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三線建設感人事跡（攀枝花建設的由來和發展）
2023-10-16 09:48:33 3
攀枝花建設的由來和發展
高揚文
攀枝花鋼鐵公司是我國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大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現在以這個公司為主體形成起來的攀枝花市，正像矗立在山野中、大路旁的攀枝花樹上的英雄花，放出耀眼的光彩，與鋼花匯合在一起，映紅了金沙江，映紅了山崗，映紅了我國西南天空的一角。
攀枝花建設、生產、科研的成就，是攀枝花人的驕傲，是四川、雲南人民的驕傲，也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它的光輝業績已超越國界，引起外國友人的重視。
我正苦思用什麼字眼來概括攀枝花的新形象，忽然想起1973年我在攀枝花一次講話中曾用「畫龍點睛」的故事，把攀枝花鋼鐵廠比作一條龍，希望這條龍能很快騰飛。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攀枝花已成為一條金光閃閃的金龍，從金沙江邊騰飛起來。我生在舊社會，孩童時每逢除夕夜晚，家家戶戶都在街上焚香燒紙，然後脫下衣裳向空中扑打，希望能打著一條「錢龍」，撒下一串串「大洋」（銀幣）。這當然是窮人家孩子的迷信，聊以自慰。現在攀枝花這條龍，確實是一條「錢龍」，每時每刻都在撒下「大洋」；昔日窮鄉僻壤中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老百姓，很多人都富裕起來了，過著幸福的生活。
我有幸曾為攀枝花的開發建設貢獻過一點力量，並多次到過這塊神奇而富饒的地方。1958年，我曾參與開發攀枝花的前期準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年代，我戴著「監督勞動，繼續審查」的帽子，又於1973年被派到攀枝花蹲點攻工藝技術關，研究新流程，與在現場的同志們勁使在一起、汗流在一起。1977年到1979年，我又多次參與攀鋼二期建設規劃和二基地選址。我也曾因參與攀枝花的生產、建設，挨過「四人幫」和冶金工業部機關造反派頭頭的批判。在挨批判時，儘管口號喊得很響，汙水潑得很多，但我沒有感到難過、委屈，反而感到自豪。我蔑視那一夥，沒有向他們低頭。雖然我沒有參加攀枝花建設的全過程，但我自認為還是比較了解攀枝花的山山水水，了解攀枝花的廠礦、車間，了解攀枝花人的豪氣的。我深知攀枝花的每一項成就都是憑雄心和智慧、靠流著血汗徵服窮山、惡水創造出來的。新中國的英雄兒女們建成的現代化工廠、礦山，蓋起的高樓大廈，使攀枝花成為一個機器轟嗚聲和樂池歌聲交融在一起的生機勃勃、日新月異的奇妙勝地。想想過去，看看現在，一切的一切都是多麼來之不易啊！這裡創業的艱辛，在世界上確實是少有的！
攀枝花基地第一次上馬
在1958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冶金工業部王鶴壽部長向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寫了兩個報告，其中一個是《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否設想更快一些》。報告的最後提到在「二五」計劃後期，分期分批建設甘肅酒泉、四川攀枝花、湖北長陽、廣東韶關幾個較大的和中等的鋼鐵廠。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從此把攀枝花建設列入了議事日程。
1958年7月，全國大辦鋼鐵開始進入高潮，我到四川成都開西南鋼鐵規劃會議，西南協作區負責人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楊超，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都參加了。當時已了解到地質部的勘探隊從50年代中期開始，根據40年代地質專家調查的資料，在北自四川西昌，南至川滇邊界的金沙江岸，長達200公裡的安寧河谷兩岸，發現幾處大鐵礦，主要有鹽邊的攀枝花礦（這是地質隊所在地的村名，攀枝花樹學名木棉樹）、西昌的太和礦、米易的白馬礦，儲量很大，都可露天開採。附近還發現儲量不小的煤礦。為進一步了解情況，會後，李井泉、廖志高、楊超同志和我，坐飛機到西昌，在西昌到會理一帶考察了一番。當時正是雨季，到攀枝花的路不好走，沒能去到現場。當時這一帶經濟十分落後，西昌城連一個小機械廠都沒有，老百姓生活也很貧苦。李井泉同志很感慨地說，沒想到解放這麼多年，老百姓仍然衣不蔽體。於是我們下決心開發這裡的鐵礦，建設鋼鐵廠和其他工業項目，以發展這裡的經濟。當即決定成立西昌建設委員會和西昌鋼鐵公司，由楊超同志兼任西昌建委主任。我聽取了地質隊的匯報，進一步了解到這裡的鐵礦是含釩鈦的磁鐵礦，由於含鈦很高，是否能冶煉出鐵來，尚是未知數，必須進行試驗。因此，建議先在西昌建一個小鋼鐵廠進行試驗。同時還初步選擇了離太和礦很近的西昌飛機場作為將來西昌鋼鐵公司的廠址，開始了攀枝花建設的前期準備工作。可是到了1962年，因為調整，資金困難，準備工作停止，西昌鋼鐵公司下馬，試驗廠也下了馬。這是第一階段。
荒山野嶺起宏圖
三線建設的重點項目
從1964年到70年代中期，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一個三線建設的高潮。毛澤東主席親自把中國大地劃分成一線、二線、三線，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性措施，是從準備打仗的需要考慮的。大西南是三線。那時我國面臨的現實是處於一個大環形包圍中。毛主席時時考慮怎樣對付敵人的入侵。他設想一旦戰爭打起來，沿海地區可能被敵人破壞或佔領，我們必須有一個有經濟實力的後方作為基地打贏這場戰爭，保衛國家的獨立。三線建設的戰略構想和部署，是得到全國各族人民擁護的。1964年，我國國民經濟調整已取得很大成績，「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已基本克服。毛主席提出三線建設，首先從恢復在西南停建的鋼鐵、軍工企業、鐵路的建設入手。1964年5月，他就明確指出：「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又說：「我們的工業建設，要有縱深配置，把攀枝花鋼鐵廠建起來。建不起來，我睡不好覺。」批評「為什麼成昆鐵路停修了？」當大家聽到毛主席說：「你們再不安排，我要騎著毛驢下西昌」時，李富春、薄一波立即組織中央工業各部開會，研究方案，布置三線建設工作。鋼鐵工業是重點之一，冶金部迅速調集人馬，開到西南、西北。因地理關係，三線建設重點在西南，兼顧西北。冶金部在西南、西北各設了一個領導小組。西南小組由徐馳、李非平、李超、韓清泉等同志負責。我當時在白銀廠有色金屬公司蹲點，兼任西北小組組長，副組長是劉學新同志。兩個小組都緊張地運轉。不到10年時間，西南、西北都建成幾十個工廠、礦山，現在都成了冶金工業的骨幹企業。
攀枝花的建設，首先由國家計委副主任程子華負責，他率領中央各有關部門到西南規劃三線建設，重點是攀枝花鋼鐵廠、六盤水煤礦和成昆鐵路的建設，通稱「兩點一線」建設。冶金部派徐馳率工作組前去參加選擇攀枝花鋼鐵廠廠址。經過對樂山、西昌、攀枝花地區的比較，認為攀枝花礦儲量大、蘊藏豐富的主焦煤的寶鼎煤礦就在鐵礦附近，地震烈度比西昌小，從水量豐沛的金沙江取水十分方便，實在是一個建鋼鐵廠的好地方。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先後親臨現場考察、研究，批准在弄弄坪建廠的方案，並報黨中央、毛主席，獲得最後批准。於是，一場科研、設計、建設的大戰迅速展開。
在渡口建設總指揮部招待所（現13棟），徐馳向鄧小平匯報攀鋼和渡口建設計劃（左起：徐馳、鄧小平、王瑞林、李井泉、呂正操、李開信、餘秋裡、王力、谷牧、程子華、孫勇等）
1965年12月1日晚，鄧小平在大渡口招待所會議室再次聽取徐馳介紹攀枝花礦山建設情況（右一：徐馳，右二：設計室主任王琳，右三：谷牧）
攀枝花能不能建設，首先取決於能不能在普通高爐中把含二氧化鈦高達13—14%的釩鈦鐵精礦煉出鐵來。按常規冶煉方法，鈦在爐內使鐵水變稠，渣和鐵不分，流不出鐵水來。不突破這個難關，是談不到建設鋼鐵廠的。於是，一個以周傳典為首的，攻克釩鈦磁鐵礦冶煉關的技術專家組成立起來，要在1年之內解決這個世界上還沒人能解決的冶煉技術難關。先在承德鋼鐵廠100立方米高爐進行模擬試驗，突破了難關；接著在西昌試驗廠28立米小高爐上用攀枝花礦做驗證試驗，又在首鋼516立方米大高爐上做生產性試驗，最後得出一套完整的工藝流程，宣告攀枝花鋼鐵廠可以開建了。試驗成功，到處一片歡騰，極大地促進了西南三線建設。
釩鈦磁鐵礦冶煉成功
金沙江在攀枝花弄弄坪山坡的上方轉了一個小彎，然後在弄弄坪的下方又轉了一個小彎，奔流而下。這左一轉右一轉，使得弄弄坪象個彌勒佛的肚子坐在金沙江邊。江的南岸原屬雲南省，為了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把沿江一片土地劃給了四川，建立了渡口市（1987年1月，經國務院批准，渡口市更名為攀枝花市）。弄弄坪上部較陡，無法利用，下部坡度較緩，設計人員就在下部約2.5平方公裡高低不平的坡地上，布置了一個年產150萬噸鋼的鋼鐵企業。近年，攀枝花搞二期建設，又在這上面增加100萬噸鋼。這在中外教科書上都是找不到先例的，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1965年的弄弄坪（攀鋼所在地）
2020年的弄弄坪
攀枝花大規模建設期間正是「文革」動亂年代，我就一點情況也無法了解了。1972年11月，我被派到攀鋼蹲點，解決那裡不能正常生產的問題。我到的時候，攀鋼已有兩座1000立方米的高爐投產，第三座正準備興建。煉鋼廠安裝了3臺120噸轉爐，裝有3臺6000立方米制氧機的氧氣站也有2臺正式投產。大高爐我見過，但大轉爐、大制氧機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初軋機和焦化廠已經投產，大型軋機正在建設。我登上蘭家火山礦場，看到礦石源源不斷通過溜井溜到山下，裝上火車送到選礦廠。這個選礦廠是全國最大的，年處理能力為1350萬噸礦石，大部分已經建成。還有一個年產700萬噸礦石的朱家包包礦山正在建設。我從電影資料片中看到，1971年5月21日曾使用萬噸炸藥實行大爆破、鬆動巖石1140萬立方米的壯麵景象。這種相當於4.4級地震的大爆破，超過1956年甘肅白銀廠礦山的大爆破，實在是驚心動魄！我還到距廠區不遠的石灰石礦和耐火粘土礦去考察，那裡正在一面生產，一面建設。煤礦和火電廠也建成相應規模，城市的服務設施也初具規模。
1971年5月21日， 十九冶組織實施朱家包包鐵礦獅子山萬噸級大爆破成功。這次露天爆破，共裝炸藥10162.2噸，爆破土石1140萬立方米
我被攀枝花建設的巨大成就深深地打動了。就是在風平浪靜的年月裡，七八年的功夫，在一個大山溝裡，建成如此規模的大工程，也是偉大的業績。更何況它還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年代、特殊的條件下完成的，這就更加感人，更值得欽佩了。
所謂特殊的歷史年代，是指1966年到1972年攀枝花建設的高潮時期，也正是我國的大動亂時期。連續不斷的武鬥，把全國搞得一團糟，許多工廠停產，許多工地停工，而攀枝花卻硬是挺過來了。一座連一座的工廠、礦山在這「動亂」中矗立起來了。所謂特殊條件，不只是指高溫炎熱、暴雨山洪、一片荒山野嶺的自然條件，還指在遠離成都740公裡，距昆明350公裡，鐵路未通的情況下，硬是用汽車經山高谷深的崎嶇公路，把幾萬人的給養和成百萬噸的建築材料和大型設備、器件運到這個狹窄的山溝裡。想到這裡，我不禁從內心發出讚嘆：偉大的建設者們，你們曾克服多少難以想像的困難，你們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不愧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在攀枝花一次又一次地向群眾所講的話，都表達了我的這種心情。
依靠科技
使攀枝花基地儘快地發揮更大作用
攀枝花建設工程是偉大的，但投產初期卻不能正常生產。我們到煉鋼廠鑄錠車間，一眼就看到幾十個約100噸重的大鐵砣子，象一排大菩薩塑像排列在那裡；一臺轉爐因大軸斷裂已經殘廢了，另一臺轉爐因不能正常抽風、送氧，只能「三天打漁，兩天曬網」。脫錠吊車也有毛病，脫不出錠來。兩座可各裝1300噸鐵水的混鐵爐不敢裝鐵水，怕鐵水凝固在裡面，結果不是煉鐵影響煉鋼，就是煉鋼影響煉鐵。煉鐵廠裡，渣口經常燒壞，渣缸冒泡溢出渣液燒壞或凝住鐵道，出不了渣，被迫經常休風。煉焦廠的堆取煤機經常發生故障，也影響正常生產。在礦山，100噸翻鬥車經常脫軌翻車，汽車修理也跟不上，影響剝離和出礦。正因為有這樣成堆的問題，到1972年底只生產了4萬噸鋼，為計劃產量的1/10。1971年，渡口市和攀鋼有的領導同志到國務院匯報，建議把攀鋼作為一個大試驗廠，其調子是低沉的。
為建鋼城運輸忙
我和李非平同志經過考察，進行分析，認為這些生產上的難關並不是致命的，只要組織技術力量攻關是可以解決的。於是我們向市委建議召集一次會議，研究、部署技術攻關。在會上我們強調：相信我們的技術人員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並宣布了技術攻關的目標。當時我心裡明白，我沒有搞大型轉爐氧氣煉鋼的經驗，也沒有參加過用釩鈦磁鐵礦石煉鐵的試驗，只靠我和李非平等少數幾個人，要想攻下工藝、設備關是不可能的。攀鋼公司有大量技術人員和老工人可作為攻關的主力，但他們為現場生產問題所困擾，沒有更多時間研究技術問題。於是，我們就從全國各地調集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前來攻關。好在那時有本事的技術人員大多數都「靠邊站」，只要單位願放，他們也願意來。首先來的是周傳典同志，接著餘景生同志也來了，他是煉鋼專家，對轉爐煉鋼有經驗。他倆人更熟悉哪些人有能力解決攀鋼的問題，便提名一個個地找來了：北京鋼鐵學院老教授、煉鋼專家林宗彩帶著有經驗的周榮章副教授來了，煉鋼專家王國忱也來了；我們又把對制氧機有經驗的魏榮林同志、對機械有經驗的東北工學院教授徐灝請來了；一封電報又把鞍山焦化耐火設計院周宣城同志也請來了。當然也有請而不來的。重慶鋼鐵設計院是設計攀鋼的總包設計院，有一個隊駐在攀鋼，自然也就成了我們攻關的主要力量之一。他們又紛紛推薦，先後又來了100多人。他們與攀鋼現場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合在一起，組成煉鋼、煉鐵、燒結、設備、自動化5個攻關小組。攻關組把大營扎在十九冶金建設公司一個地處半山腰的招待所裡，居高臨下，可看到煉鐵廠、煉鋼廠的煙囪冒不冒煙，聽到機器響不響，就知道廠子生產沒生產；到生產現場也很方便。
5個攻關小組擔負著幾十個設備和工藝技術攻關項目，重點抓煉鋼和煉鐵。煉鋼組長是餘景生，煉鐵組長是周傳典。我們選擇首先攻混鐵爐裝鐵水這一關。如果解決不了這個難題，其他方面攻得再好，攀枝花仍然生產不出多少鋼來。為什麼不敢裝鐵水？從上到下都說：含釩鈦的鐵水很容易凝固，原先在首鋼試驗時就凍在混鐵爐裡了，為此冶金部軍代表下令停止試驗。所以，在攀鋼大家均害怕發生1300噸鐵水凍結在混鐵爐內的大事故；部裡軍代表來了幾次，也說不能裝鐵水，這個責任誰也承擔不起，因此只能眼看著煉鋼不能正常生產而束手無策。
為找出問題癥結，我們先進行調查研究，試驗資料確實有關於凍結的記載，誰也不敢提裝鐵水的意見。看來攻關組必須下決心冒這個風險了。
我們制訂了裝鐵水的試驗方案，討論方案時，參加過首鋼試驗的陳亮提出：在首鋼試驗時，開始鐵水並沒有凍，後來因煤氣停了4天，鐵水才凍結在爐內的。他還把當時的試驗記錄給我們看，還說他曾如實報告了冶金部軍代表，但仍遭到下令停試的厄運。我當場並在以後的多次會議上感謝陳亮同志的勇氣。要知道，那時知識分子還是「臭老九」，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地在過日子。他敢於如實反映情況，實事求是地提出問題，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馬虎，我們還是精心組織試驗。為解除試驗人員的顧慮，我說，大家不要怕失敗，萬一鐵水凍在爐內，我們「開腸破肚」把鐵塊炸開，這個後果由我負責。這時，雖聽到一些風言風語，但並未動搖我們的決心。
試驗開始了，混鐵爐工段的工人、技術人員高興極了，他們早就盼望這一天。但也有的同志害怕負責，不敢到現場，那也由他去吧。我們將爐內溫度先控制高一些，精心操作，晝夜觀察，3天之內並沒有凝固現象，然後又把溫度降低一些，繼續觀察，最後找出合適溫度，既保持了鐵水的流動性，又不損害爐壁，試驗成功了。
這次攻關的成功，鼓舞了大家攻關的信心。接著，在一機部設備製造廠家協助下，攻克了制氧機和轉爐抽風機的液力耦合器，找出了轉爐大軸斷裂的原因，攻克了350噸脫錠吊不好使的問題等等。
煉鋼廠解決了這些主要設備工藝問題後，生產逐漸正常，可以保持「二吹一」，另一個轉爐換上新大軸後也投入了生產。1973年生產了40多萬噸鋼，比1972年增加了10倍。
攻克高爐冶煉關是一場硬仗。投產初期，攀鋼的高爐生產比較順利，那是因為使用瀘沽鐵礦的富礦石比例較高。後來兩座高爐投產，富礦比例減少，用釩鈦鐵精礦的比例增加，高爐冶煉就發生了困難。經過到現場觀察，翻閱全部操作記錄，周傳典發現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原來，所有在現場操作的爐長、工長，都沒有參加過釩鈦磁鐵礦的冶煉試驗，雖有按試驗結果制訂的操作規程，他們仍習慣於按冶煉普通鐵礦石的方法去操作，結果造成冶煉的一系列困難。攻關組重申冶煉釩鈦磁鐵礦的工藝操作規程，並由攻關組包一個爐子作示範。周傳典成了爐長，包爐期限為1個月。在嚴格按試驗方法操作後，爐子順行，渣口損失減少，利用係數保持0.8左右，有時提高到1。這是最有說服力的。兩個爐子都嚴格按此辦理，1973年產鐵82萬噸，比1972年增加26萬噸。高爐攻關告捷，同時還攻克了堆取煤機存在的問題，以後製造的第二臺堆取煤機性能很好。
攀枝花鐵礦石中共生有釩。釩是貴重的金屬，是冶煉合金鋼的主要元素之一。我國只有承德鋼鐵廠、馬鞍山鋼鐵公司生產一些釩渣，不敷應用，急需攀鋼拿出釩渣來。冶金部要求攀鋼年產3萬噸釩渣，供應鐵合金廠提釩，煉出釩鐵，攀鋼原設計用轉爐吹釩渣，因煉鋼還不正常，沒有用轉爐生產釩渣。攀鋼和鋼鐵研究院、鋼鐵學院的科技人員、老工人借鑑包鋼霧化提鈮的經驗，在自己建的試驗爐上用霧化吹釩的方法生產了一些釩渣。對於兩種提釩方法，人們有不同看法，攻關組主張對兩種方法都做試驗。霧化法已積累相當多的數據，於是又開始聯合法的試驗，效果也很好，回收率、質量略優於霧化法。試驗一個階段後，我反覆聽取了雙方意見，權衡了兩種方法的利弊，最後主張採用霧化法提釩。我的理由有二：一是聯合法要佔用一個轉爐的煉鋼能力，為達到二期250萬噸鋼的生產水平，必須再建投資較大的轉爐；而霧化法則不建轉爐即可達到，等於解放了煉鋼廠的能力。二是霧化法雖然提釩的效益不及聯合法，那是試驗裝置簡陋，如果建成正規的霧化爐，把壓縮空氣改為氧氣，效益會大大提高。攻關組決定建設正規的霧化提釩車間，渡口市委和攀鋼黨委都投了贊成票。1979年，我看到新的提釩車間生產很好，釩渣產量隨著鐵水的增加，已達到很高水平。
在緊張的攻關戰鬥中，攻關組並沒有忘記和放鬆思想政治工作。我們深知要建設好攀枝花，第一，必須使廣大職工安心在這個炎熱的山溝裡住下來，進行長期的鬥爭；第二，必須把全體職工，包括後進職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在攀枝花親眼看到建設的偉大成就，又聽到介紹當年建設者們是如何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以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克服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的事跡。我認為，這是攀枝花的一筆極為豐富的精神財富，應該發揚光大，為後來攀枝花的同志所繼承。
基於這種考慮，我向市委和攀鋼黨委建議，召開一個宣傳工作大會（後來和勘察設計會議同時召開），請白良玉同志做攀枝花基地建設的報告，我也做了要為攀枝花建設的好傳統、好經驗寫書和為英雄寫傳的報告。我們還請在攻關過程中湧現的先進典型在小會上介紹自己的思想、學習、工作經驗，以及落實幫助後進青年的做法。後來，一些後進青年也自動上臺說自己的思想、工作轉變。以後我們將這種好典型組織在各廠礦宣講，產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四川省冶金局還邀請宣講團到各冶金企業進行宣講。這些生動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廣大職工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攀枝花人的精神振奮起來了，生產、建設熱火朝天，一些原來不想遷家的職工，也紛紛把家遷到攀枝花，作長期打算。在「文化大革命」動亂的年代，出現這樣既安定團結又生動活潑的局面，在全國各地是少有的。可惜我提議寫先進職工事跡的《攀枝花英雄譜》第一集，一切準備就緒，因我第二次被揪鬥，成為了「黑書」，未能出版。
組織綜合利用科技攻關
在攻關過程中，我了解了攀鋼全部生產流程，發現渣中鐵含量高，釩的回收率不高，而鈦全未回收利用，鈦一半進入尾砂，當時排入金沙江；另一半在鐵精礦中，不但在高爐內搗亂，還使爐渣不能當水泥摻和料用。總之，現有的高爐流程，雖然獲得冶煉釩鈦磁鐵礦突破性的成就，但對鐵、釩、鈦的回收還是不理想，需要完善、提高現流程，或者另闢蹊徑。正當我考慮如何充分回收利用釩、鈦的時候，東北工學院煉鐵教授李殷泰在羅馬尼亞參加了「鐵礦直接還原」國際學術會議回來，他向我介紹了會議內容。我聽後更增加了這方面知識，就把探索回收釩、鈦和直接還原法聯繫起來，考慮用這個新流程，更好地回收利用釩、鈦的問題。同李非平、周傳典、餘景生等同志和攀枝花鋼鐵研究院（前身是西南鋼鐵研究院）專家們商討後，都認為這是應當研究的課題。研究這個新流程，也不是只為處理攀枝花釩鈦磁鐵礦，我還考慮到長江以南，特別是華中、華南、西南的鐵礦資源比較豐富，水力資源更為豐富，而焦煤資源卻是缺少的，如果直接還原法能成功，在長江以南利用豐富的水電資源，建一批採用直接還原法的鋼鐵生產企業，對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這項研究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既要研究鐵礦的直接還原，還要研究回收釩、鈦的新工藝，又要研究回收的大量二氧化鈦粗製品如何加工成各種鈦產品。於是我向當時冶金部的領導建議，開一個「鋼鐵冶煉新流程」會議。我意識到由我主持召開的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不會被批准，因而把開會的目的限制在為攀枝花鋼鐵二基地做準備工作上，以爭取批准。開始他們同意了，但限定參加的單位少些。會議定於1973年7月25日在攀枝花召開，並徵得四川省的同意。不料在臨近會期的7月17日，冶金部突然通知會議延期，既沒有說明延期的原因，又未說明延至何時，顯然是要取消這次會議。參加會議的單位對無限期延期非常不滿，有的向冶金部寫信提出意見；我又親自回北京匯報，終於爭得在10月15日召開會議。原來通知只有30多個單位參加，經過這一折騰，許多科研單位紛紛要求參加，又增加了10多個單位，參加會議的代表達200多人，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科研會議。這出乎我的意料。
會議由冶金部科技辦公室主任孫鴻儒主持，開得非常成功。我也在會上講了幾次話。會上各研究單位交流了過去試驗研究的成果和經驗，議定了幾十個科研項目。會議把每一個大項、小項的研究任務，分別落實到各個研究單位，有的幾個單位合作，便確定了主研單位，並規定了研究進度。參加會議的代表愉快地接受了任務。
這是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綜合利用第一次全國性會議。在會後不久我「二進宮」後，由於這次會議是由我倡導、爭取、組織的，故遭到批判，把會議確定的研究項目打成「黑項目」，停止撥發研究經費，但絕大多數單位並未因此完全停止試驗工作。值得高興的是，粉碎「四人幫」後，方毅同志將攀枝花資源綜合利用作為國家科研重點，親自組織領導這項工作，連續10年，堅持不懈，取得重大勝利。我有幸1978年又主持了一次這樣的科研會議，會後向來攀枝花視察工作的方毅同志做了匯報；1979年還參加了方毅同志主持的會議。這幾次會上與第一次會議晝夜在一起研究課題的學者、專家、科技人員又見面了，大家相視而笑，慶祝新的勝利，並對我的報告報以熱烈掌聲。過去一切不愉快的情緒，隨著研究工作的重新恢復而煙消雲散，只可惜整個科研工作被耽誤了好幾年。
當我結束這篇回憶時，我再次向過去和現在為攀枝花工業基地建設發展、生產和科學研究作出貢獻的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為攀枝花獻出寶貴生命的同志們深深地鞠上一躬，以示深切的悼念。
（此文摘自1990年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金色的攀枝花》一書）
來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高揚文（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
供稿/供圖：攀枝花市地方志編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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