，五四運動爆發一年半之後，瞿秋白在赴俄途中滯留哈爾濱50天，期間他寫下系列隨筆《餓鄉紀程》，回顧自己的思想轉變歷程。對於1919年5月的學生愛國運動，這裡只是一筆帶過。直到15年後的1935年5月，他被國民黨軍隊俘獲，在福建長汀獄中寫臨終遺言《多餘的話》時，才說五四運動爆發後，他被俄文專修館同學推舉為學生總代表(另一總代表是耿濟之)，「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政治運動」，依然籠統含蓄，沒有細節，缺少實象。其實，五四之於瞿秋白，是重要的思想轉折點，他從枯寂中逐漸甦醒，並開始接觸社會主義，並成長為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盡學生天職，謀國家福利

與瞿秋白本人在記敘五四經歷時的「籠統含蓄」不同，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鄭振鐸，回憶五四當年的情景，道出瞿秋白何以成為俄文專修館學生「總代表」，並充當「謀主」的情形。

我們這一群代表著「俄專」、「匯文」和「鐵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個小單位，主要的原因是平時見面多，比較熟悉，因之，在開會、活動時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們之中，成為主要的「謀主」，在學生會方面也以他的出眾的辯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活動，正確而富有靈活性，顯出他的領導的天才……

——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的二三事》

鄭振鐸1917年秋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校址雖在西城李閣老胡同，卻住在東城，經常到東單米市大街的基督教青年會圖書館看書，便與在東總布胡同的俄文專修館同學相識，瞿秋白、耿濟之等就是在那裡與鄭振鐸成為朋友。

5月4日那天，鄭振鐸並未到天安門加入遊行隊伍。他在趙家樓附近的住處午睡剛起，便聽見有人喊失火，緊接著又看見警察在追趕一個穿藍布大褂的學生。(鄭振鐸《前事不忘》，《中學生》，1946年5月號)

瞿秋白這天是否參加天安門集會、遊行，至今未見相關史料。參加當天集會、遊行的十三所專科以上學校中，未見俄文專修館。鄭振鐸也是第二天看報，才知道5月4日學生集會遊行事。5月5日，北京各大專院校代表會議，決定由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代表起草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組織大綱，並與中等以上各校聯繫。這時，俄文專修館學生會便正式加入學生運動。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宣告成立，瞿秋白與耿濟之作為俄文專修館學生總代表，成為北京學聯評議部的評議員。鄭振鐸作為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的代表，參加北京學聯。學聯本部設在北京大學理科馬神廟校舍，下設評議、幹事兩部，評議部負責討論決策事宜，每校選出兩人擔任評議員。幹事部負責執行，委託北京大學幹事會代理。

北京學聯宣告：「以盡學生天職，謀國家福利為宗旨」，「國權一日不復，吾輩之初志一日不渝」。5月19日，學聯宣布全市大專院校學生實行總罷課。21日，中學生一律參加罷課。面對北洋政府的威脅和勸誘，學生不為所動，「仍堅持非懲辦賣國賊之目的達到，決不上課」(《晨報》，1919年5月23日)。總罷市期間，學聯組織學生進行下列活動：每天數百人上街講演，初在城區，逐漸擴及農村、工廠，以至旅客列車；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發行《五七日刊》，擴大愛國宣傳；組織護魯義勇隊，進行軍事訓練。北京學生總罷課，影響所及，山東、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杭州等地學生紛紛響應。

十餘天后，北洋政府連續出動軍警大肆逮捕上街演講的學生900人，拘押在北河沿、馬神廟等北大校舍。逮捕行動震驚全國，其結果卻與北洋政府預料的完全相反，不僅未能把學生愛國運動鎮壓下去，反而激怒全國民眾，掀起更大風暴。上海學界、商界先後罷課、罷工，到6月5日，上海紗廠、書局、碼頭及部分鐵路工人開始罷工，規模日益擴大。

上海的「三罷」鬥爭，引發全國愛國風潮進一步擴展。北洋政府不得不在6月5日當晚，下令釋放全部被捕學生。軍警撤離後，被捕學生沒有馬上離去。他們扣留七名警察，留下兩個帳篷，作為揭露當局摧殘民權的人證物證。6月6日，北京學聯通電全國，嚴厲譴責「軍警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蔑視人道，……皆政府縱使之」，要求政府處置軍警，呼籲同學「仍應亟籌應付國讎國賊之道」。(《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1919年6月8日)

在京城形勢嚴峻的時刻，瞿秋白、鄭振鐸等始終堅持鬥爭，毫無畏懼，機警應對當局的迫害。

秋白是很機警的，曾經被一個走狗跟蹤了半天，跟上了電車，又跟上了人力車，但他轉彎抹角的兜圈子，終於甩掉了那個狗子。自此之後，秋白的行動顯得更小心了。

——鄭振鐸《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大轉折，在瞿秋白一生中也是一大拐點。在此之前，是他人生的「枯寂」期，此後則是他思想「變動」期的開端。

枯寂苦悶中的思索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於江蘇常州城內大運河畔青果巷八桂堂的天香樓。常州號稱財富之區、人文淵藪。瞿家是書香門第，代代有官，八桂堂是他叔祖父瞿賡甫（時任湖北布政使）的豪宅，由他父親瞿世瑋代管。世瑋喜畫，好黃老之學，母親金衡玉是名門閨秀，知書文詩詞。受父母教誨，少年秋白喜愛文史、詩詞、書畫、篆刻、音樂，刻苦讀書。五歲入私塾，學習古文經典。隨後入常州冠英小學、常州府中學堂，接受歐化教育，課餘讀維新和革命書刊，吸納新知識，接觸新思想，中西兼收，新舊並蓄，開始追求「名士化」，做文學少年。辛亥革命爆發，曾經令他一度興奮，說是「皇帝倒了，辮子剪了」；袁世凱惡政，使他憤慨，竟在十月十日國慶日掛起書寫「國喪」的白紙燈籠。這一年，他只有13歲。

不久，家道中落，遷居數次，最後住進瞿氏宗祠，以典當舊物維持生計。16歲，瞿秋白即將中學畢業，卻因家中債臺高築，無物可當，不能交學費而輟學。1916年春節，母親自殺後，全家離散。瞿秋白到無錫一座小學教書餬口，自感「精神上判了無期徒刑」，「痛，苦，愁，慘，與我生以俱來」，「思想復古，人生觀只在於『避世』」。（瞿秋白《餓鄉紀程》）半年後，他辭去無錫教職，回常州孤居數月，就去武漢投奔堂兄瞿純白，以解決生活和求學問題。他先是考取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習英語，因不滿師資低下而放棄。

1917年春節，瞿秋白到黃陂姑父周家，見表兄周鈞量（君亮）。鈞量在家塾執教，瞿秋白常在書櫃前，選讀《老子》《莊子》、「四史」和通鑑。晚上，在臥室油燈下，常常讀書到深夜。得鈞量幫助，瞿秋白詩詞研究更深一層。兩人不時議論人生、社會和政治，同時津津樂道佛學。人生極苦，涅槃極樂（死後解脫輪迴之苦，永居寂靜安樂境界），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瞿秋白涉世以來，飽受社會黑暗、家庭離散之苦，因而產生探索佛學的興趣，開始讀《成唯識論》《大知度論》兩部佛經。此後相當一段時間用心研讀佛學，試圖用它來解讀人生的紛擾、哀傷、困惑和懷疑。

1917年暮春，瞿秋白離開黃陂回到武漢，適逢純白調離武漢到北京就職，他便跟隨堂兄北行，住在北京宣武門外羊皮胡同純白家中。江南河北，風光迥異，故都的風情對這位江南遊子來說，一切都覺得新鮮。看遍古蹟名勝，查考史志典籍，所得印象不過是人物代謝，裡巷變遷，構成了多少歷史脈絡，卻少給人以振奮飛揚的激情。

瞿秋白本來要考北京大學，可是學膳費用太高，堂兄無力供他上學。遂依堂兄之意，參加普通文官考試，未能錄取。瞿秋白有時去北京大學旁聽，更多時間是賦閒在家，百無聊賴，實在難過。暑期過後，瞿秋白只得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文部立俄文專修館去學俄文。入學後，他刻苦學習，強記博聞，廣泛涉獵，每天讀書至深夜。在校每考必前兩名，他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油印傳觀，名遍全校，無人不知。除完成規定功課外，他還自修英文、法文、哲學社會科學。堂兄在一個法文補習班兼課，瞿秋白課餘隨班學法文三個月，其水平竟超過補習班聽課的正式學員。

袁世凱死後，各派軍閥角逐，對外喪權，對內徵斂，儘管也會擺出些許共和民主姿態，卻醜相畢露。寄人籬下的生活，惡濁政治的衝擊，催促瞿秋白心靈早熟和敏感。他最初的反抗，是冷漠和避世。試圖解析人生，擺脫苦悶，卻只能藉助於經學、佛學這類傳統的思想資料。

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裡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然而這「厭世觀」已經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為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而為佛教人間化的願心。這雖是大言不慚的空願，然而卻足以說明我當時孤獨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觀」。一部分的生活經營我「世間」的責任，為自立生計的預備；一部分的生活努力於「出世間」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

——瞿秋白《餓鄉紀程》之四

瞿秋白此時受到多方面思想影響，從今文經學到佛學，從整理國故到文化救國，都融入這個青年學子正在形成的人生觀。他之親近佛學，是為其哲理思辨和人生之道所吸引，想做一個具有「菩薩行」的人。大乘佛教以利他為宗旨，宣稱要度盡一切有情（所有動物），使皆成佛，自身才能由菩薩位進至佛位。瞿秋白拂去其迷信色彩，接受其引領眾生向善精神，致力於「使佛教人間化」的理想成為現實。

這種思索固然可貴，但是它對政治黑暗、社會惡濁的現實，不可能有絲毫觸動，思索者仍然無法排遣心靈的苦悶。

雪意悽其心惘然，

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灑長安市，

猶折梅花伴醉眠。

這首寫於十九歲的詩，是他前期所寫幾百首舊體詩中僅存的幾首之一，自雲詩中有「懺悔貴族」的「頹唐氣息」。雪意清冷，心境悽涼，卻以酒抗濁，折梅驅邪，悵惘與清高共存，更顯枯寂中的不安，而不安恰恰蘊含未來的突變。

憧憬社會主義

五四運動就其遠因而言，是中國近代種種改良革命運動的總匯合；就其近因而言，是以《新青年》為中心，以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主持的北京大學為陣地的新文化運動鼓吹民主科學精神誘發的思想大變動。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五四運動的救亡，兩者相承而不對立。愛國救亡是思想啟蒙的必然伸延和最佳境界，由啟蒙而救亡，因救亡更深化啟蒙。啟蒙的敵人，一是民眾的愚昧，一是當權者的專制。啟蒙就是高揚民主，剷除專制，倡導科學，拒絕愚昧。

五四運動後，啟蒙思潮「起翻天巨浪，搖蕩全中國」（瞿秋白語），百家競起，異說爭鳴。形形色色的社團、學會、報刊，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學說競相登臺，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文學、語言、哲學，交鋒論戰，不可遏止。外來思潮如民主主義、空想主義、新村主義，一齊湧入中國思想界。瞿秋白最初受改良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受託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影響較深，自認在五四運動時還是「一個近於託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者」（《多餘的話·歷史的誤會》），後來雖轉向於憧憬社會主義，也是朦朧的。

1919年夏秋，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準備以其附屬的社會實進會名義出版一本供青年閱讀的雜誌，邀請鄭振鐸、瞿世英、瞿秋白、耿濟之等人做編輯。這就是同年11月1日創刊的《新社會》旬刊。瞿秋白為《新社會》寫作甚勤，他在雜誌刊發的第一篇文章《歐洲大戰與國民自解》，呼籲人們以世界的歷史的眼光，用精確的辨別力，實在的責任心去適應世界潮流；通過啟蒙和普及教育，改造落後愚昧的國民性，建設新社會的基礎。隨後又在《革新的時機到了！》一文中，提出社會改造的六項措施：一、竭力傳播德謨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義；三、竭力謀全人類生活的改善；四、到窮鄉僻縣——遠至西藏、蒙古、新疆——去，實施平民教育；五、實行「工學主義」；六、研究科學，傳播科學。

原來在11月上旬，鄭振鐸、耿濟之帶著《新社會》創刊號到箭杆胡同面見陳獨秀，徵詢對刊物的意見。陳獨秀希望把《新社會》辦成通俗刊物，給勞動者和商界人士灌輸新知識。瞿秋白這篇文章就是參照陳獨秀的意見，加以引申和發揮的。此文還指出，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那麼，請問：「君子小人，兩三千年來，誰是愛的？誰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愛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開歷史來，只見殺人、淫亂的故事？」問得鞭辟入裡，一針見血，這顯然是接受了魯迅《狂人日記》的啟示。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引領者們如陳獨秀、魯迅等對瞿秋白這一代年輕人，具有多麼深刻的影響。

12月1日，《新社會》第四期，刊出瞿秋白《中國的勞動問題？世界的勞動問題？》，指出「勞動界的不平，完全是資本家的專橫壓迫出來的，資本家要行他的經濟侵略主義，所以要用勞動者來做他的機械……」21日，又刊出他的《知識是贓物》一文，說「知識就是贓物，財產私有制下所出來的罪惡廢止知識私有制，就是廢止財產私有制的第一步。」（《新社會》第六期）瞿秋白還在《新社會》和其他報刊寫過婦女問題、文化運動、新村運動及反對輕率自殺等文章，同時譯介果戈理、赫爾岑、託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普希金、萊蒙託夫等俄國作家、詩人的作品。他此時的思想很雜，從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到無政府主義……樣樣皆有，時而溫和，時而過激，但都難以解決社會根本問題。不過，瞿秋白對於俄國文學的譯介，對社會思潮的反思，已經使他由原來沉迷寫作舊體詩詞以排遣個人心靈苦悶，轉而對現實社會和人生的關注；由對個人的思慮，轉向對大眾的思考，希望深入研究俄國文學、文化，追尋俄國1917年革命巨變的遠因，從而嚮往俄國之行，似乎在這裡悄然萌生。

1920年4月21日，《新社會》第十八期，刊出瞿秋白《勞動的福音》《伯伯爾之泛勞動主義觀》兩文。前者歌頌勞工神聖。後文介紹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創始人奧古斯特·倍倍爾《社會之社會化》，批判託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和泛勞動主義，主張「極激烈的改革運動——革命——根本的改造」。他讚揚倍倍爾是「實際的改革者」，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崇敬。這時，李大釗等在北大創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瞿秋白加入。他說：「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吧？)，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於社會——尤其是社會的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多餘的話·歷史的誤會》）

4月11日至5月1日，為紀念國際勞動節30周年，《新社會》接連編印三期「勞動號」，不久即被北洋政府查封。瞿秋白回憶：

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中國政府，舊派的垂死的死神，見著「外國的貨色」——「社會」兩個字，就嚇得頭暈眼花，一概認為「過激派」，「布爾塞維克」，「洪水猛獸」——於是我們的《新社會》就被警察廳封閉了。

——瞿秋白《餓鄉紀程》之四

1920年秋，瞿秋白應北京《晨報》邀請，準備擔任該報特派記者到蘇俄採訪。10月18日夜，瞿秋白踏上漫長的赴俄旅程。這一天，他寫信賦詩答謝京中友人，稱「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我們此行的意義就在這幾個問號裡。」

21歲的瞿秋白，此時以其擁有敏捷的思維，優美的文筆，流利的俄語，堅定的意志以及永不枯竭的求知慾望，而充滿自信。自己雖然不過是一隻蜜蜂，而當蜂蜜釀成時，定會有益於再造中華。

其實，俄國遭遇內憂外患，戰亂不止，民生凋敝，號稱「餓鄉」。親友勸阻，不願瞿秋白陷入「窮黨」治下的絕地。瞿秋白力排眾議，認定那裡似乎有使人覺醒的真理，有使中國從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種，是「紅豔豔光明鮮麗的所在」，「寧死亦當一行」。

1921年1月25日晚11點，列車駛進莫斯科雅羅斯拉夫車站。他寫道：「進赤俄的東方稚兒預備著領受新舊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自稱「東方稚兒」的瞿秋白，懷抱尋覓真理、嚮往光明的宏願，翻開他人生的新篇章。

五四運動陡然爆發，我於是捲入旋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瞿秋白《餓鄉紀程》之四，1920年冬

□陳鐵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有《瞿秋白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