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本質是勇敢（浪漫勇敢懺悔）

2023-10-07 11:43:17 4

一、盧梭簡傳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日內瓦哲學家、作家、作曲家。他的政治哲學影響了整個歐洲啟蒙運動的進程，也影響了法國大革命的各個方面以及現代政治、經濟和教育思想的發展。

他的《論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5)和《社會契約論》(1762)是現代政治社會思想的基石。

盧梭的情感小說《朱莉：新愛洛伊絲》(1761)對前浪漫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他的《愛彌兒》或《論教育》(1762)是一篇關於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教育論文。

盧梭的自傳體作品，他死後出版的《懺悔錄》(1769)，開創了現代自傳的先河。

未完成的《一個孤獨行者的遐想》(1776-1778)，是18世紀晚期「情感時代」的典範。對主觀性和內省的關注也越來越多，這也是後來現代寫作的特點。

1742年，盧梭結識了同為哲學家的丹尼斯·狄德羅，後來在他的《懺悔錄》中描寫了狄德羅的浪漫困境。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盧梭是雅各賓俱樂部成員中最受歡迎的哲學家。

1794年，在他去世16年後，他作為民族英雄被安葬在巴黎的先賢祠廣場。

盧梭的家族背景

盧梭出生在日內瓦，當時日內瓦是一個城邦，是瑞士聯邦(現在是瑞士的一個州)的新教徒聯盟。

自1536年以來，日內瓦一直是胡格諾派共和國和加爾文主義的發源地。在盧梭的五代之前，他的祖先迪迪埃(Didier)是一位可能出版過新教小冊子的書商。1549年，為了躲避法國天主教徒的迫害，迪迪埃逃到日內瓦，在那裡成為了一名葡萄酒商人。

盧梭為他的家族在城市裡擁有投票權而感到驕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書的署名通常是「讓-雅克·盧梭，日內瓦公民」。

理論上，日內瓦是由有投票權的男性「公民」「民主地」治理的。與被稱為「居民」的移民相比，這些公民只是人口中的少數，移民的後代被稱為「土著」，並且繼續沒有選舉權。事實上，這座城市不是由「公民」投票管理的，而是由少數富裕家庭組成的「兩百人議會」統治的；他們將自己的權力委託給一個由25人組成的管理小組，這個小組被稱為「小理事會」。

在日內瓦有很多政治辯論，延伸到商人。當時，統治階級寡頭政治對人民主權的概念進行了大量的討論。1707年，一位名叫皮埃爾•法蒂奧(Pierre Fatio)的民主改革家抗議這種情況，稱「一個從不行使主權行為的君主是一個虛構的存在」。他是根據小議會的命令被槍殺的。讓-雅克·盧梭的父親艾薩克當時不在這座城市，但讓-雅克的祖父支持法蒂奧，並因此受到懲罰。

盧梭的父親艾薩克·盧梭跟隨他的祖父、父親和兄弟們進入了制表行業。他還教過一段時間的舞蹈。儘管艾薩克是一名工匠，但他受過良好的教育，熱愛音樂。盧梭寫道：「日內瓦鐘錶匠是一個可以被介紹到任何地方的人；一個巴黎鐘錶匠只適合談論手錶」。

1699年，艾薩克因與來訪的英國軍官爭吵而陷入政治困境，英國軍官拔劍威脅他。在當地官員介入後，受到懲罰的是艾薩克，因為日內瓦關心的是保持與外國勢力的聯繫。

盧梭的母親蘇珊娜·伯納德·盧梭出身於一個上流社會家庭。她是由她的叔叔塞繆爾·伯納德撫養長大的，他是一位加爾文派傳教士。蘇珊娜的父親雅克(Jacques) 30歲出頭就去世了。雅克因與人通姦和有情婦而陷入法律和宗教的麻煩。

1695年，蘇珊娜不得不對指控作出回應，她被指控在街頭劇院化裝成農婦去看文森特·薩瑞辛(M. Vincent Sarrasin)，儘管他已經結婚，她還是喜歡他。在一次聽證會後，她被日內瓦教團勒令再也不要和他來往。她31歲時嫁給了盧梭的父親。艾薩克的姐姐在八年前嫁給了蘇珊娜的哥哥，當時蘇珊娜懷孕了，他們受到了教宗的懲罰。這孩子一出生就死了。年輕的盧梭被告知一個虛構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年輕的愛情被一個不贊成的族長拒絕了，但後來佔了上風，導致了兩次婚姻，兩個家庭在同一天團聚。盧梭從未了解真相。

出生-青少年時期

盧梭生於1712年6月28日，他後來寫道：「我一出生就快死了，他們救我的希望很小。」他於1712年7月4日在大教堂接受洗禮。他的母親在他出生九天後死於產褥熱，他後來形容這是「我的第一次不幸」。

他和他的哥哥弗朗西斯是由他們的父親和一個也叫蘇珊娜的姑姑撫養長大的。盧梭五歲時，他的父親賣掉了家裡從他母親親戚那裡得到的房子。他的想法是，他的兒子們長大後將繼承本金，而他同時將靠利息生活，但最終父親拿走了大部分實質性收益。

隨著房子的出售，盧梭家族搬出了上流社區，搬進了工匠社區的一所公寓，那裡有銀匠、雕刻家和其他鐘錶匠。

盧梭是在工匠的周圍長大的，他後來將工匠與那些創造出更多美學作品的人進行了比較，他寫道：「那些被稱為藝術家而不是工匠的重要人物，他們只為無所事事和富有的人工作，對他們的小玩意隨意定價。」盧梭也暴露在這種環境下的階級政治中，因為工匠們經常在一場反抗統治日內瓦的特權階級的運動中被煽動起來。

盧梭不記得自己學過閱讀，但他記得五六歲時父親是如何鼓勵他熱愛閱讀的。

每天晚上，晚飯後，我們讀一小本愛情(冒險)故事集的一部分，那是我母親的。父親一心只想讓我讀書好學，他認為這些有趣的作品是故意要叫我喜歡讀書。但是，我們很快就對書中的冒險故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我們整夜輪流讀，不讀完一卷書是不能罷休的。有時，早晨，聽到燕子在窗邊飛來飛去，我的父親為自己的軟弱感到羞愧，他會叫道：「來吧，來吧，我們去睡覺吧；我比你還像個孩子呢。」(《懺悔錄》)

盧梭對逃避現實的故事(如奧諾雷·德·烏爾菲田園小說《星光》)的閱讀對他產生了影響；他後來寫道，它們「讓我對人類生活產生了奇異而浪漫的想法，而這些經歷和反思都無法治癒我」。

讀完這些小說後，他們開始讀他母親的叔叔留下的一本古今經典合集。在這些書中，他最喜歡的是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貴族的生活》，他會在製作手錶時讀給父親聽。盧梭將普魯塔克的作品視為另一種小說，英雄的高尚行為，他會將讀到的人物的行為付諸實踐。盧梭在他的《懺悔錄》中說，閱讀普魯塔克的作品以及「由此產生的父親與我之間的對話，使我形成了自由共和的精神」。

盧梭親眼目睹了當地居民參加民兵組織，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一生中，他會回憶起這樣一個場景：當義勇軍完成他們的動作後，他們開始繞著一個噴泉跳舞，附近大樓裡的大多數人都出來加入他們，包括他和他的父親。盧梭總是將民兵視為民眾精神的化身，以對抗統治者的軍隊，他認為統治者是可恥的僱傭兵。

盧梭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一個狂熱的獵人，與一個富有的地主發生了法律糾紛，因為他被抓到非法侵入地主的土地。為了避免在法庭上的失敗，他帶著盧梭的姑姑蘇珊娜搬到了伯爾尼的尼翁。他再婚了，從那時起讓-雅克就很少見到他了。讓-雅克留給了他的舅舅，舅舅把他和自己的兒子亞伯拉罕·伯納德(Abraham Bernard)送到日內瓦郊外的一個小村莊，在一位加爾文派牧師那裡寄宿了兩年。在這裡，孩子們學習了數學和繪畫的基本知識。盧梭總是被宗教儀式深深打動，一度夢想成為一名新教牧師。

事實上，我們所有關於盧梭青年時代的信息都來自於他死後出版的《懺悔錄》(Confessions)，該書的編年史有些混亂，儘管最近的學者梳理了檔案，試圖找到確鑿的證據來填補空白。在盧梭13歲時，他先是被公證人當學徒，然後當打他的雕刻家的學徒。15歲時，他回到日內瓦(1728年3月14日)，發現由於宵禁，城門被鎖上，便離家出走。

在毗鄰的薩沃伊，他在一位羅馬天主教牧師那裡避難，這位牧師把29歲的他介紹給弗朗索瓦茲·露易絲·德·華倫(Françoise-Louise de Warens)。

她是一位新教徒出身的貴族女性，與丈夫分居。作為專業的傳教者，皮埃蒙特國王僱傭她幫助新教徒皈依天主教。他們把這個男孩送到了薩伏伊的首府都靈(薩伏伊包括現在的義大利的皮埃蒙特)，以完成他的皈依。這導致他不得不放棄他的日內瓦公民身份，儘管他後來恢復加爾文教，以重新獲得它。

在皈依天主教的過程中，德華倫和盧梭都可能是對加爾文主義堅持人類完全墮落的反應。利奧·達姆羅施(Leo Damrosch)寫道：「18世紀的日內瓦禮拜儀式仍然要求信徒宣布『我們是悲慘的罪人，生在腐敗中，傾向於邪惡，自己沒有能力做好事』」。德·華倫傾向於自然神論者，她被天主教寬恕罪的教義所吸引。

由於他的父親和叔叔或多或少與他斷絕關係，少年時期的盧梭獨自生活了一段時間，做過僕人、秘書和家庭教師，在義大利(皮埃蒙特和薩沃伊)和法國遊蕩。在這段時間裡，他和德·華倫斷斷續續地生活在一起，他崇拜她，稱她為自己的媽媽。德·華倫對他的忠誠感到受寵若驚，便設法讓他開始一項職業，並為他安排了正式的音樂課程。有一次，他帶著成為一名牧師的想法短暫地進入了神學院。

成年早期

盧梭20歲時，德華倫將盧梭視為她的情人，同時也與她的管家親密無間。他們關係的性方面讓盧梭感到困惑，讓他感到不舒服，但他一直認為德華倫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愛人。她是個相當揮霍無度的人，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喜歡娛樂和聽音樂。她和她的圈子，由受過教育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組成，把盧梭介紹給了文學和思想的世界。盧梭一直是一個冷漠的學生，但在他20多歲的時候，長期患有憂鬱症，他認真地學習哲學、數學和音樂。25歲時，他繼承了母親留給他的一小筆遺產，用其中的一部分償還了她對他的經濟支持。27歲時，他在裡昂找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

1742年，盧梭搬到巴黎，向科學院展示了一種新的數位音樂記譜法，他相信這會讓他大賺一筆。他的系統，旨在與版式兼容，以單線為基礎，顯示數字代表音符之間的間隔，點和逗號表示節奏值。學院認為這一制度不切實際，拒絕了它，儘管他們稱讚他對這一學科的精通，並敦促他再試一次。那年，他與丹尼斯·狄德羅(Denis Diderot)成為了朋友，兩人在討論文學事業時建立了聯繫。

從1743年到1744年，盧梭擔任法國駐威尼斯大使蒙太古伯爵的秘書。這喚醒了他一生對義大利音樂，尤其是歌劇的熱愛。

我從巴黎帶來了那個城市對義大利音樂的偏見。但我也從大自然中獲得了一種感性和優雅，這是偏見所無法抗拒的。我很快就染上了對義大利音樂的熱情，它激勵著所有能夠感受其美妙的人。聽著船歌，我發現自己還不知道唱歌是什麼……(懺悔錄)

盧梭的僱主通常晚一年才收到他的薪水，而且不定期地發給員工。11個月後，盧梭辭職了，從這段經歷中，他對政府官僚主義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

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後，身無分文的盧梭與特蕾莎·勒瓦瑟 (Marie-Thérèse Levasseur)成了朋友，並成了她的情人。起初，他們並沒有住在一起，但後來盧梭把特蕾莎和她的母親作為僕人帶了進來，自己承擔了撫養她一大家子人的負擔。根據他的自白，在她搬去和他一起住之前，特蕾莎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和多達四個其他孩子(這個數字沒有獨立的證實)。

盧梭寫道，為了她的「榮譽」，他說服特蕾莎把每一個新生兒送到育嬰醫院。「她的母親害怕孩子給她帶來不便，來幫助我，她特蕾莎讓自己被徵服了」(《懺悔錄》)。

在1751年寫給德·弗蘭奎爾夫人的信中，他首先假裝自己不夠富有，養不起孩子，但在《懺悔錄》的第九卷中，他給出了自己選擇的真正原因：「一想到要把他們託付給一個沒有教養、教育更差的家庭，我就發抖。在育嬰醫院接受教育的風險要小得多。」

十年後，盧梭詢問了兒子的命運，但沒有找到任何記錄。當盧梭後來成為著名的教育和育兒理論家時，包括伏爾泰和埃德蒙·伯克在內的批評他的人把他對孩子的遺棄作為對盧梭本人論證的基礎。

從1749年的一些音樂文章開始，盧梭為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的偉大的百科全書貢獻了大量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1755年寫的一篇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文章。

盧梭的思想是與過去作家近乎強迫性的對話的結果，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與狄德羅的對話過濾的。1749年，盧梭每天都去拜訪狄德羅。狄德羅被扔進了文森的城堡，在他的《關於原子和自然選擇的信》中，狄德羅寫了一封信，要求他發表意見，信中暗示了唯物主義，一種對原子和自然選擇的信仰。根據科學歷史學家康韋·齊爾的說法，盧梭將自然選擇的概念視為「改善人類物種的一種手段」。

盧梭讀到過一個由第戎科學、藝術和文學學院(Académie de Dijon)贊助的作文比賽，題目是藝術和科學的發展是否在道德上有益，文章將在《風雅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發表。他寫道，在去文森(距離巴黎約三英裡)的路上，他發現藝術和科學是人類道德墮落的罪魁禍首，而人類本質上是善良的。盧梭1750年的《論藝術與科學》獲得了一等獎，使他聲名鵲起。

盧梭繼續他對音樂的興趣。他的歌劇《鄉村卜者》(Le devin du village)的歌詞和音樂都是他寫的，並於1752年為國王路易十五表演。國王對盧梭的工作非常滿意，給了他終身養老金。盧梭拒絕了這項殊榮，這讓他的朋友們很惱火，他因此被冠以「拒絕國王養老金的人」的惡名。

他還拒絕了其他幾個有利的提議，有時粗魯得近乎粗暴，冒犯了他，給他帶來麻煩。同年，一個義大利音樂家劇團訪問巴黎，並表演了喬瓦尼·巴蒂斯塔·佩爾戈萊西的《守護神的僕人》(La serva padrona)，引發了《小丑爭吵》(Querelle des Bouffons)，這是法國音樂的主角和義大利風格的支持者之間的較量。如前所述，盧梭是義大利人反對讓-菲利普·拉莫等人的熱心支持者，他的《法國音樂論》作出了重要貢獻。

回到日內瓦

1754年回到日內瓦後，盧梭又皈依了加爾文教，並重新獲得了日內瓦公民權。1755年，盧梭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論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對《論藝術與科學》的論點進行了闡述。

他還曾與25歲的索菲·德烏德託(Sophie d'Houdetot)有過一段不圓滿的戀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他的書信體小說《朱莉：新愛洛伊斯》(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也是根據他年輕時與德·華倫夫人田園詩般的戀情的回憶寫成的)。索菲是盧梭的女恩人兼房東太太德皮奈夫人 (Louise d'Épinay)的表姐和客人，盧梭對她相當專橫。

他不喜歡聽命於德皮奈太太，也不喜歡他在她的餐桌上遇到的那些百科全書上的虛情假意的談話和淺薄的無神論。受傷的感情引起了盧梭和德皮奈夫人之間激烈的三方爭吵；她的情人，記者格林；以及他們共同的朋友狄德羅，狄德羅支持他們反對盧梭。狄德羅後來形容盧梭「虛偽，像撒旦一樣虛榮，忘恩負義，殘忍，虛偽，邪惡……他從我這裡汲取靈感，自己利用它們，然後假裝鄙視我。」

盧梭與《百科全書》的決裂與他的三部主要作品的創作同時發生，在這三部作品中，他都強調了他對人類靈魂和宇宙的精神起源的狂熱信仰，這與狄德羅、拉梅特裡和德霍爾巴赫的唯物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這一時期，盧梭得到了查理二世(François Frédéric de Montmorency-Luxembourg)和德孔蒂親王(Prince de Conti)的支持和庇護，這兩位是法國最富有、最有權勢的貴族。

這些人真的很喜歡盧梭，喜歡他談論任何話題的能力，但他們也利用他來報復路易十五及其情婦蓬帕杜夫人周圍的政治派別。然而，即使是在他們中間，盧梭也走得太遠了，當他批評他們中的一些人從事的稅收耕作的做法時，遭到了拒絕。

盧梭的800頁情感小說《朱莉：新愛洛伊斯》於1761年出版，獲得巨大成功。這本書對瑞士鄉村自然美的狂熱描述引起了公眾的共鳴，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19世紀對阿爾卑斯風景的狂熱。

1762年4月，盧梭出版了《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一書。就連他的朋友安託萬-雅克·魯斯坦也覺得有必要寫一篇委婉的反駁《社會契約論》中關於公民宗教的一章，這一章暗示基督教共和國的概念是矛盾的，因為基督教教導的是服從，而不是參與公共事務。盧梭幫助魯斯坦找到了一個出版商來反駁。

盧梭在五月出版了《愛彌爾》 (Emile, Or Treatise on Education)。《愛彌爾》中有一段著名的「薩瓦教區牧師的信仰表白」，旨在捍衛宗教信仰。盧梭選擇了一位出身貧賤的農民出身的天主教牧師(似乎是基於他十幾歲時遇到的一位和藹可親的教士)作為捍衛宗教的發言人，這在當時本身就是一項大膽的創新。牧師的信條是蘇錫尼主義(或今天稱為一神論)。因為它拒絕原罪和神的啟示，新教和天主教當局都很生氣。

此外，盧梭還主張，就引導人們走向美德而言，所有的宗教都是同樣值得尊敬的，因此人們應該遵從自己所成長的宗教。這種宗教上的無差異導致盧梭和他的書在法國和日內瓦被禁。他被巴黎大主教從講壇上宣判有罪，他的書籍被燒毀，他的逮捕令被發布。日內瓦的雅各布·凡爾納(Jacob Vernes)等他以前的朋友無法接受他的觀點，並撰寫了激烈的反駁文章。

大衛·休謨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觀察家，「當他得知盧梭的書在日內瓦和其他地方被禁時，他毫不驚訝」。他寫道，盧梭「沒有預防措施來掩蓋自己的情緒；而且，既然他不屑於掩飾自己對既定觀點的蔑視，他也就不奇怪所有的狂熱者都拿武器反對他了。新聞自由在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的保障。這樣公開攻擊大眾的偏見未免有些危險。」

伏爾泰和腓特烈大帝

在盧梭的愛彌爾激怒了法國議會後，議會對他發出了逮捕令，導致他逃到了瑞士。後來，瑞士當局也不同情他——譴責了《愛彌爾》和《社會契約論》——伏爾泰邀請盧梭來同他同住，評論說：「無論《薩瓦教區牧師的信仰表白》的作者過去做過什麼，將來可能做什麼，我都將永遠熱愛他……讓他到這兒來(到弗尼來)!他必須來!我將張開雙臂迎接他。我要把他當自己的兒子看待。」

盧梭後來對他沒有答覆伏爾泰的邀請表示遺憾。1762年7月，盧梭被告知他不能繼續居住在伯爾尼，達朗貝爾建議他搬到納沙泰爾(Neuchâtel)公國，由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統治。隨後，盧梭接受了居住在莫蒂埃(Môtiers)的邀請，距離納沙泰爾15英裡。1762年7月11日，盧梭寫信給弗雷德裡克，描述他是如何被趕出法國、日內瓦和伯爾尼的；尋求弗雷德裡克的保護。他還提到，他過去批評過弗雷德裡克，今後也會繼續批評弗雷德裡克，但他說:「陛下可以隨意處置我。」弗雷德裡克還在「七年戰爭」中，他給他們共同的朋友，納沙泰爾的地方長官馬修·基斯(Marischal Keith)寫信:

我們必須幫助這個可憐的不幸的人。他唯一的過錯就是有一些他認為是好的奇怪的觀點。我給你一百枚錢，你就好心地給他他所需要的。我想他會更容易接受實物，而不是現金。如果我們沒有打仗，如果我們沒有破產，我會給他建一座帶花園的隱居之所，讓他像我相信我們的祖先那樣生活……我認為可憐的盧梭已經錯過了他的職業；他顯然生來就是一個著名的隱士，一個沙漠之父，以他的苦行和揮舞旗幟而聞名……我的結論是，你的野蠻人的道德和他的思想一樣純潔，是不合邏輯的。

逃亡

盧梭有兩年多的時間(1762-1765年)住在莫蒂埃，主要從事閱讀、寫作和會見詹姆士·包斯威爾 (James Boswell)(1764年12月)等來訪者。與此同時，當地的牧師們已經意識到他的一些著作中有叛教的成分，並決定不讓他在附近逗留。納沙泰爾教會召見盧梭，以回應褻瀆神明的指控。他回信請求原諒，因為他的病使他不能坐很長一段時間。隨後，盧梭自己的牧師弗雷德裡克-紀堯姆·德·蒙莫林開始公開譴責他是反基督者。在一篇煽動性的布道中，蒙莫林引用了箴言15章8節的內容：「惡人獻祭，為主所憎惡；正直人祈禱，為主所喜悅。」這被每個人解釋為盧梭接受聖餐是上帝所憎惡的。

教會的攻擊激怒了教區居民，當盧梭要出去散步時，他們就向他扔石頭。1765年9月6日至7日午夜前後，有人向盧梭所住的房子投擲石塊，一些玻璃被砸碎噹噹地官員馬蒂內到達盧梭的住所時，他看到陽臺上有很多石頭，他驚呼「我的上帝，這是一個採石場!」此時，盧梭在莫蒂埃的朋友建議他離開小鎮。

由於盧梭想繼續留在瑞士，他決定接受一個提議，搬到一個小島，聖皮埃爾島，有一個孤獨的房子。儘管它在伯爾尼州，兩年前他從那裡被驅逐，他被非正式地保證他可以搬進這個島上的房子，而不用擔心被捕，他這樣做了(1765年9月10日)。

在這裡，儘管他的隱居地很偏遠，但遊客們還是把他當成名人來找他。然而，在1765年10月17日，伯爾尼參議院命令盧梭在15天內離開伯爾尼島和所有伯爾尼領土。

他答應把他關在他們所管轄的任何地方，只準許他持有幾本書，並允許他在自己出錢的時候偶爾到花園裡散散步。參議院的反應是指示盧梭在24小時內離開這個島嶼和所有伯爾尼領土。1765年10月29日，他離開了聖皮埃爾島，搬到了斯特拉斯堡。

在這一點上，弗雷德裡克邀請他去波茨坦，保利邀請他去科西嘉，聖蘭伯特邀請他去洛林，雷伊出版社邀請他去阿姆斯特丹，大衛·休謨邀請他去英國。他後來決定接受休謨的邀請去英國。

回到巴黎

1765年12月9日，盧梭從法國政府獲得了前往巴黎的護照，離開斯特拉斯堡前往巴黎，在那裡他住了一個星期，住在他的朋友康迪王子的宮殿裡。在這裡，他遇到了休謨，也遇到了許多朋友和祝福他的人，他成了這座城市裡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當時，休謨寫道:

這個國家支持盧梭的熱情是無法表達或想像的。沒有人喜歡受到他們的關注……伏爾泰和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

當時有一個重要的會面：狄德羅想要與盧梭和解並賠罪。但是狄德羅和盧梭都希望對方主動，所以兩人沒有見面。

沃波爾的惡作劇

1766年1月1日，格林給他的客戶寫了一份報告，其中包括一封據說是弗雷德裡克大帝寫給盧梭的信。這封信實際上是霍勒斯·沃波爾寫的，是一場惡作劇。

沃波爾從未見過盧梭，但他很熟悉狄德羅和格林。這封信很快得到了廣泛的宣傳；人們相信休謨當時在場，並參與了它的創作。

1766年2月16日，休謨在給布拉班丹侯爵夫人的信中寫道：「關於那封假裝的普魯士國王的信，我唯一允許自己開的玩笑是在奧索裡勳爵的餐桌上寫的。」這封信是後來休謨與盧梭關係破裂的原因之一。

在英國

1766年1月4日，盧梭和休謨、商人德魯茲(盧梭的老朋友)以及盧梭的寵物狗蘇丹一起離開了巴黎。在加來逗留了兩天之後，他們登上了去多佛的船。1766年1月13日，他們到達倫敦。

他們到達後不久，大衛·加裡克在德魯裡巷劇院為休謨和盧梭安排了一個包廂，當晚國王和王后也出席了。加裡克自己在一部喜劇中表演，也在伏爾泰的一部悲劇中表演。

盧梭在表演時太激動了，身子傾得太遠，差點從包廂裡掉出來；休謨注意到，國王和王后更多地是在看盧梭，而不是看表演。

之後，加裡克為盧梭準備了晚餐，盧梭稱讚加裡克的演技：「先生，你讓我為你的悲劇流淚，為你的喜劇微笑，雖然我幾乎聽不懂你的語言。」

在這個時候，休謨對盧梭有好感；休謨在給勃拉班丹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在仔細觀察了盧梭之後，他斷定自己從未見過比他更和藹、更有道德的人。休謨認為，盧梭「溫柔、謙遜、深情、無私、極度敏感」。

最初，休謨讓盧梭住在倫敦亞當斯夫人的房子裡，但盧梭的訪客越來越多，以至於他很快就想搬到一個更安靜的地方。有人邀請他住在威爾斯的一個修道院，他打算接受，但休謨說服他搬到奇斯威克。盧梭現在要求特蕾莎重新加入他。

與此同時，當時在巴黎的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提出護送特蕾莎去見盧梭。(博斯韋爾早些時候曾在莫蒂埃見過盧梭和特蕾莎；隨後，他還寄給特蕾莎一條石榴石項鍊，並寫信給盧梭，請求允許他偶爾和她交流一下。)休謨預見到了即將發生的事情：「我擔心發生什麼事會損害我們朋友的名譽。」博斯韋爾和特蕾莎在一起超過一個星期，根據博斯韋爾日記的記載，他們完善了關係，發展到性關係。有一次，特蕾莎告訴博斯韋爾：「不要以為你是一個比盧梭更好的情人。」

由於盧梭渴望搬遷到一個更偏遠的地方，理察·達文波特，一個會說法語的富有的老鰥夫提出在斯塔福德郡的伍頓莊園為特蕾莎和盧梭提供住宿。1766年3月22日，盧梭和特蕾莎不顧休謨的建議，出發前往伍頓。休謨和盧梭再也不會見面了。最初，盧梭喜歡他在伍頓府的新住所，並對這個地方的自然美大加讚賞，以及他如何感覺重生，忘記了過去的悲傷。

與休謨的爭論

1766年4月3日，一家日報刊登了這封信，這是霍勒斯·沃波爾對盧梭的惡作劇，但沒有提到沃波爾是真正的作者；這封信的編輯是休謨的私人朋友，這加劇了盧梭的悲傷。漸漸地，批評盧梭的文章開始出現在英國的報刊上。盧梭認為休謨作為他的主人，應該為他辯護。此外，根據盧梭的估計，一些公眾批評包含了只有休謨才知道的細節。此外，盧梭發現休謨曾在倫敦投宿於盧梭在日內瓦的敵人之子弗朗西斯·特隆欽，感到憤憤不已。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伏爾泰匿名發表了他寫給潘索弗博士的信。信中摘錄了盧梭之前對英國生活的批評；伏爾泰著作中最具破壞性的部分被倫敦的一份期刊轉載了。盧梭現在斷定有一個陰謀正在進行，要詆毀他。

盧梭不高興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擔心休謨可能會亂動他的郵件。誤解的產生是因為盧梭厭倦了收到大量的信件，他不得不付郵費。休謨主動提出親自打開盧梭的信件，並將重要的信件轉交給盧梭；這個提議被接受了。然而，有一些證據表明，休謨甚至攔截了盧梭的外發郵件。

在與盧梭的一些通信之後，其中包括盧梭寫的一封長達18頁的信，描述了他怨恨的原因，休謨認為盧梭正在失去他的精神平衡。休謨得知盧梭曾向他的巴黎朋友告發過他，便把盧梭寫給鮑夫勒夫人的長信抄了一份。她回覆說，據她估計，休謨涉嫌參與霍勒斯·沃波爾的假信的創作，是盧梭憤怒的原因。

當休謨得知盧梭正在寫《懺悔錄》時，他認為目前的爭論將會出現在書中。亞當·斯密、杜爾戈特、基思、霍勒斯·沃波爾和德·鮑夫勒夫人都建議休謨不要公開他與盧梭的爭吵；然德霍爾巴赫的小圈子裡的許多成員，尤其是讓·勒·朗德·德·阿朗伯特，都敦促他透露自己對事件的看法。1766年10月，休謨關於這場爭吵的版本被翻譯成法語並在法國出版；11月在英國出版。格林把它包含在他的通信中。

最終，爭論在日內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聖彼得堡迴響。十幾本小冊子使喧鬧聲更響了。沃波爾發表了他的爭議版本；鮑斯威爾攻擊沃波爾；德拉圖爾夫人的《盧梭概要》稱休謨為叛徒；伏爾泰給了他更多關於盧梭的錯誤和罪行的材料，關於他經常出沒於「臭名昭著的地方」，以及關於他在瑞士的煽動活動。喬治三世「懷著強烈的好奇心關注著這場戰鬥」。

這場爭論公開後，由於安德魯·米勒等著名出版商的評論，沃波爾告訴休謨，像這樣的爭吵只會成為歐洲人的笑料。狄德羅對這一混亂局面持寬容的態度：「我很了解這兩位哲學家。我可以為他們寫一個劇本，讓你哭一場，這樣他們倆就都可以原諒了。」在與休謨的爭論中，盧梭保持了公開的沉默；但他現在決定回法國去。為了鼓勵他儘快這麼做，特蕾莎建議他說，伍頓府的僕人試圖毒死他。1767年5月22日，盧梭和特蕾莎從多佛出發前往加來。

在法國的格勒諾布爾

1767年5月22日，盧梭再次進入法國，儘管對他的逮捕令仍然有效。他取了一個假名，但被人認出來了，亞眠城為他舉行了一個宴會。當時法國貴族給了他一處住所。最初，盧梭決定留在巴黎附近的米拉波莊園。隨後，在1767年6月21日，他搬到了特裡的康迪王子的城堡。

大約在這個時候，盧梭開始產生偏執、焦慮的感覺，並產生了反對他的陰謀。但在1768年1月29日，日內瓦劇院被燒毀，伏爾泰謊稱盧梭是罪魁禍首。1768年6月，盧梭離開了特裡，留下了特蕾莎，先去了裡昂，後來又去了布爾崗。1768年8月30日，他邀請特蕾莎來到這個地方，並以他的化名「雷諾」(Renou)與她在布爾貢舉行了一場假的民間婚禮。

1769年1月，盧梭和特蕾莎搬到格勒諾布爾附近的一個農舍裡居住。他在這裡練習植物學，完成了《懺悔錄》。這時，他對把孩子送到孤兒院表示遺憾。1770年4月10日，盧梭和特蕾莎前往裡昂，在那裡他結識了織物設計師兼業餘音樂家賀拉斯·科伊格內(Horace Coignet)。在盧梭的建議下，科伊格內為盧梭的散文詩《皮格馬利翁》創作了音樂插曲；它與盧梭的浪漫小說《鄉村預言家》一起在裡昂演出，獲得了公眾的好評。6月8日，盧梭和特蕾莎離開裡昂前往巴黎；他們於6月24日到達巴黎。

在巴黎，盧梭和特蕾莎住在城市的一個不時髦的街區，現在叫做讓-雅克·盧梭街。現在他靠複製音樂來維持經濟，並繼續他的植物學研究。也是在這個時候，他寫了《植物學原理》。其中包括盧梭寫給裡昂的德萊斯特夫人的一系列信件，以幫助她的女兒們學習這門學科。這些信件最終在他死後出版後，受到了廣泛的讚譽。「這是一個真正的教學模式，它補充了《愛彌兒》，」歌德評論道。

為了捍衛自己的聲譽，盧梭在1765年開始寫《懺悔錄》。1770年11月，這本書完成了，雖然他當時不想出版，但他開始讓大家閱讀這本書的某些部分。在1770年12月到1771年5月之間，盧梭對他的書進行了至少四次集體閱讀，最後一次閱讀持續了17個小時。其中一場會議的目擊者克勞德·約瑟夫·多拉特寫道：

我原以為要上七八個小時的課；它持續了十四天或十五天. ...寫作確實是一種天才、簡單、坦率和勇敢的表現。有多少巨人變成了矮人！有多少默默無聞卻有德行的人，憑一個正直人的證言，恢復了他們的權利，向惡人報仇！

1771年5月之後，不再有小組讀書會了，因為德皮奈 (Louise d'Épinay)夫人寫信給她的朋友警察局長，要求他停止盧梭的讀書會，以保護她的隱私。警方傳喚了盧梭，盧梭同意停止朗讀。《懺悔錄》在他死後於1782年出版。

1772年，盧梭應邀為波蘭-立陶宛聯邦提出新憲法的建議，從而產生了《關于波蘭政府的考慮》，這是他最後的主要政治著作。

同樣在1772年，盧梭開始寫《盧梭對話：讓-雅克的法官》，這是他對批評的又一次回應。他在1776年完成了這本書。這本書的形式是兩個人物之間的三段對話；一位法國人和盧梭就第三個人物，一個叫讓-雅克的作家的優劣展開了爭論。它被形容為他最難以讀懂的作品；這本書的前言中，盧梭承認這本書可能是重複的和無序的，但他請求讀者寬容，因為他需要在死之前捍衛自己的名譽。

最後的歲月

1766年，盧梭在從加來到多佛的海上航行中，在惡劣的天氣裡在甲板上呆了10個小時，而休謨卻只能睡在自己的鋪位上，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所有的水手幾乎被凍死的時候……他沒有受到傷害……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健壯的人之一，」休謨說。

到了1770年，盧梭的泌尿系統疾病在他不再聽從醫生的建議後也得到了很大的緩解。達姆羅施指出，在那個時候，順其自然往往比接受醫療程序更好。他的整體健康狀況也有所改善。

然而，在1776年10月24日，當他走在巴黎的一條狹窄的街道上時，一輛貴族的馬車從相反的方向疾馳而過；在馬車的側翼，是貴族的一條奔馳的大丹犬。盧梭無法躲避馬車和狗，被大丹犬撞倒。他似乎受到了腦震蕩和神經損傷。他的健康開始衰退；盧梭的朋友科朗塞(Corancez)描述了盧梭某些症狀的出現，這表明盧梭在事故後開始遭受癲癇發作的折磨。

1777年，盧梭接待了一位皇室訪客，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前來迎接他。現在他可以免費進入歌劇院了，他偶爾也會去。也是在這個時候(1777-1778年)，他創作了他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一個孤獨行者的遐想》 (Reveries of a Solitary Walker)。

1778年春，吉拉爾丁侯爵邀請盧梭到他位於埃爾梅農維爾的城堡別墅居住。盧梭和特蕾莎於5月20日去了那裡。盧梭收集植物標本，並教吉拉爾丁的兒子植物學。他從巴黎訂購了關於草、苔蘚和蘑菇的書籍，並計劃完成他尚未完成的《愛彌兒和索菲》、《達芙妮和克洛伊》。

7月1日，一位訪客評論說「人是邪惡的」，盧梭回答說「人是邪惡的，是的，但人是善良的」；晚上，城堡劇院有一場音樂會，盧梭在鋼琴上演奏了他自己創作的《奧賽羅》中的《柳樹歌》。同樣在這一天，他和吉拉爾丁的家人一起吃了一頓豐盛的飯；第二天早上，當他正要去給吉拉爾丁的女兒教音樂時，他死於中風引起的腦出血。現在人們認為，盧梭中風的原因可能是多次摔倒，包括大丹犬的事故。

盧梭死後，格林、傑曼·德斯戴爾 (Germaine de Staël)等人散布了盧梭自殺的假消息；另一些流言說，盧梭死時精神失常。所有在他最後的日子裡見過他的人都認為他此刻心情很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