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佔卜者(最有名的佔卜者)
2023-10-09 00:34:19 1
馬上趕快來講講你怎樣看待佔卜者的預言?
佔卜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早在商周時期就有龜甲的佔卜方法了,人們有燒裂的龜甲來判斷兇吉預測禍福。佔卜到了今天有的人說佔卜是騙人的,也有人說佔卜是人類無形的財富。
佔卜師那麼厲害,他會為自己佔卜嗎?
佔卜師是由外界事物的動向和變化向非人的靈體探詢想要知道的事物的人。它和預言不同的地方在於,佔卜師通常會給出模稜兩可的答案,讓佔者去找出一種合理的解釋。 如中國民間的求籤)、雞卜、鳥卜、鳥佔、水佔、星佔、紙牌佔卜 '心靈佔卜' 等。佔卜師就是原始民族對於事物的發展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藉由自然界的徵兆來指示行動,但自然徵兆並不常見,必須以人為的方式加以考驗,佔卜的方法便隨之應運而生。便有了佔卜師。
大部分做命理的因為自己遇到困惑才會接觸神秘學,被靈魂指引,聽從自己的感覺做了玄學。本人平常看大運排星盤,具體生活小事,就用一些靈擺 佔星骰子,塔羅牌之類的工具。個人感覺除了原始能量命盤和大運沒法改變以外,平常佔卜的那些小事,完全可以通過主觀意志改變。只要別陷入集體潛意識,就是隨大流,比如去年馬蓉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引起全國男人共憤的這就是集體潛意識負能量,保持獨立的自由意志,就不會被捲入集體潛意識中,尤其是負能量的集體潛意識。
那麼佔不占卜沒太大意義了,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意識,就不會被外界影響,能量頻率處於較高層次,會和宇宙中那些頻率比較高的集體能量匯聚。生活就比較幸福平靜,生活平順的人肯定無所謂佔不占卜。來佔卜者大部分心靈能量頻率一定是低的,他們的能量層次會和宇宙那些不幸,痛苦,磨難,分離,憤恨等等集體潛意識低頻能量匯聚。
這些人也確實需要指引,塔羅牌就是集體能量「原型」,抽出的牌一定會對應求測者當時能量頻率。大運是宇宙給自身施加的能量太強,想改還是有一些難度的,因印證了命理有天不由人諺語,不過也是可以改變,改變的程度看個人心靈能量了。
為什麼佔卜者的預言現在還有人信?
佔卜師這個職業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名,通常拿著塔羅牌或者水晶球,而且也有不少的人相信。古代叫做巫師,而在中國就叫算命先生。區別是佔卜師女的比較多,而算命先生便如字面意思,男的比較多。但直至今日,社會發展到這麼發達的地步,依舊有不少的人相信佔卜師,算命先生的話。
破除迷信是上個世紀喊出的口號,到現在也不到100的時間,而相信迷信卻持續了數千年之久,要想立馬消除是不可能的。而且直至現在,依舊有科學解釋不了的事情,而人們又想有個合理的解釋,只要有人能夠給出合理的答案,那麼人便會相信。哪怕以後是錯的,也不影響現在的相信。
而且佔卜師預言的的往往是自身的未來。未來對於每個人都充滿了神秘感,每個人都很好奇未來的自己會怎麼樣,反正誰也不知道後面會怎麼樣,只要能讓你開心,讓你樂意掏錢,這就是他們的目的。佔卜師往往有一套獨自的奇特的理論,這需要很高的工作素養,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說是佔卜師,在我看來更像心理師,他們能夠從你的面部表情,肢體語言,口中言語中得到一些關於自身的信息,得知自己的情緒變化。從這些信息就能得知很多的東西然後根據提出的問題給出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算命先生一般就是有血光之災或者桃花劫之類的話。就像星座的評語,其實套用在大多數人身上都合適。而且一旦從他人口中得知,心中就會埋下這顆種子,會不由自主的按照「預言裡的話」行動,而自己往往也不知情。在某一個時刻這顆種子就會萌發,哪怕僅僅只是個意外,也會認為「這跟預言的一模一樣啊」。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真的佔卜師,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相信別人不如相信自己,命運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些專業的佔卜師或算命師是怎樣預言一個人的命運的?
根據中國古老的預測術留傳下來的經驗對命主分析。以盲人為最高水平.
姓卜的歷代名人有哪幾位?
卜谷香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湖南益陽人
卜佔亞 中共湖南省委書記 天津市薊人
卜善慶 嶽麓書院山長 湖南衡南人
卜榮貞 女,中共嶽陽縣委書記 湖南長沙人
關於宋代的佔卜
1、規定:沒查到
2、{{{預測及預測學}}} 「最原始,最笨拙,但是也最持久不衰的方法是對一系列奇怪事件的記錄。」(1976年:236)中國古史總是記錄下那些古怪事情的發生過程,自然變化和其他的信息,中國古代機構就依此來預測遠期的戰略問題。現代科學也有很多就是從這些「佔卜」中來的。Joseph Needham的研究認定如此。
{{{抽籤}}} 這可以用木棍、骨頭、石頭、豆子等東西來製作。現代的類遊戲就是從這些「佔卜」發展而來。
探礦(用棍子佔卜)。古代羅馬時期的伊特魯裡亞文明中使用祭牲剖肛佔卜術(實際是一種Extispicy),僧侶要檢驗獻祭的肉類是否新鮮。
自由派佔卜 沒有特定方法的佔卜方式,實際上是其他佔卜方法的衍生。啟示來自於佔卜者偶然看到和聽到的東西。一些基督徒和其他一些宗教使用《聖經》卦來佔卜,他們問一個問題,搶奪聖書,或者用來啟示去未知的地方。其他的比如說望氣和新世紀的風水,像直覺和道符.
最為普遍的還是佔星術,一般分為吠陀星佔(Jyotish),西方佔星術和中國佔星術,除了這三個派系,許多文明還有他們自己的佔星法。
更多資料:
[摘要]宋代卜者人數增多、佔卜書籍增多、佔卜方式增多,佔卜被社會各階層廣泛地運用於社會生活各領域,各種還將佔卜作為鬥爭的工具。宋代佔卜盛行,具體原因雖多,但關鍵在於當時社會流動的趨勢增大。
[關鍵詞]宋代;佔卜;科舉;婚姻;鬥爭;社會流動
佔卜是一種極為古老的迷信形式,源於神靈崇拜,早已成為習俗。在文明程度相當有限的古代社會,出於對天災人禍的恐懼心理和對趨吉避兇的急切企盼,人們採用多種迷信手段,推斷吉兇禍福。這些迷信手段統稱前兆迷信,又稱佔卜。佔卜作為人們的普遍行為,廣泛而深刻地影響到包括宋代在內的古代社會生活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並前後有所變化。然而對於宋代的佔卜,據我所知,迄今尚無專文論述。有鑑於此,本文擬對宋代佔卜的盛行及其影響和成因作一初步探討,以期從一個側面反映宋代社會的面貌以及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
一、佔卜的盛行
關於宋代的佔卜,王曾瑜先生曾扼要指出:「宋朝是當時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其巫卜的盛行,絕不比周邊國家遜色。」[1](第255頁)豈止橫向比較遼、夏、金,即使縱向比較唐、五代,宋代佔卜的盛行程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下列三個「增多」,即是其明證。
其一,卜者人數增多。王安石在《汴說》一文中說:卜者「抵今為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2]( 卷32)開封這個百萬人口的城市,卜者竟「以萬計」,所佔比例之高實屬驚人。當時,巫、卜不分。宋仁宗時,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巫者「一千九百餘家」;[3](卷2)宋神宗時,虔州(即今江西贛州)巫者「三千七百家」。[4](卷334《劉彝傳》)可見,外地的專職或兼職卜者為數也不少。《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闢有「卜筮部名流列傳」、「星命部名流列傳」、「相術部名流列傳」、「術數部名流列傳」,唐代入傳者僅20人,宋代則多達39人。這也可作為宋代卜者比唐代增多的佐證。
其二,佔卜書籍增多。宋代的卜者並不都是江湖術士,特別在其所謂「名流」當中,不乏文人雅士。陳摶、种放等著名隱士、錢若水、司馬光等朝廷重臣、邵雍、蔡元定等理學名家均精於所謂「佔卜之學」。這些文化程度極高的上層人士參與其中,促成宋代佔卜書籍明顯增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易類」、「天文類」、「歷算類」、「五行類」中均著錄了不少佔卜書籍。稍加比較,即可發現,宋代這類書籍多於唐代。為適應佔卜書籍增多的需要,《宋史·藝文志》新開闢了「蓍龜類」,專門著錄佔卜書籍35部。宋代的佔卜書籍傳世者較多,諸如張行成《冀玄》、司馬光《潛虛》、邵雍《皇極經世》、祝泌《六壬大佔》、徐子平《三命消息賦注》、楊維德《遁甲符應經》之類,不勝其舉。尤其
是至今仍盡人皆知的《麻衣相書》,相傳即是北宋麻衣道者所授,或陳摶所著。據記載,後來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的錢若水青年時代擬跟隨陳摶學道。陳摶「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乃請麻衣道者「觀之」。麻衣道者斷言:「做不得」,但又說:「急流中勇退人也。」錢若水於是「不復留」,但後來果然「年才四十致仕」,「急流中勇退去」。[5](卷2)可見,有關《麻衣相書》作者的傳說,並非向壁虛構。
其三,佔卜方式增多。據黃正建先生在《唐五代佔卜略論》一文中歸納,唐、五代的佔卜方式大約有佔星、相術、祿命、卜筮、易佔、佔夢、測字等12種。[6]其中,佔夢在北宋仍盛行,但由於其辦法過於簡單、直觀,到南宋被淘汰。南宋人洪邁稱:「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個以佔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7] (續筆卷15《古人佔夢》)除佔夢而外,其它各種佔卜方式,宋代一概沿用並有所發展。如三命術,其鼻祖據說是唐人李虛中,而宋人徐子平則加以發展,將推算年、月、日演變為年、月、日、時同時測算,既神秘又易於普及,很快風行於天下。此術因完成於徐子平之手,又稱「子平術」,俗稱「合八字」。宋人還創行了一些新的佔卜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星禽,相傳系北宋初司天監王處訥所創。他曾用此術為僧贊寧推命,斷定「其命孤薄不佳」。[8](卷下)《宋史·藝文志五》五行類著錄有《七曜氣神星禽經》等書。此術以五行二十八宿與各種禽獸相配,附會人事,以佔吉兇。二是揣骨,相傳系宋太宗時一瞎眼相士所創。它通過揣摸人的骨骼高低、廣狹、長短等,以推斷人的貧富、智愚、貴賤、壽夭,又稱「摸骨相」。據記載:瞎眼相士為官員王繼忠摸骨相,斷言:「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9](卷4)王繼忠後來被遼軍俘獲後,果然出任高官。此事顯然出自後人附會。三是卦影,相傳為宋仁宗時成都費孝先所創。據記載,「自至和、嘉佑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10](卷11)此術「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系之以詩,言人之休咎」,「又畫人物、鳥獸,以寓吉兇。」[11](三鈔卷12)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佔卜更加平民化。如「乾道中,浮梁村落間,有術士方大年,精於禽課,邑人稱為方星禽。」[12](支庚卷2《方大年星禽》)這名鄉村卜者甚至用星禽術推測盜賊藏身之處,直至破案。豈止星禽而已,上述種種佔卜方式均在民間廣為流行。
二、佔卜與社會
宋代同前代相比,佔卜被社會各階層更加廣泛地運用於社會生活各領域。與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相適應,宋代的佔卜又有其不同於前代的特點。前代,人們集中地為選擇所謂「黃道吉日」而運用佔卜;宋代,人們更多地為預測自己的前程與命運而求助佔卜。理學家程頤對此早已發覺,他敏銳而明確地指出:「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13]( 《河南程氏遺書》卷25)。佔卜從注重「決疑」到側重「計命」,足以反映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這一變化突出地表現在宋代社會生活的以下三個領域。
其一、科舉。與唐代相比,宋代科舉的地位又有提高,成為朝廷選拔官員最主要的途徑。司馬光說:「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14]( 卷5《貢院乞逐路取人狀》)人們特別看重科舉,科場競爭格外激烈。宋神宗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指出:「舉天下而計之,三年之間,率多數十萬人而取三四百也。」[15]( 136《用人》)依此計算,科舉錄取率低至千分之一左右。當時,不僅「世人獲甲科者絕少」,[16](卷12)而且偶然性極大,飽學之士名落孫山的事時有發生。參與科場競爭的士人在感嘆「功名富貴真難致」[12](支丁卷6《南陵仙隱客》)之餘,只得求助於所謂撋窳閿以及佔卜。因此,名山大剎「每當科舉歲,士人禱祈,赴之如織。」[12]( 支丁卷8《陳堯諮夢》)同時,「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17](卷73《卜者》)如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適逢省試,開封「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詢扣得失。」[12]( 支丁卷7《丁湜科名》) 卜者每遇這一發財良機, 「舉人佔得失,取之各有術」。他們斂財的方式不外兩種,一是一概說是,可貪近財:「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聞,競往問之」;二是一律說不,可圖遠利:「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獲倍,有因此著名,終身享利者。」 [17](卷73《卜者》) 真可謂左右逢源,說是說不,都能騙錢。不少卜者趁機大敲竹槓。如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臨安一相士斷言汪應辰必中狀元,但開下天價:「吾言不妄,當與我五萬錢。」 [12](支戊卷10《李汪二公卜相》)一言以蔽之,宋代的科舉考試之年正是佔卜之風最盛之時。
其二、婚姻。古人將婚姻視為「人倫之首」、作為撝丈澩笫聰,佔卜早已運用於婚姻。其主要用途有兩種,一是預測男女雙方的屬相是否相剋,二是選擇吉日,確定婚期。除上述兩種而外,佔卜在宋代普遍被人們運用於預測男女雙方,特別是男方的未來前程,以便選擇配偶,尤其是女婿。相傳,仁宗初期的宰相晏殊挑選仁宗後期的宰相富弼做女婿,靠的是會看相的王青。他一看就料定,還是個窮書生的富弼「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18](卷上)而仁宗前期的宰相呂夷簡青年時代被知福州馬亮招為女婿,則是由於馬亮本人「善相人」。[18](卷下)據說,南宋中期的儒將趙方早年窮愁潦倒,且撈嫘餵琶玻�塾寫笮 �但卜者認為是副貴人相:「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觀於地,小者視四表。」嶽陽(今屬湖南)富人胡氏聽信卜者之言,不顧妻子反對,以女「妻之」。[19](前集卷2《趙方異相》)而南宋末年的宰相陳宜中被一位商人選為女婿,則是由於這位商人本人會佔卜。他「推其生時,以為當大貴,以女妻之。」[4](卷418《陳宜中傳》)宋代佔卜選擇女婿成風表明,與前代不同,人們選擇女婿,尤其注重男方本人的未來前程,不再特別看重男方家庭的現實狀況。而這正是宋代「婚姻不問閥閱」的具體表現之一,其根本原因則在於典型的官僚已取代嚴格的門閥。[20]
其三、仕途。如果說魏晉乃至隋唐是格外崇尚閥閱的時代,那麼宋代則是特別崇尚官職的社會。士人跑官成風,他們「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人們給跑官者取下了「望火馬」、「日遊神」等綽號。[21](卷2)宋代雖以冗官著稱,其實名額不限,全國官員最高額「凡四萬二千有奇」。[22](卷47《宋內外官員數》)北宋中期以後又員多闕少,有員無闕、有官無權者為數不少。何況官場爭奪激烈,官員權位往往難保,以致有「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之說。[23](卷20《雜事》)由於仕途未知因素太多,官員們居然相信「人生皆有定分,不容少有僥倖。」[24](續集卷上《範元章夢》)於是,「士大夫無不作卦影」,卜者「出入將相權貴之門」。[25](卷5)而官員聚集之地即是卜者發財之處。如開封相國寺、臨安中瓦等「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之來。」[26](卷下)相國寺一術士「一命必得千」,鄭紳、鄭居中叔侄不惜重金,「同往議命」。據說,術士料定兩人之命同為「異姓真王」,[26](卷中)後來果然不錯。然而「以命術聞於京師」的僧化成卻把蔡京的命算錯。他一再斷言:「此武官大使臣命,他時衣食不缺而已,餘不可望也。」蔡京因此「大病」。[27](卷下)這實不足以為怪,奇怪的倒是政和、宣和年間,朝廷「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難怪卜者公然炫耀:「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28](卷3《日者談休咎》)朝廷居然如此愚昧,卜者的地位竟如此之高。
三、佔卜與
在宋代,佔卜不僅運用於社會,而且從屬於。各種幾乎無不利用佔卜,作為鬥爭的工具。這些主要有以下三種。
其一、歷代帝王。宋太祖當年創立北宋,便利用佔卜。軍校苗訓「號知天文」,他誑稱:「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蕩。」並斷言:「此天命也。」[29](卷1)這即是發動陳橋兵變的主要藉口之一。太宗在做晉王時,卜者馬韶依據所謂「星命」,料定:「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 [4](卷461《馬韶傳》)太宗次日果然即位,馬韶因此入仕為官,官至太常博士。真宗在做壽王時,太宗擬立為太子,因陳摶「善相人」,令他前去相面。陳摶「及門亟還」,聲稱:「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30](卷7)徽宗登基前夕,更是利用佔卜大造輿論。據說,哲宗曾就皇嗣問題,詢問有「神翁」之稱的卜者徐守真。徐「大書『吉人』而二字上之,一時莫曉。」[25](卷1)過後方知,徽宗名佶,拆開即是「吉人」二字。而相國寺相士陳彥早已將徽宗的命定為「大橫之兆」即「天子之命」,[28](卷6《賣卦陳》)他以後因此官至節度使。不必再舉例,所有這些無非是帝王利用佔卜,將其一家一姓一人的統治神化為所謂「天意」。
其二、農民起義。北宋初期,李順即將佔卜作為發動起義的工具。據記載,一相士對李順說:「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偏霸之主」;[31](卷9)一卜者「析順字,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結果,「較其即位、授冊之日,不差毫髮。」[32](卷2)這固然也可視為統治者對農民起義的迷信解釋。另據記載,北宋中期的王則「習圖讖諸書」;[29](卷161)北宋末年的方臘撏兇蟮酪曰籩跀;[4](卷468《童貫傳附方臘傳》)南宋初年的鐘相「挾左道以惑眾」[33](兵10之32)。這些雖屬誣衊之語,但從中可以推測,王則等人也很可能利用佔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將佔卜作為鬥爭的手段,自在情理之中。
其三、反叛。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過於宋神宗時的趙世居案和宋寧宗時的吳曦之叛。趙世居是宋太祖的玄孫,與李世寧、李逢等人過從甚密。他們擅長「言人休咎」,[10](卷5)宣稱「世居當受天命」,[34](卷16)企圖利用佔卜,擁立趙世居,結果被處死。[35]吳曦名將吳璘之孫、四川安撫副使,擁兵自重,早有反叛朝廷之心。據說,他夜觀星相,發現「月中有一人」,「與己惟肖」,即宣稱:「我當貴」,[32](卷8)並起兵。很清楚,吳曦無非是假託神奇以自欺並欺人。而一卜者則對吳曦之叛作迷信解釋,他「拆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32](卷2)認為吳曦雖必反無疑,但38天即覆滅。古人往往不是用歷史解釋迷信,而是用迷信解釋歷史,這又是其證。此外,如宋徽宗時的趙諗、張懷素等均利用佔卜謀反。趙諗出身進士,官至太常博士,相傳他「夢神人授以詩」:「冕旒端拱披龍袞,天子今年二十三。由此有猖狂之念。」[36](後錄卷7) 趙諗自稱天子,並改元隆興。張懷素則是個撘哉擠縊��鷶的流民,自號「落拓野人」。據說他撗勻誦菥唐難?群小從之如市。敳⑸�茡金陵有王氣,欲謀非常,分遣其徒,遊說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擺36](後錄卷8)與吳曦不同,趙、張二人均無任何實力,一被揭發,即被處死。但由此也可看出,佔卜確屬宋代一切必用無疑的工具。
四、佔卜盛行的原因
宋人徐度早已指出:「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27](卷下)莫說一般江湖卜者,就連被朱熹視為「老友」、著有多種佔卜書籍的理學家蔡元定,雖然號稱「通術數」,但「其間吉兇不能皆驗」。他被斥為「妖人」,貶死道州(即今湖南道縣)後,仍有人著詩,予以冷嘲熱諷:「掘盡人家好隴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即邵雍)術,何不先言去道州。」[37]行文至此,人們或許會問:佔卜分明是迷信,宋代科技進步,朝廷又嚴格禁止,何以佔卜如此盛行?宋代的科技確有進步,然而豈止宋代,直到近代,科技的進步都不足以改變人們神靈崇拜的觀念,扭轉由來已久的佔卜習俗。
至於說宋代嚴格禁止佔卜,雖然事出有因,但並不完全是事實。的確,從北宋初年開始,朝廷即屢降禁止佔卜之詔。諸如宋太宗於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十月降《禁天文相術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陰陽書詔》,[29](卷18)宋真宗於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正月降《禁習天文星算相術圖讖詔》,[38](卷198)又於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四月降《禁天文兵書詔》,[38] (卷199)宋神宗於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四月降《禁私有圖讖及私傳習者詔》[29](卷18)之類,簡直舉不勝舉。詔令斥責卜者「所習皆懵昧,無所取。蓋矯言禍福,誑耀流俗,以取貲耳」,[29](卷18)實屬言之鑿鑿。對於違犯者,處分也很重。如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元年(公元976年)十一月,「令諸州大索明知天文術數者,傳送闕下,敢匿藏者棄市,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29](卷17)然而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上述詔令的發布大致均有其背景。如宋太宗嚴懲卜者是在其利用佔卜登上皇位10餘天之後,而宋神宗申嚴佔卜之禁則是在趙世居案發之初。二是詔令並不一概禁止佔卜。如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十月所下詔令,明確規定「除二宅及易筮外」,即將相宅、相墓、易佔、卜筮排除在禁止範圍之外。所有詔令禁止的重點都在於利用佔卜謀反。三是詔令並未嚴格執行,否則無須不厭其煩,一再重申。
其實,與前代相比,宋代對佔卜的管理反而較為寬鬆。唐、五代設有管理佔卜的專門機構—太卜署,凡屬官府管理的佔卜活動即所謂「卜筮正術」,一概不許民間參與,民間不得收藏和傳習有關書籍。宋代撤消了太卜署,所謂「卜筮正術」得以在民間流行。當時雖無太卜署,但通過司天監(元豐官制改革以後稱太史局)培植包括卜者在內的方技之士。北宋初期的楚芝蘭,即是一例。他「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司天監)錄為學生。以佔候有據,擢為翰林天文。」[4](卷461《楚芝蘭傳》)何況歷代帝王無不利用佔卜,並對精通所謂「佔卜之學」的人士禮遇有加。如陳摶「來朝,太宗待之甚厚。」[4](卷457《陳摶傳》)「真宗優禮种放,近世少比。」[39](卷5)如果說陳摶、种放畢竟是著名隱士,那麼陳彥無非是個江湖卜者,宋徽宗竟將他封為節度使。最高統治者諸如此類的作為,對佔卜的盛行實屬推波助瀾。
宋代佔卜盛行,具體原因雖多,但關鍵在於當時社會流動的趨勢增大。[40]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作為商品更多地投入市場,土地所有權的轉換頻率明顯加快。用宋人的話來說,即是:「如今土地一年一換家。」[41](卷1《田蛙歌》)於是,在經濟上由貧而富者有之,由富而貧者也有之。「今之富民鮮有三世之久者」,[42](《上邱憲宗卿書》)正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即使富豪也不免懼怕:「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43](卷7)與此相適應,在上隨著門閥制度的崩潰, 「朝廷無世臣」, [13](《河南程氏遺書》卷17) 「無百年之家」[13](《河南程氏遺書》卷15) 出現了「略觀貴途,良鮮舊族」;[44]「顯人魁士,皆出寒俊」[45](卷1)的局面,由賤而貴或由貴而賤的事均較為常見。加之當時政局反覆、宦海沉浮,官員休想只升不降,甚至很難終身為官。難怪他們「常若逆旅人、將行者」,[46]( 卷4《志尚》)隨時準備丟官還鄉。由於不可預料的因素增多,未來前途的未知數增大,人們出於對由貧變富、由賤變貴的企盼和對由富而貧、由貴而賤的恐懼,難免更多地求助於佔卜。在宋代,那些據說「能推人命貴賤」的卜者,「其肆如市」,「其門如織」,並「出入將相權貴之門」,完全可以理解。
還應當指出,土地所有權的轉換頻率的加快使土地集中的過程提速,其結果是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社會上的無業游民增多。他們急需尋找生計,做個可望「其肆如市」,「其門如織」的卜者,無疑是一條較好的出路。難怪當時不少江湖卜者出身無業流民。前面講到的張懷素,即是一例。此外,如號稱「道人吉兇雅有驗」的劉快活「不知何地人」。而「時時言事多中」[25](卷5)的風僧哥、劉跛子等人均不時遊蕩於街頭巷尾。在江湖卜者中,因賣卜而大發橫財,由窮變富者大有人在。如貧苦無告、「遊術江左」的蔣堅適逢「戊子科舉,士人登其門如織,幾獲錢百五千,從此小康。」[12](支甲卷10《蔣堅食牛》)有的豈止小康,實屬暴富。王安石對此有所描述:「汴之術士若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2]( 卷32《汴說》)總之,宋代買卜者與賣卜者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會流動趨勢增大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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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在佔卜在某些地區(一般是規模很小的村落,或者是文化比較蒙昧的地區)很盛行,但在大城市幾乎絕跡,因為警察就喜歡抓這個。網上的佔卜,包括某些心理測試(最著名的象「你適合娶什麼樣的老婆」)在網上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