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層次分析問題背後的原因（辛向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2023-09-21 11:49:15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聽到有人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個哲學化的命題已經成為生活化的命題，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什麼是具體問題？又如何具體分析？認真研究起來，這個命題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內涵。

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中國共產黨在近百年的歷史中，領導人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現在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取得的各個方面成就，離不開一點，那就是始終遵循「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一科學原則。

(一)「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

「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方法論，是列寧在其豐富的革命實踐中逐步豐富和發展起來的。1914年2-5月，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中就已經比較明確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國家，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於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1916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領袖羅莎·羅森堡發表了一篇題為《論社會民主黨的危機》的文章，署名尤尼烏斯。在這篇文章中，尤尼烏斯認為，當時歐洲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今後再也不會有民族之間的戰爭了。列寧對於羅森堡的觀點進行了分析，認為尤尼烏斯的錯誤在於，「誇大了這個真理，離開了必須具體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要求，把對這場戰爭的估計搬到了帝國主義可能發生的一切戰爭上去，忘記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列寧這裡已經有了「具體分析」的要求。緊接著，列寧又指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條件的和可變動的，沒有任何一種現象不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自己的獨立面；民族戰爭可能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反之亦然。之後，列寧對尤尼烏斯的另一個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尤尼烏斯說階級鬥爭是對付入侵的最好手段，列寧認為，這只是運用了馬克思辯證法的一般，他在正確的道路上邁出一步之後，馬上又偏離了這條道路。列寧指出：「馬克思的辯證法要求對每一特殊的歷史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季諾維也夫在其寫於1924-1925年的《列寧主義：列寧主義研究導論》中把這句話完全是用黑體字標示出來的。列寧在提出「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後，運用這一方法分析了尤尼烏斯在階級鬥爭這個觀點上的錯訛之處。列寧認為，說階級鬥爭是對付入侵的最好手段，這無論是對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或對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來說，都是正確的。「正因為這對任何階級壓迫來說都是正確的，所以這太一般化，因而用在目前這種特殊的場合就不夠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也是一種階級鬥爭，只有這種階級鬥爭才會使歐洲避免入侵的危險。」列寧在這裡的分析不僅深刻，而且富有說服力。

在之後的革命歲月中，列寧在實踐中不斷闡述和運用這一方法。1917年俄國發生二月革命，300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一夜之間消失了；很快，俄國形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後又發生七月事變；三個月後，十月革命爆發。這一個接一個出現的歷史事變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顯得格外頻繁。特別是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許許多多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擺在布爾什維克面前。1918年1月，蘇俄面臨著一個進退兩難的選擇：要麼接受條件極為苛刻甚至是屈辱的條約，要麼繼續與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進行戰爭。1918年1月21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布列斯特和平談判問題。在會上，列寧報告了他起草的《關於立刻締結單獨的兼併性和約問題的提綱》。列寧講到當時的情況是：布爾什維克已經用盡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辦法了；舊政府的軍隊已經被弄得疲憊不堪，他們既不可能擊退德軍進攻，又可能因為資產階級的聯合把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推翻；德國和歐洲不會在短時間內發生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當時的具體情況。面臨這一情況，怎麼辦？只能是籤訂屈辱的條約。列寧指出：「既然具體情況是，為了幾個民族(波蘭、立陶宛、庫爾蘭等)的民族自決權遭到侵犯這件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脅，那就很清楚，保存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更高的利益。」之後又經過一個多月的說服和討論，最終在3月3日籤訂了和約。儘管條約的籤訂很不幸，但有效捍衛了蘇俄政權的生存。以這些事件為基礎，列寧在1920年6月撰寫的《共產主義》一文中把「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上升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一方法論的得出，是經歷了無數具體情況作出來的。

(二)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十分強調這一方法。毛澤東多次直接引用過列寧的上述論斷。他在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戰略問題》就說：「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我們的這些同志恰是忘記了這一點。」1937年8月，毛澤東在《矛盾論》一文中再次引用了列寧這段話，並指出「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是列寧主義的重要內容，強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是這方面的榜樣。毛澤東指出：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連接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毛澤東具體解釋道：「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這種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首先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模範。」毛澤東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論來闡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重要性以及要求。毛澤東在1941年5月19日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就明確指出：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並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正是堅持這一方法，毛澤東不僅領導我們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有機結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而且還發展了這一方法論。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方法。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入山問樵、入水問漁』，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善於進行交換比較反覆，善於把握工作的時度效。」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要把握三點：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研究具體問題要看問題發生的時間及延續的時間，產生與變化的地點，以及產生與演化的主要條件；進行交換比較反覆，就是相互交換意見，上下左右比較，留一個反覆考慮的時間；把握工作的時度效，抓住工作中出現的時機，做到既不過分超前又不滯後這樣一個適度的程度，注重工作的效能、效率和效果。這就大大豐富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內涵。

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本內涵

作為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方法論，包含著豐富的內涵。

(一)要搞清楚具體問題的內涵，把握客觀真實

從哲學的角度看，所謂具體問題就是事實的總和，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構成的整體性。要注意的是，客觀真實的情況不是簡單的孤立的現象，所以不能靠簡單地舉例來說明，也不能靠羅列現象，必須把握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繫，把握相互聯繫組成的有機性。列寧強調指出：「應當記住一條原則：在社會科學中(如同在整個科學中一樣)，所研究的是大量的現象，而不是個別的情況。」如果只是以個別現象為基礎，不是從整體上把握問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荒謬的。1917年1月，列寧打算用筆名普·皮留切夫公開出版一本名為《統計學和社會學》的小冊子，在這本著作中，列寧說，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原因，因為無論是公公還是婆婆，都只是列舉那些對自身有利的例子，而不是考慮整體性，沒有從其他的事實出發考慮問題。列寧接著還指出：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經濟時，不是考察「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不是社會經濟的零星部分，而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總和」。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經濟，不僅考慮其現實，還要考慮它的歷史，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個發展整體來考察；不僅考察其生產過程，還要考察其流通過程、分配過程等，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整個鏈條來考察。

從列寧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論斷：第一，具體問題是真實存在的問題，是真問題，不是偽問題，不是道聽途說的問題。具體問題是已經發生，或者正在發生，或者將會發生的問題。第二，具體問題是整體性問題，不是某個孤立的現象，而是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繫構成的整體性問題。所以，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引用列寧的話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第三，具體問題是時間性問題，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變化性是具體問題存在的方式。不能一成不變地看待一個問題，不僅要看到一個問題從發生、發展到壯大的過程，還要看到問題發生的各種形式的變化以及其中的量變、部分質變和質變。

(二)進行具體分析就是要抓住客觀事實

怎麼才能把握事實的總和，或者說怎樣才能從整體和聯繫中把握事實呢？抓住三種類型事實：一是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的事實，此類事實往往反映某一問題的基本屬性；二是最直接、最明顯、最聚焦、最為人們廣泛認知的事實，這類事實往往反映著人們解決問題的共識；三是最複雜、最纏繞、最深層次的事實，此類事實往往反映著問題的本質和基礎。

第一，聚焦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的事實，具體問題解答的方式往往蘊含其中。

列寧在1915年撰寫的《談談辯證法問題》一文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裡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過億萬次的關係：商品交換。」抓具體問題就要善於抓住最簡單、最普通、最常見的等等的東西。毛澤東在1937年的《矛盾論》中引用了列寧的這一論斷，他說：「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範地作了這樣的分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辦法。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它，貫徹於他的全部著作中。」

商品交換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裡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見、最平凡、碰到過億萬次的關係的經濟事實。正是因為這一事實太簡單和平凡了，太平凡和普通了，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碰到這一事實時，要麼熟視無睹，認為這樣一個普通的事實不會有什麼理論價值；要麼不屑一顧，認為商品這樣一個簡單的存在背後沒有研究的學術價值。馬克思則不同，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開篇就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闡明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細胞，包含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各種矛盾的萌芽：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這個二重性根源於生產商品的二重性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個二重性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內在矛盾運動，產生了貨幣，內在矛盾便外化為商品和貨幣的外在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貨幣轉化為資本，使勞動力成為商品。以資本和勞動力商品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有著二重性：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形成和價值增殖過程。這就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科學地揭示出來了。可以說，商品這一極為簡單的事實恰恰是揭開資本奧秘的關鍵事實。

正如毛澤東所言：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這一方法。這就是從最簡單、最普通、最常見的等等東西開始。列寧在1916年1-6月寫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充分運用了這一方法。列寧認為，資本主義進入20世紀有一些最為簡單、最為普通、最為常見的事實：壟斷已經成為基本事實，生產集中產生壟斷，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規律，壟斷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最新成就；銀行業高度集中，「我們在提到『附屬』銀行的地方用了著重標記，因為這是最新資本主義集中的最終的特點之一」，「總之，20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到新資本主義，從一般資本統治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折點」；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資本形式都佔有優勢，意味著金融寡頭的統治開始形成；對壟斷佔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則是資本輸出；資本家同盟瓜分世界；最終是大國瓜分世界。列寧一再列舉出這樣一些基本的經濟事實。他說：「在這一過程中，經濟上的基本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從這些事實出發，列寧的結論就是：資本主義在20世紀初已經發展成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抓住了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中新出現的最基本、最常見的事實，得出了資本主義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科學論斷。

第二，抓住最直接、最明顯、最聚焦、最為人們廣泛認知的事實。

馬克思在19世紀60年代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已經成為各國工人階級最直接、最迫切、最共識性的要求，所以，就與恩格斯一起推動建立了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19世紀60年代，國際工人運動開始出現高漲的局面，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的呼聲直接開始顯現出來，例如1859年各國工人聲援倫敦建築工人罷工，英法工人在1861年反對本國政府干涉美國內戰。1863年7月22日，英國工人為了抗議俄國專制政權鎮壓波蘭人民起義，在倫敦舉行了聲援波蘭人民鬥爭的群眾集會，法國工人代表團也參加了此次會議。大會結束後，英國工人又舉行了隆重的歡迎代表團的大會，大會結束後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致法國工人書。11月10號，英國工人會議通過了給法國工人的呼籲書。它呼籲召開一個有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和波蘭代表參加的會議，建立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到，10多年前《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號角已經開始響徹全世界，建立工人階級的國際聯合已經成為各國無產階級的共識。馬克思積極支持協會的籌建，1864年9月28日，英國工人在倫敦舉行工人代表大會，還邀請了法國、德國、義大利工人代表。馬克思應邀出席大會，並且被選入主席團。大會經過熱烈討論，通過了法國工人的倡議，決定建立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馬克思在幾天之內就寫出了《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在《成立宣言》的結尾，馬克思再次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號召。

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也是抓住各國工人最直接、最明顯、最聚焦、最為人們廣泛認知的要求即國際聯合，在1889年領導建立了第二國際。到19世紀80年代末，群眾性工人運動又開始出現新的高潮，歐美很多國家都建立了無產階級政黨，各國都湧現出一批有能力和威望的工人運動領袖。一方面，各國工人要求加強彼此團結、共同反對資本家奴役的願望空前強烈；另一方面，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運動的組織也在醞釀成立第二國際，試圖獲得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出於這種最為直接、緊迫的局面，1889年7月14日，在恩格斯的直接指揮下，第二國際在巴黎成立。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專門討論了關於「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問題，並預定在1890年5月1日舉行總罷工。這一天，罷工預期舉行。恩格斯在這一天寫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當42年前我們在巴黎革命即無產階級帶著本身要求參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發出這個號召時，響應者還是寥寥無幾。……今天的情景定會使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無產者現在真正聯合起來了。」1848年國際聯合還十分微弱，而到1889年已經成為一股巨大的潮流。

在1917年十月革命蘇維埃無產階級政權建立後，列寧抓住各國工人階級最直接、最明顯、最聚焦、最為人們廣泛認知的要求即共產黨的聯合，建立了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二國際由於機會主義盛行，各國社會民主黨紛紛支持本國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從而宣告破產。十月革命的勝利，促進了各國共產黨的建立，客觀形勢要求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列寧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國際聯合十分重視，也相當熟悉。列寧在1919年4月15日寫的《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第一國際為國際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奠定了基礎；第二國際是為這個運動在許多國家廣泛的大規模的開展準備基礎的時代；第三國際接受了第二國際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髒東西，並已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蘇維埃運動在很多國家開展起來，這一運動的國際聯合就成為迫切的任務，所以列寧說：「這種環境是由各地迅速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造成的。這種環境是由勞動群眾中間的蘇維埃運動造成的，蘇維埃運動已發展成為真正的國際運動了。」於是，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國際共產主義代表會議，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52名代表參加。大會通過了《告國際無產階級宣言》《共產國際行動綱領》《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等文件，宣告第三國際成立。

第三，抓住最複雜、最纏繞、最令人難以捉摸、最深層次的事實。

列寧一生遇到很多的難題。列寧在1917年的「四月提綱」中明確指出：要建立從上到下由全國的工人、僱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組成的共和國，而不要議會制共和國；要廢除警察、軍隊和官吏，即以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反覆強調，要學習巴黎公社的原則和精神，要廢除常備軍，要代之以全民武裝。他說：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是使這個社會分裂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巴黎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是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一切公職人員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完全可以撤換。「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所以，十月革命後的半年中，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建立自己的正規軍隊，只是有彼得格勒赤衛隊4000餘人，莫斯科3000餘人。舊軍隊被遣散了，新的軍隊沒有。列寧遇到的問題是複雜的，要不要建立常備軍？建立的話，與馬克思主義要求的廢除常備軍矛盾嗎？列寧在1918年面臨國內戰爭的殘酷形勢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結合現實，進行具體分析，決定建設一支正規化的人民軍隊。

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注意兩個問題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一方法論在具體運用的過程中是有一些實際要求的。離開了這些要求，具體問題就難以準確把握，科學分析就難以實現。

(一)注意特定的歷史條件，在具體歷史範圍內和歷史條件下去把握問題

列寧十分強調具體問題的歷史條件。他在1914年2-5月寫的《論民族自決權》中十分詳細地闡述了這一觀點。這篇文章的第二個標題就是：「歷史的具體的問題提法」。在這裡列寧闡述的主要觀點包括：如果不估計到一個國家的所有這些一般歷史條件和具體國家條件，就根本無法考察這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綱領；要用具體的歷史的方法研究問題，而不是抽象空洞地去談論問題。離開了俄羅斯這個國家的歷史條件以及當時所處的歷史時代的把握，對民族問題的分析就會是抽象的、空洞的，甚至是錯誤的。離開具體歷史條件去談論問題，會帶來幾個誤區：第一，會把問題的邊界和條件抽象化、模糊化，使具體問題成為一種超歷史的問題，從而使問題難以把握；第二，超越歷史條件陷入一種空想，把在未來歷史環境中才能解決的問題拿到現在去解決，會造成政策的扭曲。把握具體問題的歷史條件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第一，把握歷史方位。在不同的歷史方位上才能真正把握問題的本質。比如，在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和發展的歷史方位上，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轉化，必須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歷史方位上進行考察，才能把握其內涵。

第二，把握問題的歷史進程。要清楚一個問題是如何產生的，是如何發展過來的，經歷了哪些階段，只有把握了這些歷史環節，才能弄清楚今天這個問題是怎樣的。例如，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提出，用三十年的時間使中國制度成熟定型；之後，江澤民提出，我們進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使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形成比較成熟、比較定型的制度；胡錦濤在201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它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等構成；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更是極大地完善了這一制度體系，包括黨的領導這一根本領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思想制度以及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一系列重要制度等。

(二)注意去偽存真，注意避免問題失真，抓住真問題

問題失真分三種：一種是基礎信息失真，一種是研究性失真，一種是傳遞失真。

第一，問題的基礎信息失真。由於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複雜，基礎信息的獲得、真實性的甄別越來越困難。有的問題的基礎數據就是虛假的。有些數據是殘缺的，有些數據由於各種原因被扭曲，有些數據沒有被統計過。例如進行對某一個城市或者是某一個地區進行企業主體統計，就存在很多困難，有的企業主體下面分二級、三級公司，有的有四級、五級公司，有的有六級、七級公司，有的甚至是八級、九級公司，進行統計十分不容易。

第二，很多真實的情況被諸多的繁雜的理論觀點所掩蓋。這裡又分兩種情況：第一，有的觀點明顯是錯誤的，但有的學者由於某種政治立場故意進行傳播的。第二，有的觀點沒有真正搞清楚，就被學術界的個別學者以訛傳訛地傳播，使人們認定是無須證明的「公理」。有的學者對於中央的精神不是全面的掌握，而是進行了片面的解讀，導致對中央精神理解出現偏差。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是對我們黨發展歷程與環境的簡要概括，不存在對我們黨的性質的判斷。但有的學者把這樣一個嚴謹的論斷簡單化了，並且認為是性質的轉變，進而提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從革命黨思維轉向執政黨思維。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是不準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同時也是不斷推進偉大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政黨，不能把兩者截然分工，更不能對立起來。因此，對於中央精神，我們要全面正確理解，否則會造成思想上的某種混亂。

第三，問題的信息傳遞和解讀失真。信息傳遞和解讀失真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是很多的：沒有理解信息的真實含義就進行傳遞；傳遞的環節太多，信息不斷被遺漏和扭曲、添加；為了自身利益，放大有利於自己的信息，過濾掉不利於自己的信息。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個說法大家耳熟能詳，但實際上真正做到並不容易。要做到，就要有科學的理論指導，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問題進行正確、深入的分析；就要善於在實際工作中總結經驗，把握規律，力求對問題有透徹的把握。

（作者：辛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員；來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