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內的前一個字是什麼（攘外必先安內臭名昭著後）

2023-09-14 10:30:27 3

1931年9月18日，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憑藉區區1萬餘兵力的日本關東軍，竟成功鯨吞東三省，從此之後，中國工業最為發達、土地最為肥沃的東北三省淪陷日寇之手。

九一八事變

然而，就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作為當時中國名義上最高統治者的蔣介石，卻不顧日寇對中國領土的鯨吞蠶食，仍然堅持圍剿紅軍，這使得蔣介石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變得臭名昭著。

此後，蔣介石對日寇侵略的步步退讓和妥協，則進一步暴露了蔣介石「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嘴臉，也讓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變得更加臭不可聞。

那麼，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何時提出來的呢？

雖然九一八事變讓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臭名昭著，但是，蔣介石提出這一政策的時間卻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不過，倒是依然與日寇侵略有關。

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就已極為囂張，遍布全國的日軍間諜不斷採用軍事或政治手段進行挑釁。這些挑釁有的是日本官方指使的行為，更多的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私自行動。

駐東北的日軍

尤其是在日本經營最久、實力最為雄厚的東北地區，日寇的挑釁更是極為頻繁。例如，1931年時，在中國東北地區就先後爆發過萬寶山慘案和中村慘案。

1936年6月，駐紮東北的日本武裝警察慫恿移民到中國東北的殖民地居民——朝鮮族農民在吉林萬寶山挖掘築壩，截斷中國農民的水源，致使當地中國農民與朝鮮族農民矛盾激化。

成功挑起矛盾後，日本警察則無恥的向中國農民開槍，打死數十名中國農民，使得中朝農民的衝突變得更加激烈。日本則趁機在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鮮半島內大做文章，鼓動仇華排華，使得朝鮮半島及日本境內大量華僑被殺害，中日關係驟然緊張。

而就在日寇鼓動萬寶山慘案的同時，由於一名日寇間諜、當時擔任日本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在潛入中國東北興安嶺地區進行軍事間諜活動時，被東北軍抓獲並處死。

蔣介石

日寇得到這一消息之後立刻捏造了中村事件，隱瞞中村震太郎的間諜行徑，大肆宣傳「日本在滿蒙特殊利益受到中國的侵害」，鼓吹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萬寶山慘案和中村事件都是日寇蓄意釀造挑動事端的行為，日本的接連挑釁使得中國民族危機愈發嚴重，民眾對於日寇的反感也愈發強烈，抗日救亡運動因此日益高漲。

面對這種形勢，正在江西撫州親自指揮「剿共」的蔣介石在前線向南京政府發回電報，不但對日寇的挑釁沒有絲毫反擊指示，反而一再強調：

「發生全國性的排日運動，恐被共產黨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傷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也就是說，面對日寇的瘋狂挑釁中國利益不斷被侵害的局面，面對中國國內抗日情緒高漲的趨勢，蔣介石不但沒有領導大家共同抗日的意思，反而提出「協力抑制排日活動」，準備繼續隱忍，從而方便他「剿共」。

蔣介石

然而，人民群眾對於日寇的仇恨和愛國熱情，顯然不是蔣介石的抑制排日活動所能壓下去的，所以，抗日高潮雖然受到國民黨的打壓，依然如火如荼。

面對這種局勢，十分擔心「剿共」大業受損的蔣介石，在7月23日在此發表了這樣一封電報，電報的名字叫《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電》，在電報中蔣介石說道：

「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氣，而後方能禦侮；完成國家統一，而後乃能攘外。……故不先消滅『共匪』……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這是蔣介石第1次系統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也是「攘外必先安內」見諸文字之始。而且從此之後，蔣介石開始將「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國民黨政府的基本國策。

攘外必先安內，顧名思義就是想要「攘外」，也就是去除外敵，首先需要「安內」，也就是清除國內的對手。而蔣介石在30年代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時，他面臨怎樣的局面呢？

軍閥割據的民國

到20世紀30年代時，當時的中國外部環境延續了清末時期的格局，英、法、美、日等列強仍不斷對中國進行吸髓式的壓榨。不過，當時由於特殊的國際環境，尤其是歐洲局勢的變化，英法意德等西方歐洲列強已經不具備大規模武裝入侵中國的可能，而美國又在大發戰爭財，也沒有武裝入侵中國的興趣。

所以，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外敵，就是與中國毗鄰且野心勃勃最窮列強——日本。日本侵略中國之意，早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的爆發，本就畸形的日本經濟更是每況愈下。在這種情況之下，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本就歇斯底裡的日本，再次決定孤注一擲賭國運——武裝全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

而已經初步完成工業化的日本面對仍處於軍閥混戰割據局面的中國，幾乎擁有壓倒般的優勢。所以，毫不意外的，日寇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外部敵人。

而這一點，也是當時中國軍民的共識。對於擁有中央大義，同時也是中國最強勢力領導者的蔣介石，對此自然更為了解。

蔣介石

那麼，除了日寇這個迫在眉睫的最大外敵之外，在中國國內，蔣介石的對手都有哪些呢？

當時的中國，存在三股最大的軍事力量。除了佔據江浙贛地區，同時擁有中國最強軍事集團的蔣介石之外，國民黨內部還有以廣東軍閥陳濟棠、桂系軍閥李宗仁為代表的國民黨地方軍閥。

這些國民黨內部的地方實力派佔據了中國大部分國土，勢力更是遍布全國。如果算總兵力的話，甚至遠遠超過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之前，佔據中國東北三省的張學良東北軍，其實也是這樣一支有別於蔣介石的軍閥力量。

而且，這股國民黨內部的反蔣實力派，一直擁有著將蔣介石取而代之的野心，他們甚至多次建立反蔣政府。蔣介石對於這些聽調不聽宣的半獨立勢力，自然早已欲除之而後快。

而除了遍布全國的軍閥之外，還有一支力量與國民黨軍閥截然不同的力量，他們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

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的屠刀並沒有嚇倒中國共產黨人，他們開始擦乾血跡，在全國範圍內領導武裝起義，建立紅軍和紅色政權。1933年7月11日，中國共產黨更是在江蘇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這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一支力量。

紅色根據地

而對於蔣介石而言，遍布全國的國民黨各方地方實力派雖然實力不弱，地盤也遠大於他，但是，這些人不過是烏合之眾罷了，以蔣介石高超的手腕和雄厚的財力，蔣介石有足夠的能力和信心將其逐一瓦解，並徹底完成對國民黨的掌握。

所以，對於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蔣介石大多數的手段都是政治為主，軍事為輔。對於蔣介石而言，他的真正心腹大患是曾經與國民黨合作完成北伐戰爭的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工人和農民階層擁有極其強大的影響力，也正是得益於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實力弱小的中國工農紅軍不但沒有被蔣介石剿滅，反而越戰越強，紅色根據地也因此愈發壯大。

這讓蔣介石極為不安。尤其是毗鄰其老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不斷壯大，更讓蔣介石如芒在背。最令蔣介石恐懼的是，他多次調集絕對優勢兵力圍剿紅軍，卻依然不是紅軍的對手。

面對這樣的局面，名義上統一全國的蔣介石面臨三種抉擇，一個是先團結國內各方力量共同抗日，也就是先抗日後剿共，這也是絕大多數中國軍民的共同願望；一種選擇是先剿共後抗日；第三種選擇則是同時抗日和剿共。

蔣介石

第1種選擇最得人心。然而，曾前往日本留學，對於日本頗為了解的蔣介石，卻因此對日寇有了根深蒂固的恐懼。在蔣介石看來，四分五裂的中國面對工業化的日本根本不是對手。對日本恐懼到極點的蔣介石甚至認為，中國如果對日抵抗，三天就會亡國。

1932年1月11日，第2次下野的蔣介石在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發表《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在文章中蔣介石說道：

「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24 小時內侵佔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以絕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咄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

所以，在蔣介石看來，他領導的中國絕不是日寇的對手。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蔣介石對於日本的不斷挑釁和侵略，屢屢選擇退讓妥協。

918事變爆發的第三天，1931 年 9 月 20 日，蔣介石在江西「剿共」前線寫下日記：

「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注意。」

然而，對於日本的恐懼讓蔣介石雖然憤恨，卻只敢在日記中抱怨。所以，先抗日後剿共的選擇，第一時間被蔣介石否掉。

蔣介石對於中央蘇區的第1次圍剿

既然不敢先打日本，自然，兩線作戰，同時抗日和剿共對於蔣介石自然更是天方夜譚。更何況，雖然並非一個多麼優秀的統帥，但是，上過軍校的蔣介石也知道兩線作戰的弊端。所以，第3種選擇自然也不在蔣介石的考慮範圍之內。

因此，雖然這三個選項，但在蔣介石看來，其實只有一個選擇——想要解決日寇侵華問題，就必須「安內」。所以，在1931年11月30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在顧維鈞就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宣誓儀式上，蔣介石發表了這樣的演講：

「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為功。蓋主戰固須求國內之統一，即主和亦非求國內之統一，決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戰，固不能言和；而不能統一，更不能言和與言戰也。」

再一次強調了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而對於這個政策，將介石確實做到了言出必行，從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一直堅持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重拳出擊，其「剿共」意志之堅決，之百折不撓，令人瞠目結舌。

而且，這種堅持即便在日軍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之後，依然沒有絲毫動搖。為了轉移歐美各國對於日寇佔據中國東三省的注意力，1931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製造了武裝事端。

一二八事變

面對日寇的挑釁，面臨上海這一中國最大城市淪陷日寇之手的危險，蔣介石依然在略做抵抗之後選擇妥協。

最終，一二八事變以蔣介石與日寇籤訂《上海停戰協定》宣布告終。協定籤訂後，毫不意外地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怒火。

因為，在這個協定中，蔣介石與日本達成了這樣所謂的三個諒解：第一，中國政府同意取締全國的抗日運動，第二，堅決抗日的第19路軍換防，將其調離上海，第三，中國同意在浦東和蘇州河南部以及龍華對岸之若干地區不駐紮中國軍隊。

蔣介石喪權辱國的《上海停戰協定》籤訂之後，不但全國輿論沸騰，就連國民黨內的許多勢力也紛紛提出質疑。然而，蔣介石卻依然堅持「對日妥協，對內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也許，蔣介石從晚清政府獲得的經驗，因為根據我大清的經驗，內部威脅比列強侵略更危險——列強只是要錢，而共產黨則是要命。

所以，在《上海停戰協定》籤訂後不久，蔣介石再次親自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馬不停蹄的調集數10萬重兵，再次向紅色根據地發動圍剿。

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圍剿

對於自己這一選擇，蔣介石曾在其所著的《蘇俄在中國》中這樣解釋：

……共匪…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 20 萬方裡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所以，蔣介石在進一步發動圍剿的同時，還曾向參與「剿共」的剿匪政治宣傳人員下發了這樣的指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內。

在此之後，蔣介石一直是以極其堅定的態度堅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將絕大部分兵力和兵力、精力和財力用於剿共。自然，面對的日寇的咄咄逼人的威脅，只能一退再退。

全面抗戰爆發之前，蔣介石對於日寇侵略行徑的最大抵抗，就是1933年日本關東軍侵佔熱河越過長城南下時的長城抗戰。

當時，蔣介石曾調派三個師的中央軍協同東北軍及宋哲元29軍在長城對日寇侵略進行抵抗，這就是著名的長城抗戰。

長城抗戰

然而，就在長城抗戰爆發之時，蔣介石用於剿共的兵力卻10倍於長城抗戰的兵力。當時，蔣介石僅用於對中央蘇區第5次圍剿的兵力就高達50餘萬。

對此，蔣介石在4月7日對參加剿共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公然聲稱：

「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卻沒有多大關係。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

也正是這樣的態度，在此後對日寇的侵略，蔣介石一直沒有做多大抵抗，而且還不許別人抵抗，甚至竭力阻撓分化和肢解抗日部隊。

例如，1932年，曾在上海奮起抵抗日寇侵略的第19路軍被撤離上海，並最終被解散。1933年，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長曾收復多片失地，給予日寇沉重打擊，而蔣介石卻取締察哈爾民眾同盟軍。甚至公然調集重兵圍剿民眾同盟軍，同盟軍將領吉鴻昌也被蔣介石殘忍傷害。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

至於對於民眾抗日愛國運動，蔣介石更是公然採用特務等方式進行暗中摧殘鎮壓。

可以說，當時的蔣介石對於「攘外必先安內」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日寇的侵略根本不重要，中華民族面臨的民族危機也不重要，完成他的「剿共」大業才是第1位的。

也正是因為蔣介石走火入魔般的對外卑躬屈膝，對內瘋狂剿共，使得蔣介石越來越受到中國人民的反對。而這種反對，甚至已經遍及蔣介石國民黨內部。

當時，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不僅僅有中國共產黨和民眾，即便國民黨內對於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也是十分反對的。而這種反對，隨著蔣介石的固執己見和民族危機的愈發緊張而達到高潮。

這種頂峰則是1936年爆發的西安事變。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終于震驚的發現，如果再不順應民意，順應全國絕大多數人民要求抗日的主張，他不但將徹底失去民眾的支持，而且即便倚之為根本的軍隊，也將眾叛親離。

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

所以，才有了西安事變後的國共第2次合作，才有了10年內戰結束，才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成立，才有了艱苦卓絕8年抗戰的勝利，也才有了「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的最終破產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