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遺址介紹（大汶口遺址發掘60周年）

2023-09-16 10:13:08 3

編者按

60年前的6月24日，當寧陽縣磁窯鎮堡頭村西地表泥土撥開，這段綻放在泰山腳下、黃河之畔，跨越了4500年至6300多年的歲月躍然於世。而她有一個我們熟悉而親切的名字大汶口文化。

因首先發現於大汶口，人們遂把以大汶口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遺址位於大汶口鎮西南及隔河相望的堡頭村西一帶，總面積80餘萬平方米，現存45萬平方米，1982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被列入國家"十一五"文物保護規劃項目庫及國家"十二五"大遺址保護規劃和全國首批23處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遊原始文化的歷史由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發現，揭開了中國文明的發展史，考古學上填補了一項空白，也為中國的發展史填補了一項空白。

60年來，歷經3次發掘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第四次發掘，"大汶口人"創造的文明熠熠生輝。留住它們，就是留住我們燦爛的歷史。為有效保護和科學展示考古文化遺產，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我市及大汶口鎮政府啟動了大汶口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項目。如今，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遠古文化正以悠遠而嶄新的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如湯湯汶水般訴說著歷史的進程。

1959年6月24日，隨著寧陽縣磁窯鎮堡頭村西地表泥土撥開，一段跨越了4500年至6300多年的歲月躍然於世。由此開始，一段上承北辛文化、下接龍山文化的嶄新遠古文明呈現在世人眼前，這便是大汶口文化。

悠悠汶水，鄉情綿長。大汶口遺址位於泰安市南端衛駕莊和寧陽縣堡頭村之間，地跨汶河兩岸，京滬鐵路和泰兗公路分別穿過遺址的東部和西部，京福高速公路和104國道在遺址西側經過，現存遺址總面積45萬平方米。60年來，大汶口遺址經歷了4次挖掘，如明珠一點點被剝離出來，慢慢還原了汶河兩岸新石器時代先民的生活狀況，將他們的智慧和逐水而生的古老文化雕刻得清晰而豐富，文明社會的曙光燦然可見……

因搶救性發掘而面世，隨即引發史前文化大討論

1959年5月，津浦鐵路複線工程進行中，正在大汶口汶河南岸津浦鐵路東側堡頭村西約100米處挖土方的民工，刨出一批陶器碎片和零碎遺物，接著又挖出一件完整的陶背壺。寧陽縣文化部門立即把這一發現報告濟南市文化局，文化局立即派濟南市博物館專業人員前往調查，根據已暴露出的彩陶片斷定該地為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大汶口遺址的發掘工作於1959年6月24日正式開始。

此次發掘由省文管處和濟南市博物館主持進行，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山東隊對發掘進行了指導。發掘面積達5400平方米，有新石器時代墓葬133座，小墓狹窄簡陋，沒有或只有一兩件隨葬品。中型墓少數有木槨，隨葬品有10件至20件。大墓坑穴規模大，棺槨俱全，隨葬品少者50件至60件，多的達180餘件。共出土遺物1000餘件，其中有精美的彩陶和紅、灰、黑、白等顏色的各類陶器數百件，石、骨、玉器亦很豐富。令人驚嘆的是，還發現了透雕象牙筒，代表了當時最高的工藝水平。

"修鐵路之前，村民挖地窖、建房子打地基時也曾挖出過石器、象牙、陶瓷片等等，可沒想到是寶貝啊。"寧陽縣磁窯鎮堡頭村村民回憶道，那時候村裡經常有收文玩的流動商販。首次挖掘後，各種墓坑、屍骨及墓葬品在五六千年後再見天日，大汶口遺址的首個發掘地因此被村民們稱之為"死人坑"。

這片在村民眼中似有"不祥"的墓葬群，在文物專家眼中卻是稀世珍寶。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首次發掘結束時正好趕上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當時考古學界一致認為這個遺址很重要，但是對其具體屬於哪一段文化還未完全定性，參展時是將其放在龍山文化之後的。

大汶口文化，真正成為一種可以與龍山文化等相提並論的文化，其實有一個博弈的過程，欒豐實向記者講述了關於大汶口文化被認可的轉折過程。欒豐實介紹，大汶口文化被正式命名之前，在整個黃河、淮河下遊地區，考古界最先發現的史前文化是龍山文化。龍山文化於1928年發現，遺址於1930年發掘，專家們很快便提出了龍山文化這個概念。大汶口遺址當時也被認為是龍山文化的遺存，不過很多人也存在疑問。由於出土的陶器等存在明顯差異，大家認為，東部地區發現的龍山文化與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應當分屬兩個系統。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源頭為仰韶文化，那麼東部地區龍山文化的源頭在哪裡？一時間，這個問題並未可知。

其實在1952年和1953年，山東滕州崗上遺址、江蘇花廳遺址等新時期時代遺址都發現了與大汶口遺址相似的內容，但是當時專家們並未將其當成一種新的文化，甚至看到出土墓葬器物都有了階級的概念，不少專家直接將其放在了龍山文化之後，認為其進步於龍山文化。欒豐實介紹，直到1962年曲阜西夏侯遺址11座與大汶口遺址相同墓葬的發掘，大家才發現龍山文化應當在大汶口文化之後才出現。

"在考古學中，我們辨別考古遺址之間年代先後關係的辦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疊壓，一種是打破。"欒豐實說，根據西夏侯遺址11座墓葬的發掘，確定了龍山文化的灰坑，打破了大汶口遺存，所以本套遺存要晚於大汶口文化。由此在1962年，"大汶口文化"的概念和歷史地位被正式確定，正式確定其為龍山文化的來源。大汶口文化作為黃河下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距今4500年至6300多年，涵蓋了山東、豫東、蘇北、皖北、遼東半島等地。

後經3次發掘，逐步還原大汶口文化

60年過去了，根據統計，大汶口文化遺址共探明遺址區面積82萬平方米、現存45萬平方米，分別於1959年、1974年、1978年進行了3次發掘，發掘面積7200平方米，主要是墓葬、灰坑和少量房址。目前，正在進行第四次發掘，挖掘面積800餘平方米，發現大量宋元明清時期墓葬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灰坑、房址。

第二次發掘是在1974年。當時，汶口公社正在興建大汶口公路橋，橋位選址在汶口鐵路橋西近300米處。當年5月初，全橋13個橋墩中有11個已砌出河床，橋北部的第一個橋墩已經在遺址上打好了基礎。正在此時，泰山管理局的翟所淦來到這裡，發現了大量的破碎陶片，又在民工帳篷中看到了數件完整器物。他觀察到文化層已明顯暴露，便要求建橋負責人立即停工，並向省裡作了詳細的報告。泰安地區有關部門根據省裡的意見，成立了以劉芳楷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具體負責發掘工作，參加發掘工作的有省博物館及濟南、濟寧、菏澤、臨沂、棗莊、臨淄、聊城、泰安等地區的文物工作者30餘人。

當年9月16日，第二次發掘正式開始，這次發掘遺物相當豐富，發現了一批居住遺蹟，主要包括3種類型的30多個灰坑和1座房基，發掘的墓葬皆有紅陶缽、石紡輪、石斧、骨錐、骨鏃，這批墓葬早於1959年發掘的133座墓葬。1974年，還不滿20歲的張文全在濟微鐵路建設工地幫忙"看家"。張文全告訴記者，從第二次遺址發掘到道路建設，他都有參與，現收藏於岱廟的文物紅陶罐就是那個時候發掘出的。"有的墓區裡，陪葬品滿滿當當的，應該是那個時候的貴族的。"張文全說。

墓地內精美的隨葬品及巨大的貧富差距表象，曾引起古史和考古兩界關於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大討論。這次發掘工作主要收穫在於：發現了一批早於第一次發掘的墓葬和地層資料，參加發掘工作的人員對用大汶口命名的遺址有了更深的認識。因為這個名稱不僅反映了遺址的自然地理特點，而且大汶口遺存較為集中地體現了該文化延續2000多年的整個過程，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

1959年以後的近20年中，在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區，陸續發現近百處墓地、遺址及1000多座墓葬。1978年進行了大汶口遺址的第三次發掘，省博物館張江凱、地區文物局程繼林等參加了發掘工作。這次發掘分兩次進行，上半年(5月至7月)發掘20個方，下半年(10月至12月)發掘了十幾個方，揭露面積近1000平方米。在這次發掘中，清理墓葬24座，發現房子數座，灰坑若干，包括石、陶、骨、蚌、牙等遺物，為研究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存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通過對大汶口遺址1974年和1978年的兩次發掘，專業工作者認為大汶口文化的上限距今已有6300年之久。

2012年至2017年，是大汶口遺址第四次集中發掘的時間段。這一次，大汶口鎮山西街村村民田守森參與了發掘，他和其他村民共同負責開方、運土，幫考古工作隊做一些輔助性工作。"到雨季就沒法幹了，一下雨挖出的坑就會被灌水，所以每年基本在3月至6月份之間集中發掘一次。"田守森還記得，每一個一平米見方的發掘面積需要4個人挖土，每個坑挖一兩米，大家邊挖坑邊壘土築臺階，從而方便進出。根據記載，遺址文化層堆積2米至3米，遺址埋深0.5米至2.0米不等，現均已做回填保護。

這次發掘主要集中在汶河北岸、保護碑以東以北的一片區域。考古工作隊探明，該區域為一處重要的大汶口文化居住遺址。房址面積較大、規模相當，在分布上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成排分布跡象明顯，已經顯示出規整的聚落布局，這對於研究大汶口文化居址形態、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具有難得的價值。

如今的大汶口遺址，一個個發掘坑已長滿蓬草，而就在這一個個"方格"內，發掘組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時期人們的大智慧。遺址的保護一直是文物保護工作的難點，特別是面對夏季日光暴曬及雨水侵蝕。發掘工作結束後，考古工作隊對遺址的保護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如用雙層塑料農膜進行遮蓋，在發掘區周圍砌防水圍堰、挖排水溝等等。

大汶口人創造了東夷文明最輝煌的時期

經過認真研究和考證，大汶口文化時期是以太昊伏羲氏為首的東夷文明時期，是泰山封禪祭祀文化和曲阜孔孟聖人文化的主導文化；是齊魯文化之源，中華文明主導文化之一。它全面系統地記錄和展示了中華民族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無文字歷史的史前文明向有文字歷史的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由部落到國家轉變的人類社會文明發展進程。

經過多處大汶口遺址地的發掘還原，專家發現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原始耕鋤已成為東夷地區社會經濟的重要形式，這時的生活和生產工具均已專門化、定型化。大汶口人靠他們聰穎智慧的心靈和勤勞靈巧的雙手，製造出了實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燒造出了薄如紙、黑如漆、亮如鏡的蛋殼陶；編織出了布紋細、密度高的紡織品；發明了最古老的文字符號和曆法；在原始農業的基礎上種植出了多種農作物，並興起了家禽飼養業和釀酒業。大汶口文化時期出現了貧富分化，進入了階級社會，形成了國家的雛形，標誌著文明社會的真正開始所有這些都表明，這是東夷文明中最輝煌的時期。

南有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北有黃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兩者遙相呼應共稱華夏民族文明起源。大汶口文化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地位無可替代，在國內外文化界、學術界及民間影響極其深遠。

大汶口文化的開發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豐富的文化遺存，顯示出其與中原仰韶文化有顯著差別，反映了一種新的獨特的文化類型。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遊原始文化的歷史，由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同時，證明山東龍山文化是繼承大汶口文化發展而來，它不僅為山東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為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且對研究史前時期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學者們認為，大汶口文化與泰山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大汶口人"創造了泰山的早期文化，否則就不會有泰山成為今日之世界自然文化遺產。

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發現，揭開了中國文明的發展史，在考古學上填補了一項空白，也為中國的發展史填補了一項空白。

"在這裡挖出了很多獸骨、石斧、陶器，還有房址，最大的一處房址有120多平方米。房址的土層顏色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樣的，是紅色的，是泥土烘烤後的顏色。"田守森回憶當時參與發掘的情景時說。

根據考古工作隊的總結，2012年至2017年，共在北部發掘區揭露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房基17座，其中2016年發掘的F11是目前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所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房基，2017年發掘的F17與F11相似，同處於該居住區的最南端，其面積明顯大於其他房址，營建方式也較其他房址更為複雜、精細，因此推測F17與F11可能代表了此片居住區內等級較高，或功能較特殊的兩座單體建築。

"先民的聰明才智可能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欒豐實介紹，研究者發現從大汶口遺址中發掘出的房址都是半地下的，四周用柱樁加固，柱樁之間用泥土砌成房子四周牆壁，待牆壁砌完，他們會用大火將泥牆燒制，這樣的牆堅固、耐得住風吹日曬雨淋，燒制完成以後蓋上茅草房頂，冬暖夏涼。田守森在發掘現場見到的紅土便是古人燒制泥牆後形成的。

這種"燒土"的辦法，其實與大汶口文化時期人們熟練的制陶能力"如出一轍"。大汶口時期原始農業的快速發展，催生了手工業的進步與藝術的萌發，更加規整精巧的陶器造型與器形變化萌生了先進的族群文化與藝術基因。

在山東博物館山東歷史文化展展廳內，關於大汶口文化的展示佔據了絕大部分，尤以中心展廳內的紅陶獸形器、紅陶盤式鏤孔豆最為經典，二者都是山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據了解，陶器的形成源於古人對火的應用和對黏土的認識。火在生產活動中的長期使用，使古人逐漸發現成型的黏土經火燒後異常堅硬，不易損壞而且耐水。從此，經火燒制的各種陶器便成為古代先民數千年的生活必需品。陶器長期廣泛應用於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凝聚了先民最樸素的審美情趣和愛好，是先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這件紅色的陶壺被塑造成了小豬的形象，頭部渾圓，尾巴上翹，十分可愛。器物可以用來盛水或酒，液體可以從尾巴前面的桶狀口注入，從小豬的嘴巴倒出來，小豬的背上還有一個提梁。這件藏品可謂一件情趣盎然，又不失使用價值的藝術品。"關注博物館官微後，輸入紅陶獸形器編碼，就可以聽到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解說。記者看到，展品保存完好，小豬憨態可掬，來此觀展的人們都會駐足欣賞一番。

其實，小豬成為陶壺形象並不為奇。欒豐實介紹，在大汶口文化時期，野豬已被馴化，家豬大量存在，遺址中挖出的很多獸骨以家豬為主。另外，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先民已會種植大豆、高粱、稻穀等，五穀中有"四谷"已經存在。今天，我們農用的钁、鍁、鋤、鐮，也是大汶口先民的發明，只是由原來的石器變成了鐵製。此外，根據考古發現，大汶口文化時期開始出現夫妻合葬墓，並有彩陶、玉器、象牙製品等精美的陪葬品，陶器上還刻有文字符號。

汶水湯湯，逝者如斯，大汶河孕育和見證了中華文明6000多年的時代變遷。如今，勤勞純樸的汶河人民正用自己的雙手精心裝扮著自己的家園……

【最泰安全媒體記者秦承嬌巢晶攝影記者陳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