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救國思想（愛國主義熱情的悲壯史詩）

2023-10-08 11:05:36 2

義和團運動是晚晴末年發生在華北大地的一場自髮式愛國主義運動。從1898年5月開始，以黃河流域下層群眾為主體的義和團運動高潮勃起，席捲了華北。頓時城市鄉鎮，便舍神壇旁刀戟林立。當義和團由山東進入直隸，由鄉村進入城市之後，便燃成燎原之火。

義和團運動能在短時間之內由民間團體迅速組織起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近代中國，人口的壓力和時勢的動蕩造就了布於南北的種種秘密組織。這是下層社會的一種特色。義和團以大刀會、紅拳、梅花拳、神拳為前身，其成員多系貧苦農民、傭工、赤貧無產者、黃河一帶拉船為生者、渡口撐船者，同時還有眾多饑民。

因此，它不會不帶有秘密會社的印記和色彩。

再看義和團所活動的地區，是八卦教有過重大歷史影響的地方。在它和白蓮教之間存在著某種淵源或關係不僅是可能的。其頭目手執黃旗，或身著黃袍，背負神像，其徒眾分持槍刀及鳥槍抬炮；群向東南叩頭，喃喃作法，起而赴鬥。

但是，義和團並不是教門，也不是秘密會社。它激烈而又執著地反洋人、反洋教，以此把自己同下層社會的其他組織區別開來了。民族矛盾激生的愛國主義使義和團成為一場反帝群眾運動的時候，它已經遠遠地離開了自己的原始形式。

之所以和秘密會社不同，是因為義和團是在西方和東方的資本主義勢力深入中國城鄉各個方面之後爆發的。他所抵抗的，是一種滲入自身，而又盤根錯節枝葉相連的異己之物。在這裡，外來的東西一部分已經內在化，一部分正在內在化。

它之所以能快速地呈摧枯拉朽之勢席捲直隸京畿等地區，主要是因為以下三點：

其一，暴烈的排外主義行動中蘊結著經濟意識。

1840年以來，西方的大炮運來了西方的商品和機器，但是在商品和機器的背後，則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對中國來說，它首先又是民族戰爭失敗所帶來的結果。因此，近代經濟改組的過程，觸目皆為來自西方的機製品奪走了小生產者的飯碗；來自西方的輪船火車奪走了船夫、縴夫、腳夫、驛站夫、水手、店員的飯碗，而「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又使無數小農失業」。

庚子前後，僅順天府屬州縣的窮民之中，「失車船店腳之力，而受鐵路之害者」即在4萬人以上。對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來說，這個過程具有原始積累的性質。但原始積累的血汙同壓迫民族的掠奪又是合一的。成批成批的小生產者在這個過程裡破產失業，困苦無告，生機堵絕，不僅反映了舊生產方式解體時的歷史陣痛，而且反映了一個民族在外來壓力下的窒息。

他們不認識帝國主義，卻認識洋人洋物，於是，所有的外來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以排外主義反帝，波及輪船、鐵路、電線、機器、洋裝書、洋話洋服。這種鬥爭方式，既表現了那個時代多數人的民族感情，又寄託了舊事小農和手工業者的本來願望，

其二，「仇教」中蘊結著民族文化心理。

在近代中國，洋教比商品和大炮更多地輸來過「西學」，並以此來影響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但作為一種外來之物，它本身又是同中國的傳統文化全然相悖的。上帝至尊的教義以其對多神觀念和祖先崇拜的排斥，不僅觸犯道教和佛教，而且直接踐踏了儒學真義。

於是，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國傳播的歷史便成為教案史。庚子年間，拳民搜索教堂，「見蠟人不能辨，以人為蠟。」這一類記述，不僅反映了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敵意，而其反映了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猜度。

其三，民族危機意識下的「滅洋」意識。

比之前兩次鴉片戰爭之後的「變局」，這個時候的中國正面臨著一種危局。列強競相劃分勢力範圍已成迫來狂潮。他們強迫地打破了閉塞，並使用閉塞中的人們直接面對著他們的強暴，民族矛盾的激化促成了民族對抗意識的強化。

於是，「滅洋」作為一個口號引人注目地同時出現於中國南北，表現了民眾的認識從個別到一般的深化。在統一的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形成之前，民眾的自發認識並不能產生近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而瓜分狂潮起於膠州灣事件，山東首受巨擊，也因之成為風暴的起點。因之而有「義和拳會名目數旗起事，以『扶清滅洋』為名」，百姓「雲集響應，所在蜂起」。義和團是外族憑陵之下不願為亡國之民者用自己選擇的方式直接訴諸行動的結果。

多重的歷史內容，決定了義和團運動的民族正義性，又決定了這種正義鬥爭的歷史局限性。瞿秋白曾指出：構成義和團主要成分的「遊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

由於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所以，傳統觀念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意識。

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感是同植根與自然經濟的保守意識連在一起的，抵禦外侮的強烈願望是同陳舊的天朝觀念和華夷之見連在一起的。這種矛盾，顯示了一場正義的反帝群眾運動中落後的封建主義內容。

以神道為武器，顯示了群體的愚昧，但卻是當時的記實。進化論雖東來，然而多數中國人所熟悉和信仰的還是孫悟空、黃天霸之類。在經濟落後的北中國尤其如此。萬千來自下層社會的人們匯聚在神道觀念之下，手執混天大旗、雷火扇、九連環、火牌、飛劍，勇敢地對抗帝國主義的火炮快槍。

在這個過程裡，愚昧會升華為悲壯。

義和團運動與戊戌變法一樣，同是民族矛盾激化促成的事變。但就中國社會的新舊嬗遞而言，義和團運動的落後一面又正好是戊戌變法以後的一種歷史回流。

19世紀40年代最早開眼看世界的人物，在民族戰爭失敗後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命題。在這個命題裡，反抗西方的侵略與學習西方先進事物是統一的。20年後，地主階級分化出的一部分當權官僚發起的以「洋務」為內容的自強新政；50年後，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士大夫及知識分子群體發起的維新變法。

於是而有中國社會從中世紀到近代的艱難變革。義和團運動無疑比洋務派，改良派表現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氣，但破產小農和手工業者歸復自然經濟的強烈願望又使他們的眼界無法越出中世紀。因此，他們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時又會本能地守護兩千年來已經陳腐的固有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