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最後離開巴勒斯坦（訪談巴勒斯坦學者巴希爾）

2023-10-16 18:20:37 2

訪談/張淼

對反猶主義與大屠殺（Holocaust）的檢討，是西方文明在二戰後反思極權主義的重要支點，在之後數十年內深刻影響了全球的流行文化、公共討論與學術研究。大屠殺成為歐洲的黑暗遺產與道德包袱、進而成為以色列的政治和輿論資本，以至於西方社會始終在大屠殺陰影下理解與處理巴以問題；與此同時，由於大屠殺受害者的悲情敘事為猶太人壟斷，無論是巴以問題起源於歐美國家犧牲巴勒斯坦人民權利來補償猶太人這一基本事實，還是以色列的種族主義措施，都被國際社會長期無視與合理化。在浩如煙海的大屠殺研究中，儘管「浩劫」（Nakba，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5月15日，超過70萬巴勒斯坦人被趕出世代生活的家園，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裔將這一天視為巴勒斯坦人的「浩劫日」）與大屠殺來自相似的種族主義迷思，大屠殺與浩劫卻鮮少被並列比較。

巴勒斯坦政治學學者巴希爾（Bashir Bashir），目前任教於以色列公開大學

巴希爾（Bashir Bashir）是一位巴勒斯坦政治學學者， 2006年在英國倫敦政經取得政治學博士並重返故土後，發現故土已不再熟悉，理論無法回應殘酷的現實，而即便是書齋之中的研究，也面臨各種形態的出版阻力。2018年，巴希爾編纂的《大屠殺與浩劫：創傷與歷史的新語法》（The Holocaust and the Nakba: A New Grammar of Trauma and History）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發行。這本合集嘗試將大屠殺與浩劫並置，尋求一種為巴以雙方所共享、能接納各自災難敘事的新的歷史語法，以平等雙民族主義（egalitarian bi-nationalism）作為巴以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們通過視頻採訪了巴希爾教授，巴希爾在訪談中指出，儘管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暫告段落、政壇也即將迎來變動（以色列極右政治人物納夫塔利·貝內特主導的執政聯盟即將取代控制以色列12年的內塔尼亞胡政府），但淡出國際新聞頭條不意味著暴力的終結。只要巴以的不對等處境不被正視，種族隔離的陰霾就仍在持續生產新的創傷。試圖通過「經濟和平」、發展戰略來思考問題，不會為巴勒斯坦問題提供答案，這是一種有缺陷的去政治化的殖民眼光。與此同時，猶太人尋找身份時不應陷於部落主義、而巴勒斯坦人也應跳出狹窄的國家框架思考民族主義。在巴以分治的兩國方案逐步破產的當下，人們需要替代性的新話語，在巴以各自的政治格局與歷史脈絡中、也在新的國際話語張力中，尋找可能的答案也尋找自身的位置。

以下是訪談記錄。

「大屠殺」敘事的泛濫與「浩劫」的失語：

為歐洲排猶付出代價的是巴勒斯坦

澎湃新聞：能否介紹一下你這些年工作的項目，為什麼致力於將猶太大屠殺（Holocaust）與巴勒斯坦「浩劫」（Nakba）放在一起討論？

巴希爾：猶太大屠殺（Holocaust）被放進（西方社會）幾乎所有社會科學中去檢驗，從電影、攝影、性別到其他，甚至整個戲劇產業都建立在大屠殺的歷史之上。然而，有一個領域，大屠殺從未被檢驗與探索。毫無疑問，那就是巴勒斯坦的語境。這是異乎尋常的。當你搜索大屠殺，你會被從藥物到種族研究的文獻淹沒；但當問題來到巴勒斯坦，這仿佛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割裂宇宙。構建這些現象中深刻的歷史聯繫就是我和Amos介入研究的入口：為什麼人們會意識到納粹暴行是駭人聽聞激進的、令人作嘔的、殺人的，而浩劫則遠遠未被聆聽，無論從規模還是範圍來說。

這是一種令人震撼的不對稱。而另一種令人震撼的不對稱則是，巴勒斯坦人與大屠殺仿佛毫無關聯。現在大屠殺是一件歐洲的事，用於回答你們歐洲的問題，所有的幹預（指用在巴勒斯坦土地支持以色列建國來補償猶太人）都是你們歐洲的事，而事實上我們從未交出耶路撒冷，為此我們甚至有過一個（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聯盟。巴以這個國家的問題懸在布達佩斯、在維也納，它甚至沒被看作一個東方的問題。

Amos（《大屠殺與浩劫》另一位編纂者）和我的研究建立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既有傳統之上，它既出現在巴勒斯坦的研究中，也出現在猶太人的研究中。過去曾有人將大屠殺與浩劫放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具體語境中思考並不是什麼突發新聞。曾經獲得以色列的文學與詩歌獎項的阿沃特·耶蘇倫（Avot Yeshurun）說：「歐洲土地上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就是以色列土地上針對阿拉伯人的大屠殺。它們相互直視。」

《大屠殺與浩劫：創傷與歷史的新語法》書封

如果我們這本書有任何新鮮之處，我認為新鮮之處是關於如何打破猶太大屠殺的禁忌。是時候打破這種禁忌了。我認為難以置信的是，大屠殺在幾乎所有社會科學中被檢驗、探索、關聯，而浩劫，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的廢墟、血肉和身體上的浩劫，通過極具侵略性且持續的技術所組織的浩劫，卻從未與大屠殺關聯到一起。我認為這很瘋狂。很明顯許多事都很瘋狂：為歐洲基督徒的排猶付出代價的是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政界還在濫用大屠殺敘事。

我並非天真到暗示一切都只是因為大屠殺而出現。大屠殺之前就已經有錫安主義（Zionism，又譯作「猶太復國主義」），這是一種持續的意識形態。但你不能脫離大屠殺、脫離以色列的建立和定居來思考歷史的發展——錫安主義在1930年代末期還只是歐洲少數群體不重要的政治運動。這個研究項目是一次廣泛的介入，它主張我們將大屠殺（Holocaust）與浩劫（Nakba）關聯起來理解，而我們遠沒有鄭重對待這種聯繫。

中東與歐洲是不可分割的。在這一語境下，Amos和我更傾向於反殖民的故事，而非某類現代性的故事，而非大屠殺只是一個事故、只是進步歐洲啟蒙智慧的例外。人們討論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問題時，總好像猶太人70年多前是在現在他們所在的國家被關進集中營的。這是知識分子們最大的歷史手套。猶太人的問題並非不存在，猶太人的問題當然存在。但將猶太人重塑為白人，而去閃米特（de-semitise）的方式是將他們送入叢林、送到全是穆斯林的中東，這種閱讀歷史的方式顯然存在問題。

澎湃新聞：你最早是如何對這個領域產生興趣的？

巴希爾：我的研究和我的興趣大多集中在理論性的抽象問題。我在倫敦政經做的博士論文關於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這是當時最流行的學術概念。我在論文中也提到了巴勒斯坦，但只是理論性地提到。回到以色列後，這個國家提醒了我現實有多殘酷，提醒了我殖民政策和控制技術如何粉碎式地改變了耶路撒冷地區的現實。我真的無法只是處理那種抽象程度的政治問題了。對我來說，政治理論亟需被應用到巴勒斯坦的語境，而這種聯繫能提醒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處境。

畢竟，巴勒斯坦的問題涉及到許多重要主題，它們是理解許多不同國家的政治的核心，包括現代性、定居殖民、身份政治等等。回到家鄉後，我體驗到某種直接的危機。我很難一直處理與現實、與巴勒斯坦的具體語境沒有直接關聯或緊迫關聯的抽象概念。因此，我開始將理論應用到巴勒斯坦。這並不意味我放棄了理論研究，只不過我開始對巴勒斯坦更感興趣、對巴勒斯坦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理論更感興趣。

澎湃新聞：你因為從巴勒斯坦角度做研究而遭遇過審查嗎？《大屠殺與浩劫》的發行過程是否遇到什麼麻煩與爭議？

巴希爾：《大屠殺與浩劫》的項目在初期面臨過嚴峻的挑戰，人們認為它非常挑釁和有爭議。這本書有過一個希伯來文版本。出版英文版時，我們面對的是嚴重的猶豫。一些看門人——讓我們姑且管他們叫知識和研究界的看門人——認為保護這個領域不被曝光是他們的職責。我說這話顯然有點憤世嫉俗；但一定程度上，的確存在想要管控我們的思想和研究、或將它轉到其他方向的許多嘗試。

消化我們在論文中提出的問題並不容易。曾經有英文期刊對這篇論文的早期版本感興趣，但由於擔心會被猶太人誤會或引發爭議而不了了之。很幸運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種族滅絕研究期刊》）對我們產生了興趣，但即便是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也在拿到論文後邀請了5位審稿人——這類學術文章通常只需要2到3個審稿人。我們根據意見作出修改後，他們又邀請了另外5位審稿人提供建議。最終，大多數參與其中的人認為這篇文章具有價值並同意刊登。論文刊登後被下載了超過2000次。

接納「浩劫」敘事是錫安主義取得正當性的唯一方式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及，「浩劫」一度被認為是一個阿拉伯問題而非巴勒斯坦問題。您認為是什麼驅動了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它有哪些不同階段和對應特點？

巴希爾：如果不討論具體細節與細微差別，「浩劫」其實依舊是一個阿拉伯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早期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就是建基在阿拉伯主義內部的。我認為理解巴勒斯坦問題不能孤立於更大的語境，無論「後浩劫」時期，還是更早期的階段。追溯不同階段時我們需要非常小心，就我們的研究而言，早期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和巴勒斯坦非常有機地融入了更大的敘利亞地區和更大的阿拉伯語境。這是為什麼很長一段時間裡，巴勒斯坦政治被嵌入這些意識形態來理解，巴勒斯坦被認為是納賽爾主義（Nasserism，五六十年代中東地區重要的政治思潮，源於當時的埃及最高統治者納賽爾，主要指阿拉伯化的民族民主主義）的一部分，和不同版本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緊密交織。這也是為什麼，對於我們的鄰國，巴勒斯坦問題除了是一個難民問題，也是一個能見度的問題。巴勒斯坦是我們政治和民族主義的核心構成。但出於自己的政治和本地利益，巴勒斯坦問題被其他阿拉伯政權濫用。這不是唯一的故事。

1948年，巴勒斯坦人離開自己的家園，成為難民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轉折點發生在1960年代晚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活躍對於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極為重要，巴勒斯坦人從此開始有了地址、有了名人、有了領袖、有了合法的排他性統治。巴勒斯坦人將更多重心放在自身事務而非國際事務。這並不是說阿拉伯主義從此與巴勒斯坦無關。巴勒斯坦人仍然認為他們與國際與區域事務相關，但在1967年「六日戰爭」失敗後，阿拉伯主義不再有之前的重要影響。「六日戰爭」後最大的轉折點是哈馬斯的崛起與伊斯蘭政黨的出現，它們代表著新的政治參與者和新的話語。

我文章中提到的民族主義新階段覆蓋過去20年。過去20年發生的事，我認為很大程度來自以色列的貪婪與殖民擴張。巴勒斯坦人正處在必須面對匪夷所思的妥協的轉折點：兩國方案意味著接受90年代的邊界（指1993年以色列總理拉賓與巴解領袖阿拉法特達成的《奧斯陸協議》），但這只是巴勒斯坦歷史領土的22%。由於以色列殖民擴張與佔領的壓力，人們開始質問和重新考慮整套根據邊界分治的方案。兩國方案的框架實際上失敗了，它並沒有走向一個使巴勒斯坦人實現基本國家主權的方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正目睹一些深刻的暗流湧動。由於以色列已經通過定居殖民清空了國家框架的任何嚴肅意義，由於以色列的控制、殖民主義、種族隔離所支配的民族現實，人們開始嘗試在 1990 年代狹窄的國家框架之外思考巴勒斯坦問題和巴勒斯坦人的權利。這是否會生產出一個大多數巴勒斯坦人接受的全面的民族政治項目，我們不得而知，但一些事情無疑正在發生。

我認為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在過去20年進入了所謂主導範式（dominant paradigm）的階段。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領袖接受的傳統框架，即巴以分治的兩國方案，正在逐步破產。因此，人們需要替代性的新話語進入和理解歷史現實與當下這場衝突，因為巴勒斯坦的問題顯然不始於90年代。巴勒斯坦的問題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後期與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浩劫」（1948年）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起點，它仍在持續、從未停止，它不是一個曾經產生傷害、可以就此跨過去的事件，它是一個過程，一個不斷與今天遭遇的過程。

澎湃新聞：你想像中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位置是什麼樣的？

巴希爾：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奠基人大多與猶太人有關，他們對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定義有非常直接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主義，而猶太人在其中可以找到位置。這種民族主義將猶太人也定義為巴勒斯坦人。在今天我們很難想像這種觀點。但我們提出的新語法也必然將猶太人置於巴勒斯坦的立場，將猶太人視為巴勒斯坦內部的一分子。

猶太人故事中最有趣的一點是，猶太人是通過大屠殺「進入」二戰的。二戰結束後，猶太人有許多成為猶太人的方式。但一個悲劇的、令人警醒的發展是，在以色列內部，成為一個猶太人的開放性被急遽壓縮了。現在，成為猶太人很大程度上和部落主義、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但以色列建國前，很多猶太人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是不同國際話語的先驅。今天這些知識分子在哪裡？我很想見見他們。但他們在哪兒？有些人會提到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巴特勒（Judith Butler），但我不打算談論個人，我想談論的是話語空間。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發展。

比起巴勒斯坦認可猶太大屠殺敘事，以色列認可「浩劫」敘事的動力可能顯得不足。但有兩點值得注意。對以色列而言，從政治角度來說，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動力。錫安主義有不同的闡釋，但歸根究底，錫安主義是一個承諾，它的主張是正常化（normalization）。他們想要猶太人的權利正常化。他們想要承認，猶太人不是基督徒與反猶主義描述中瘋狂、孱弱、邪惡的二等公民。錫安主義曾經充滿苦難。但現在以色列政府繼續向其他族群施加這套苦難，不是嗎？如果我們想幹涉正在成型的現實、想證明它們不可持續，那巴勒斯坦人就不應當繼續坐著當少數群體。

另一件事關於正當性。巴勒斯坦人遭遇錫安主義時，我們幾乎每次都被殘酷地打敗。但在巴勒斯坦人眼中，只有當以色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共存時，這片土地上猶太人的存在才具有正當性。沒有其他的出路。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著名以色列小說家，曾獲2017年布克獎）說以色列變成了一個堡壘，但還不是一個家，他們在那裡並不自在；即使他們感覺像在家一般，這種家的感覺很容易地就被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憶打斷，被身邊的阿拉伯語打斷，被阿拉伯人的存在打斷。

所以對於以色列猶太人來說，認可「浩劫」敘事，並讓其融入猶太大屠殺敘事是兌現錫安主義的承諾、找到作為錫安主義基石的「正常化」與「正當性」的唯一方式。這是使以色列猶太人的系統在巴勒斯坦正常化並擁有正當性的唯一方式。我看不到其他出路。

經濟一體化的幻想會阻撓巴勒斯坦人要求的集體政治權利

澎湃新聞：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在5月18日發起了總罷工來抗議以色列近期行動，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民也加入了這場罷工。在我們與桑德教授（特拉維夫大學歷史系教授，《被發明的猶太人》一書作者）的訪談中，生活在以色列的他，提到過去幾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反抗是相比起以前而言，這一次危機真正新的東西，因為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這些年間經濟地位一直在提升。您怎麼看？

巴希爾：這場罷工重要甚至某種程度上史無前例，是因為它是全國性的也是成功的。全國性和成功指的是，絕大多數巴勒斯坦歷史領土上（1948年和1967年）的巴勒斯坦人都參與了這場罷工，它覆蓋巴勒斯坦所有地點。這是對集體意志的展示，一種「我們」的感覺浮現出來並且同時行動。人們不應放大這次罷工的效應，但它的確是一次值得矚目的大眾抗議和集體行動。

那塔尼亞胡領導下的以色列政府一直在鼓吹所謂「經濟和平」，從而將巴勒斯坦問題和巴勒斯坦人民為自由與正義所做的抗爭去政治化。「經濟和平」的信念建立在實現經濟增長和提高生活水平能夠解決巴勒斯坦問題這一假設之上，更不用說以色列想通過「經濟和平」 創造與提倡的經濟，嚴重依賴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的國民經濟。很明顯這是一種控制、支配與去政治化的殖民策略。巴勒斯坦事業主要關於解放與政治權利，這其中最核心的是回歸權（right of return）與民族自決權（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內塔尼亞胡政府針對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採用的經濟融合或經濟公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與 「經濟和平」屬於同一邏輯。提供給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的這些機會是基於個人而非群體。雖然以色列在推動經濟融合（準確的說，並非所有經濟領域，僅僅是為以色列及其市場增長而服務的領域），但與此同時它也在限制和約束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權利。《基本法：以色列是猶太民族的民族國家》（Basic Law: Israel as the 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又稱《猶太民族國家法》，以色列議會於2018年立法通過）就大膽地昭示了這一政策。這部法律將「猶太人至上」制度化，認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憲法上更次等的公民。這就是為什麼，如果經濟公民身份和經濟融合不是以平等、包容和平等公民權為前提、旨在重新定義以色列和去殖民化以色列的政治項目的一部分，它們就是充滿問題的。

我們需要重新丈量與描繪以色列。以色列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但壓倒性的現實是，以色列在本質上不能被視為民主國家，雖然在程序上它有最低限度的民主特徵。

澎湃新聞：能否具體談談以色列如何利用「經濟和平」的話語？

巴希爾：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中東地區少數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社群。這是由于越來越多人進入大學，也由於以色列經濟的發展需要更多勞工，包括醫生和工程師之類的高級勞工。但整套經濟和平或經濟公民身份的話語完全沒有意義。因為以色列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猶太人國家，融合的邊界是很有限度的。

這些巴勒斯坦人的經濟融入是由於勞動力短缺。 如果你是猶太人，你會享有全套特權和權利； 如果你不是猶太人，你可以儘量建設與融入，但會面臨嚴格的融入限制。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並不認為自己是享有政治和民族權利的原住民。 因此，他們的主張顯然包括挑戰猶太人特權與種族至上主義。

經濟當然是任何國家和政治共同體存在的核心維度，但巴勒斯坦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試圖通過經濟和平、發展戰略和增長來思考問題，不會為巴勒斯坦問題提供答案。這是一種有缺陷的殖民眼光。巴勒斯坦人問題的核心是逃難、返鄉和自決。經濟公民身份和經濟一體化的幻想可能會阻撓我們要求集體的政治權利。 這是非常誤導性的。

澎湃新聞：回歸權無疑是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之一，但在實務層面，尤其當涉及到財產權和具體的以色列定居者時，它又充滿了爭議。

巴希爾：回歸權是巴勒斯坦難民不可分割的個人權利，無論他們身在祖國、難民營、鄰國或海外（事實上，許多巴勒斯坦難民也生活在以色列國內，只不過1948年以後他們被置換到其他村鎮，從不獲準回到自己的村莊）。毫無疑問，在現實層面執行回歸權非常複雜，這也被1948年以後不同類型的劇烈變化所影響。但這一原則仍然非常重要。回歸權需要基於補償、道歉和其他修複式正義的組成部分被承認、尊重和執行。任何嚴肅而有意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歷史和解和去殖民化，將取決於以色列是否接受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權，接受巴勒斯坦浩劫曾造成的和仍在繼續的後果。

澎湃新聞：您認為以色列主流左翼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可能扮演什麼角色嗎？

巴希爾：我願意討論兩國方案，但並不贊成內塔尼亞胡提出的兩國方案。原則上我對這個解決方案沒有意見。但在主流左翼錫安主義者的語境中，兩國方案只是一種試圖妥協和浪漫化的逃避形式。這些受尊重的左翼知識分子，在客廳中吃著午餐，為失去的60年代、70年代哭泣，為他們失去的無辜、失去的那段基布茲（kibbutz）和社會主義的好日子而哭泣。

澎湃新聞：巴勒斯坦領導層的分裂已經持續了 15 年多，最近西岸的選舉也再次推遲。某種程度上，可能正是由於統治權的分散，有助於美國和以色列維持目前的巴勒斯坦局勢。 一方面，在法塔赫的領導下，以色列行使控制似乎更容易，因為他們存在一些共同的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通過混淆巴勒斯坦人的抗議與哈馬斯在加沙的行動，以色列支持者在國際舞臺上成功地製造伊斯蘭恐懼症、進而抹黑巴勒斯坦人的抗議。普通巴勒斯坦人對法塔赫和哈馬斯的看法如何？

巴希爾：一個功能失調、分裂和缺乏合法性的巴勒斯坦政治體系對巴勒斯坦事業來說是災難性的。哈馬斯只代表政治上多元而富異質性的巴勒斯坦社會的一部分；此外，哈馬斯和法塔赫並非巴勒斯坦豐富政治舞臺的全部。事實上，在年輕一代巴勒斯坦人中，對法塔赫、哈馬斯以及其他政治派別持批評態度的人群佔了重要部分。這部分年輕人對傳統的巴勒斯坦政黨和派別日漸沮喪和缺乏信心。最近一波大眾抗議和抵制浪潮中，最有趣的事之一是它是自下而上的，並且超越了傳統的政治派別和政黨。年輕一代（浩劫倖存者的第 3 代和第 4 代）中，很多人的政治話語和政治想像不受傳統政治語言支配，反而調和了法塔赫、哈馬斯和其他傳統派系。一部分人甚至動員人們反對這些派別和它們的腐敗。

我顯然不是在暗示法塔赫和哈馬斯在巴勒斯坦政治舞臺上不活躍。 他們仍然強大而有影響力。 但如果他們不走向團結，不通過自由和民主的選舉恢復合法性並改革「巴解」組織，他們很可能會在年輕一代的某些人群中失去越來越多的支持和相關性。

作為人類最後的殖民問題之一，巴勒斯坦問題正重獲全球重要性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估B.D.S（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運動的效果和對以色列的實質影響？有什麼是關心巴以問題的海外巴勒斯坦人與國際社會可以做的？

巴希爾：全球聲援巴勒斯坦的場景實際上比過去複雜得多也豐富得多，B.D.S 運動顯然發揮了許多重要作用。 巴勒斯坦人有利用國際同情和聯結的悠久歷史。過去的一些團結已經消亡或過時，但我認為最近聲援巴勒斯坦的事件廣泛利用了民間社會的地方網絡。比如說，英國的巴勒斯坦聲援活動從我還是學生時就非常活躍。這些機構網絡、「巴解」所做的外交工作、我們看到的一些圖書，都對我們見證的全球團結作出了巨大貢獻。

巴勒斯坦問題在阿拉伯世界獲得許多同情，更不用說穆斯林社區，更不用說在全球南方的問題上關心人權、正義和自由的人。這也是為什麼，發生在美國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是極其重要的政治運動。

B.D.S有其局限性也面臨著許多內部批評，我認為需要有更多嚴肅的對話，討論如何將B.D.S的聯盟擴展到全球，也包括以色列。這是個層次複雜的網絡，無論清晰與否，已知還是未知，這個網絡談論的應當是同情和團結。

澎湃新聞：最近很多分析認為「黑命攸關」改變了美國的主流媒體和政界認識巴以問題的視角。過去幾十年，美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軍火供應商和輿論陣地，川普擔任總統時期，美國政府甚至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但2020年的「黑命攸關」運動，實際上促使美國社會以及其他受美國輿論輻射的地區，重新清算種族歧視、重新反思弱勢族群被系統性剝奪話語的處境，進而檢討美國的以色列政策。過去這一個月不僅國際上諸多城市出現聲援巴勒斯坦的遊行，主流媒體也明顯採取了更同情的口吻，「種族隔離」也不再是媒體的禁忌詞彙。您怎麼看待美國的這些變化與它對巴勒斯坦的影響？

巴希爾：一涉及遊說，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就極為悲慘，因為美國政府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極為仇視巴勒斯坦人的權利。重新思考美國在巴以問題的權威極為重要，美國顯然沒有扮演一個誠實的經紀人，他們似乎更多在充當以色列的律師和說客。我並非要浪漫化中國或者中國體制，但中國和其他國際成員在推動巴勒斯坦議題國際化、向以色列施壓、促成解決方案中至關重要。

美國的這些轉變很受歡迎。我認為美國眼下發生的是一個漸進的變化，它與過去數代人的校園運動密切相關，包括近年的B.D.S.運動，也包括早期美國校園運動的遺產。

另一件事與美國的主流政治有關。比如說，要理解前任總統川普，我們需要理解50年前出版的關於卡特總統的書。我認為拜登時代的情況更糟，早前的法案（註：5月中旬，拜登政府批准出售7.35億軍火給以色列）令人警惕，這說明美國的現實主義依然沒把巴勒斯坦人當回事。但與此同時，美國社會也有一些進步力量正日漸意識到美國在巴以問題的雙重標準與盲目偏袒。美國猶太人中也有對以色列的政治歧視和種族至上持批評與警惕態度的。當然，美國猶太人也是複雜多樣的，但這些聲音逐漸浮現非常重要。

我認為所有這些共同促成了一種漸進的改變，它不只體現在自由派當中，也表現在少數大膽地將巴勒斯坦議題引入選舉並對美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中。在某些選區，支持巴勒斯坦是競選人的加分項而非負擔。在美國選民中備受尊重的猶太政治家桑德斯前些天就對拜登的軍售草案對提出了重要批評。他也許不是表達最大膽的，但無疑是進步陣營中極為重要的聲音。

我認為這是一些充滿希望的變化的開端。它們既反映在校園政治，也反映在公眾輿論中。僅僅5年前，甚至2年前，這些事都難以想像。這不是突然發生的變化，這是一個緩慢而長期、由不同動力不同同盟推進的變化。

澎湃新聞：中國的情況可能更為複雜。儘管官方一直對巴勒斯坦表示支持，但在民間，由於伊斯蘭恐懼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去十幾年的大眾輿論其實由親巴勒斯坦顯著地轉向親以色列。另一個很小的分支是由於西方主流媒體近年的轉變，一小部分以西方媒體為信息媒介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對以色列開始變得更批判。我不知道中國的情況是否有普遍性，其他曾經的同盟國家也有是否類似變化。

巴希爾：老實地說，我對中國歷史不是非常熟悉，但我可以從元視角（meta perspective）提供一些觀察，那就是巴勒斯坦正在或者已經在許多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失去它的重要性。巴勒斯坦曾經團結了反帝國主義、反美、反資本主義的人群的同情。 巴勒斯坦人曾經在文化上、概念上、智識上都屬於這些場景。巴勒斯坦曾經作為一個關於正義與自由的全球議題被人看到。但時代的語境發生了變化，巴勒斯坦的機構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因為巴勒斯坦人也從曾經引以為豪的以自由、解放、正義為中心的革命話語轉向好像所有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巴解組織的衰落、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幹擾與削弱，也意味著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一些重要的能量、相關性和可見度來有效傳遞巴勒斯坦話語與巴勒斯坦敘事。

我認為印度的狀況和中國很相似。印度曾經是前英國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國家中重要的指標。一部分變化和國際政治轉向兩極化（polarization）有關，我們重新回到了這樣的時代。

最後一個因素關於政治經濟。雖然我無意假裝中國專家，但一個我能想到的適用於中國與印度的轉變的合理解釋就是，以色列擁有強大的通過現代經濟遊說的能力，以色列在透過其安全技術與軍事技術做交易。

但我認為以色列已經開始失去時間。作為正義、自由、反殖民的指標，巴勒斯坦的問題正在全球範圍內重獲重要性，這些變化正在巴勒斯坦圈子內外發生。我很高興你提到少量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中國人也開始在這個問題上變得更批判。

我甚至不喜歡「親巴」（pro-Palestinian）這個詞。這不是支持誰的問題，這關於人權、關於平等、關於自由，關於在一個正義的社會裡擁有這些價值。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以色列猶太人也反對佔領。並非這些以色列猶太人選擇「親巴勒斯坦」，而是因為存在著扭曲的基於種族至上與種族隔離的殖民現實。它徹頭徹尾地不公正，它違背人權和價值觀中的每一條原則。如果你贊成包容、平等、自決，你就應該將它納入經濟體制。

我認為這解釋了巴勒斯坦解放問題為什麼是一項非常容易倡導的事業。人們說這很複雜。不，它一點不複雜。我認為人類生存中的事情很複雜，但說人類生存複雜，和暗示巴以問題是因為存在平等的兩方而變複雜是有顯著區別的。那是無稽之談。的確存在兩方，只是一方是殖民者，另一方是被殖民者。這其中當然存在複雜性與不同層次；但歸根結底，巴勒斯坦問題是人類最後剩下的殖民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在持續地流血和呼喚正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巴勒斯坦人可以真正促成全球團結。

（張家樂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伍勤

校對：丁曉