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廣告的剋星（圍剿小廣告28年）

2023-10-16 08:52:24 2

它們可能貼在樹上、房簷，甚至你家大門上。泛濫時，過街天橋的階梯上，一腳下去是重疊四五層的小廣告。還有膽大的，在警車、城管車，還有康熙年間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廣告的印記。

9月28日，朝陽區安翔裡社區的居民進行小廣告清理工作。新京報記者郭懿萌攝

文丨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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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6304字閱讀11分鐘

81歲的裴廷印把一輩子的時間都花在了兩樣事兒上：原子彈和小廣告。

1959年，18歲的他離開家鄉，踏上開往青海的火車，最終在人跡罕至的金銀灘草原紮根，成為首批參與共和國核事業建設的支邊青年之一。此後的35年裡，他完整見證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從無到有的過程，基地也從幾間土坯房逐漸擴建成了「原子城」，他也結婚生子，從「小裴」變成了「老裴」。

1994年，退休後的裴廷印和妻子一起回到北京。從核工業戰線上撤下後，他又開始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這一次，他的作戰對象看起來毫無殺傷力，不過是一張張不足煙盒大的紙片——小廣告。但與它們交戰並非易事，很長一段時間裡，除了越揭越多，裴廷印還經歷了小廣告越粘越緊，越貼越高的過程。

他面對的是一種城市頑疾，小廣告常被稱作「城市牛皮癬」——它們無處不在，又難以根治。幸好在這場戰爭中，他並不孤獨。北京有成百上千名和他一樣的「志願者」，他們大多都已經退休，每天提著噴水壺，舉著小鏟，巡視各自的領地，有人每天撕下的戰利品能裝滿一個蛇皮袋。他們太容易辨識，以至於有過一個專有名字「撕爺」。

除了民間人士，官方力量也發揮著「正規軍」的作用。環衛、城管、公安等部門都長期參與小廣告治理工作，水砂槍、蒸汽清洗車、防粘塗料等「重武器」也都上過陣。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圍剿小廣告。

圍困

早晨6點，天已蒙蒙亮，裴廷印又帶著老伴何秋蘭出門了。寒潮使北京的氣溫降了下來，他穿著秋衣，外面套個夾克。

街邊還時不時會冒出來小廣告。裴廷印戴上手套，伸長手臂，舉著半米長的小鏟在電線桿上吭哧吭哧地較勁。

這個頭髮花白的老頭兒和身旁老太太手裡都握著一沓子小廣告，上面印著貸款、租房、培訓等當下最熱門的「小生意」。他們可能戴個遮陽帽，也可能撐把雨傘。當然，裴廷印更喜歡雨天——小廣告背後的膠已被泡軟，趁著潮乎揭，容易得很。

9月25日上午，裴廷印與何秋蘭揭下來的小廣告。新京報記者郭懿萌攝

揭了28年小廣告，裴廷印早就總結出了經驗。

他與老伴何秋蘭是青海省核試驗基地221廠的職工，1994年他們退休回到北京。那時的北京城，已經顯露出了大都市的繁華與熱鬧，與此同時，花花綠綠的小廣告開始佔領各種城市空間，逐漸成了「城市牛皮癬」。

學校旁貼滿了補習班和小額貸款，小區樓道裡搬家、開鎖、通下水道佔據黃金位置，公交站牌上看不到路線，全是租房、辦證，街邊電線桿上被「根治牛皮癬」的神藥裹得嚴嚴實實。

習慣了基地裡整齊的紅磚樓房，裴廷印夫婦接受不了「亂糟糟」的北京。接受了30多年的軍事化管理，做衛生早已成為習慣。老兩口決定用小鏟對抗這些小廣告，也算是打發退休生活。

早晨6點到9點，下午4點到7點。幾乎是固定的時間，他們會牽起小狗「毛毛」出現在家附近的街頭巷尾。時間久了，「毛毛」有時候看見地上的小廣告也會用爪子扒拉。

這些年，小廣告的黏性越來越大，貼得也越來越高。裴廷印把裁紙刀片纏上硬紙板，再用透明膠捆好。刀片經常刮壞，家裡就放十多把備著。他還把可伸縮的拖把杆卸了，改裝成1.5m的長鏟。

最難弄的是貼在地上的小廣告。人的重量加上膠水的粘合，來回踩過千百次後，薄薄的一張紙就像是和地面長在了一起。有一次，裴廷印把指甲摳劈了，血肉模糊。一年後，灰突突的新指甲頂出皮膚，從此他揭小廣告時總會戴上手套。

裴廷印在清理小廣告時把指甲摳劈了，一年後，灰突突的新指甲頂出皮膚。新京報記者郭懿萌攝

想盡辦法的不止他們，面對著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滿傷疤的鐵器，環衛和城管用上了高壓水槍、高端樹脂霧化專業城市清潔機、能把鋼鐵打得鋥亮的水砂槍，以及專門為胡同小巷設計的小三輪蒸汽清洗車……

2007年，北京曾推出《各類市政設施防護性塗刷規範(試行)》，規定3米以下的市政設施均應粉刷防護性塗料。電線桿、牌匾、雕塑等鋼結構表面有了「保護膜」，一口氣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廣告。但是，這個規範難以落地——公共設施數量大、塗料費用高。

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統計，1張小廣告的成本不到0.1元，但清理成本卻達0.68元。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裡每年就要花費約1.36萬元，僅西城區一年投入就要1300萬元。

面對小廣告，人們很長一段時間是束手無策的。它們鋪天蓋地，今天鏟了，明天就像野草一樣又重新出現。在清理和粘貼的反覆拉鋸中，最後受傷的是那些公共設施——小廣告與金屬防腐漆一起脫落，逐漸生出紅褐色鐵鏽；為蓋住印章小廣告刷下的白漆，像極了一塊又一塊補丁。

社會管理學者王力一直關注小廣告治理問題，曾出版《一指纏——「老剪報」槓上小廣告》一書，他將小廣告泛濫的原因歸結於「需求」。改革開放使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以前開鎖、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後來都可以花錢僱人做。社會化分工解決了生活中部分難題，也帶來了城市病。登不起廣告的人，想出小廣告的方法來增加客源。「破窗效應」之下，眾人皆效仿。

但低成本也成了違規、甚至違法行為的溫床，那些小廣告上的電話號碼，通向的不僅僅是生活服務，也可能是一個個精心設計的陷阱。

當時的懲處力度並不小。2002年，適用新的《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東城區城管大隊搗毀一個散發百萬張小廣告的公司，一次性開出一萬元的罰單。2014年，北京警方啟動打擊整治非法小廣告專項行動，並在30天內共查獲非法小廣告違法人員4000餘人，收繳非法小廣告41.2萬餘張。2016年，北京向組織散發小廣告的房地產企業開出40萬元罰單，創了北京城管執法部門針對非法小廣告罰款的最高紀錄。

可是張貼小廣告帶來的收益也很大。張貼小廣告的日薪從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一些不懂事的學生，把它當為勤工儉學。2006年時，有人靠貼小廣告收入超過10萬元。那一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萬元。

合力

對於裴廷印來說，在漫長的28年裡很多時間點已經模糊了，但是2008年一定是個節點。那一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世界的注視，使得治理「城市牛皮癬」這件「小事」變得要緊起來。

也是那幾年，在各個區、街道、社區的宣傳下，手拿小鏟的形象幾乎成為了這座城市老人世界裡的一股「潮流」。

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居民們用小鏟刀對抗牛皮癬，有人把裝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來，攢一堆兒，拿水稀釋成糊糊，往牆上一刷。等幹透了，小廣告就能翹起來。

王力覺得，在圍剿小廣告的編年史裡，那年的5月6日算個好日子：兩位事業有成的「撕爺」交來了58張和120張小廣告，獲得政府2.9元和6元的獎金。

海澱城管對於剷除小廣告的獎勵辦法，在北京屬於首家，隨後多個區紛紛效仿。政府與民間的合力，像是齊頭並進的兩條線，慢慢交叉擰成了一股繩。

裴廷印的動力更強了。為了拉小廣告去城管局，他特意買了個小三輪車。老兩口子最多的一次交了11個蛇皮袋，大約13萬張小廣告。三輪車上堆得都「冒尖」。獎勵的衛生紙、洗潔精，他們就分給樓裡的獨居老人。

那一年是金大鈞做志願者的第4年。在他眼裡，生活的東四四條胡同與家分得並不是十分嚴格。外孫女還在上幼兒園。每天騎車馱她回家的路上，姥爺停下來揭，三四歲的小傢伙有模有樣地學。她夠不著，伸出小胳膊讓姥爺抱著揭。有一次金大鈞順著726米的東四四條胡同走下來，一趟揭了32張售房與租房小廣告。

後來外孫女重了些，姥爺舉不動，就把她放在自行車後座上扶著她揭。金大鈞覺得，這算是訓練孩子的是非觀念。

較勁

小廣告行業至少有三個層級：製作、監督、張貼。裴廷印和其他熱心市民所做的，是最直接的「治理」，面對的是張貼者。

小廣告張貼者為了躲避城管和環衛，往往在凌晨出動。他們把礦泉水瓶扎個眼，裡面灌滿了膠水，抹一下背面隨便貼下。白天，他們彎著腰一邊快速前進，一邊把塗好膠水的小廣告撒在地上，用腳踩一下的同時，下一張小廣告已經撒下，動作就像機器一樣快速且嫻熟。

有時，他們在前面貼著，大爺大媽們就跟在後面，一張張揭。雙方沒有言語，暗中角力。

金大鈞記得，有個20多歲梳個小細辮的小夥子經常來胡同裡貼小廣告。看老爺子夠不著，他站在自行車上，把膠水一抹，伸長胳膊，在屋簷下貼了一張。

小廣告貼得有3米高，沒什麼人能看得清，他就是為了跟金大鈞較勁。金大鈞轉頭回家拿杆子，「鏟不下來我也得把它破壞了，讓你白貼。」

朝陽區安翔裡社區的居民樓裡能看到小廣告被反覆剷除的痕跡。新京報記者郭懿萌攝

與小廣告張貼者較勁的不只是「撕爺」，還有官方的執法力量。

在天安門地區城管局工作過的資深隊員韓東（化名）回憶說，小廣告最泛濫的那幾年，他負責的區域每個路口都有十多個小廣告發放者，他們站成一排往遊客手裡硬塞，環衛工人前腳掃了，後腳遊客又扔了。就別提貼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光是收集過往遊客手中的小廣告，一米多高的大袋子，一天就能裝四五袋。

「北京是全國的門臉，他們這就是往臉的鼻子尖兒上貼。」韓東說，那時，天安門地區城管局的工作裡，清理小廣告的任務佔到了60%。

在這場長期的貓鼠遊戲中，雙方關係變得微妙起來。他們既是陌生人，也是「熟人」。

和小廣告打交道多了，韓東甚至一眼能看出哪個號碼經常出現。有時正碰上他們散發，韓東支起傘遮住臉，大步走過去，一抓一個準。有的人向他求饒，第二天又被逮到。久而久之，貼小廣告的人看走路姿勢都能認出他來，狂奔到100米外還扭頭衝他笑。

有一段時間，裴廷印和貼小廣告的人達成一種奇怪的「默契」——每天下午4點，有幾個年輕人會在立交橋下等他，等監督的人走了，橋下樹坑裡多了個垃圾袋，裡面密密麻麻都是沒貼的小廣告。

在裴廷印眼裡，貼這些小廣告的年輕人幾乎是他兒孫輩的孩子，他儘量不與他們爭執，只希望教育兩句，引他們走向正路。

韓東也有很多無奈。很多小廣告散發者都是些遊手好閒的「小年輕」，從全國各地漂到了北京，晚上住橋洞，在公廁洗澡，白天就出來發傳單、貼小廣告。韓東查處過年齡最小的小廣告散發者只有6歲。

年輕的隊員經常被他們問蒙，「發小廣告違法嗎？我沒錢掙，得吃飯啊！」

小廣告與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得本就一團亂麻的治理難上加難。

戰鬥

清理小廣告和貼小廣告的鬥爭，大部分時候像是在遊擊戰，有時也會正面遭遇。

裴廷印記得，2012年的一段時間，他一連幾天都看到，自己前一天鏟掉的地方，第二天又貼了一張一模一樣的小廣告。後來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個小時，看到年輕人嫻熟地將膠水擠到小廣告背面，「啪」一下摁到了電線桿上。

年輕人貼一張，他就撕一張。

「你是不是沒有錢吃飯了？揭廣告多少錢一斤？」年輕人質問道。

「我不缺這點錢。別人往你臉上貼一塊破紙，你願意嗎？」老爺子教育他。

年輕人不聽這一套，威脅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廣告，就把他的小狗摔死。爭執之下，他向裴廷印揮了一拳。裴廷印閃了過去，眼看衝突就要升級，附近巡邏的城管隊員趕來，年輕人才尋機溜走。

裴廷印是幸運的。這樣的威脅恐嚇在那個時期並不少。有人惱羞成怒，在小廣告上詛咒「老太太撕一張少活一天」，有人衝著16歲的醫院保安刺5刀，刀傷離心臟只有幾釐米。

直至2013年，一名57歲環衛工因清理小廣告被毆打致頭部縫針，再次引發眾怒。

2013年，因制止發布小廣告，小區保安受傷。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

看到這條消息，28歲的北京小夥滕飛決定向小廣告宣戰——他在自己運營的「北京往事公益志願者」（簡稱「北往公益」）網站上發布一條清理小廣告的招募帖。

在環衛工被打後的第16天，他和招募到的8位志願者將劉家窯至蒲黃榆地鐵站兩側的小廣告清理一空。因為那一天是五四青年節，他們給活動起名為「清粘行動」。

他沒想到，這場臨時組織的行動，並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成為了一項長期活動。往後的日子裡，志願者越聚越多，最多的一次活動超130名志願者參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志願者們別著藍色的胸針，戴著口罩和手套，拿著小噴壺、平鏟、鋼刷，手裡還攥著一個大黑色的塑膠袋。第二年，「清粘行動」的團隊壯大到1000人，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6至30歲。

他們的活動範圍涵蓋城六區各街巷，多條地鐵線。有人統計過，64名志願者3小時在地鐵10號線車廂清理出200公斤小廣告。他們會將小廣告撕碎，防止其他人從垃圾桶撿拾重新利用。

滕飛也體會到了裴廷印的艱辛。「每走一兩步蹲下，拿鏟子使勁鏟兩下。一天蹲起就做了七八百次。」還有的小廣告貼得過高，年輕的隊員爬上樹去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